听·见 | 女儿，爸爸找了你17年，何时吃上我做的棉花糖

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谷朝明　实习生　李雨桐　孙雅婷

9月18日,人贩子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一审宣判,余华英被判处死刑。但这个消息,并没有让陈生梨产生一点点宽慰。2006年,他3岁的女儿在昆明失踪,17年的寻子路,艰辛令人难以想象:换了3辆车,光是油费就要100万元。更煎熬的是,即使再含糊、再微小的线索,也被他当成最大的希望,但每次又都成为失望……

“孩子丢了,心里乱糟糟的,尝试过在工厂打工,心也沉不下来。只有在外面找孩子,心里才会好受些……”白天开车四处打听孩子的消息,晚上就睡在面包车上,卖棉花糖成为陈生梨寻女儿的经济来源。

寻亲家庭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本期《听·见》,我们视频连线远在贵阳的“棉花糖爸爸”陈生梨,听他讲述寻亲路上鲜为人知的困难和坚持。

陈杨梅是女儿的名字,也是陈生梨全力寻找的“最单纯的亲情”。

我的女儿叫“陈杨梅”

我叫陈生梨,1979年出生在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的一个农村。我的女儿陈杨梅是3岁时走丢的,如今已经过了17年,我也找了她17年。

前几天拐卖11名儿童的人贩子余华英在贵州被判处死刑。对人贩子必须“零容忍”,但是我认为再严厉的处罚,都难以抚平人贩子给无数个家庭带来的伤害。

7月14日,那天余英华拐卖儿童案在贵阳市中院开庭,法院门口站满了和我一样寻找孩子的父母。寻亲成功的杨妞花(被余华英拐卖者之一)庭审结束后出来就说:“余华英没承认,她不承认偷了11个孩子,都是查出来的。”杨妞花还告诉我,庭审期间她当场给法官下跪,希望一定要严判,判她死刑,任何谅解都不可以接受。听到这,我心里好难过,控制不住放声大哭,当时我的心里好痛,我恨,我恨极了人贩子,恨他们为什么不忏悔自己的罪过。

我女儿走失是17年前的事了,我清楚地记着那个伤心的日期——2006年10月19日。

那时我刚带着妻子和孩子到昆明,还不到一个月,想找个工作打工养家。因为一时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便带着音箱,到昆明市官渡区新南站广场唱歌,赚点零花钱。杨梅围着我转,我有的时候顾不上她,就让她去找妈妈。半个小时后,她妈妈过来找,我对她妈妈说:“我让她去找你了呀。”

孩子丢了,我在广场四处奔跑着找,却没发现我们家杨梅的踪影。我当时瘫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杨梅是2003年5月25日出生的,当时我在浙江余姚打工,余姚的杨梅甜甜的,很好吃,我又没有什么文化,女儿的名字就是这样取的。

女儿很可爱,圆脸、大眼睛、双眼皮,眼睫毛很长,右边太阳穴头发下有一颗小黑痣。女儿丢失前的一周,我刚带着她拍了一张照片。

我们平时也不怎么拍照,没想到那次拍照成了寻找女儿的影像。当时也没太多办法,我就拿着照片去打印店,人家问我,要打印黑白的还是彩色的?我丝毫没犹豫,打印了上千张彩色的寻人启事。当时彩色打印两块钱一张,对我们来讲,挺贵的。

亲生骨肉怎能放弃

杨梅失踪的前几年里,我除了找孩子,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也尝试过在工厂打工,但心里总是乱糟糟的,难免出差错,只有在外面找孩子,心里才好受一些。这17年我一直在路上,除了新疆和西藏,几乎找遍了全国。

17年,我换了三辆车。刚开始我买了一辆二手轿车,花了几万块钱,开了几年就坏了。后来又贷了5万块钱买了一辆面包车,觉得买面包车宽敞一点,能睡觉又可以拉点东西。面包车上被我贴上了寻亲的条幅,白天我开车四处打听孩子的消息,晚上就睡在车上。开了八九年,这辆车也坏了,前年我又贷款换了一辆新车,现在跑了5万多公里了。算起来,这些年我跑坏了两辆车,行程总计有100万公里了,光算油费也要100多万了。这17年我没怎么回过家,这样最少心里面能好受一点。

即使省去了车费、住宿费,但生活开支仍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我看到很多小朋友喜欢吃棉花糖,便学着做棉花糖。我总是把摊位摆在广场、公园、学校门口,盼望着人群里会有女儿的身影。有时候我在想,很多小朋友吃过我做的棉花糖,可是我的女儿杨梅没有吃过,未来让杨梅也尝尝我亲手做的棉花糖。其实卖棉花糖也仅仅维持我的路费和油费开支,寻亲路上我就凑合着吃口饭,也不在乎什么生活条件,为了找到杨梅,一切都值得了。

我认识不少寻亲家长,很多人丢了小孩短时间内走不出来,但是像我一样坚持到17年的真不多。在我心里,不管哪一个孩子,也不论男孩女孩,都是特别重要的。有好多人家里女孩子生多了就不要了,送给别人了。但是杨梅是我的亲生骨肉,我不能放弃。有时候我就在想,我要是放弃了,杨梅就觉得是父母不要她了,就不会主动站出来找家。我想让那些找不到亲人的女孩看见,有个爸爸一直在找女儿,她们就都会站出来找家。

我不在乎自己的尊严

寻子家庭是个特殊的群体,流量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只有曝光多了,才有可能让“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孩子”主动站出来找我们。所以,哪里有流量,我们就会去蹭,不在乎别人的异样眼光,也不在乎任何尊严,不去想成功的几率到底有多大。

今年夏天贵州“村超”很火,人特别多,我就想着去那里找找孩子,开了直播。足球场里,我穿着寻子服,手举着寻子牌,因为流量大,获得了很多关注。但是不仅球场里的工作人员撵我,一些人还说我找孩子是假的,是靠直播挣钱,还有一些人说我开着车到处骗,说我开直播在那里打PK。实际上在直播间,是有人刷小红心的,但是一旦有人刷贵重的礼物,我就直接说“不要刷,我的目的就是扩大影响,让更多人知道”。

别人直播的目的我不知道,对我而言就是“最单纯地想找到孩子”。如果算一下,我在贵州直播时,在抖音上的收入也就400块钱左右,现在我很少直播了。

我们找孩子,一般人是很理解和支持的,但也有一些人很不欢迎我们。今年七八月份,我们寻亲小队一起到了福建,在街边摆了很多宣传页,当地不让我们摆,我想我们找孩子也不犯法呀,不能没有收获就走啊。我记得那天太阳很大,地上很烫,但为了找孩子,我跪下了,后来才发现膝盖被石头全部烫破皮了。

说到孩子,做梦的时候我经常会哭醒,我梦到杨梅身上的衣服很脏、头发很乱。醒来后我就想,我的杨梅现在长成什么样子了?有的时候看到杨梅的弟弟妹妹们拿着奖状回家,告诉我上大学还获得了奖学金,我就仿佛看到了杨梅。很多人说我常年在路上,忽视了家庭。正相反,虽然我的陪伴有限,但是我和家人之间的亲情并没有受到影响。农村的教学质量相对低,我就把孩子带到县城的中学接受更好的教育。不管是砸锅卖铁,我都要尽力提供给他们最好的教育。

在路上17年了,最幸福的路还是回家的路。我想说,坚持就是最后的赢家。在梦里我无数次看到和杨梅一起回家的画面。现在,我要开着我的寻亲车,再次出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