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丨试管造娃，渐入医保？

半岛全媒体记者 高芳 穆伟东 齐娟

       这是生命的奇迹，是传承，也承载着无数人的希望——

1978年7月25日23时47分，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在英国出生；1988年3月10日8时56分，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中国第一个试管婴儿在北京第三临床医学院诞生……时光匆匆，当年的婴儿如今都已为人母，正看着自己的孩子逐渐长大，成人，又开始繁衍后代……生命孕育出完美的循环，试管婴儿技术也进入了第三代。

2023年11月，广西将“取卵术”等部分治疗性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已有北京、广西两地将试管婴儿纳入医保”等消息很快冲上了热搜。

近日，青岛市印发关于《青岛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时方案》的通知，明确提出：“鼓励区（市）对确需实施辅助生殖技术家庭予以补助。”

有专家预测，未来将会有更多地市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报销范畴，为有生育需求的家庭提供更多的保障和支持，这一举措是对国家积极生育政策的落实和支持，减轻了相关家庭的经济负担，也有助于推动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根据中国人口协会、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21年数据显示，我国不孕不育率已达12％～18%，平均每6对夫妻中就有1对不孕不育。“试管婴儿”逐渐成为辅助生殖中的主流方式，我国每年约有30万名试管婴儿诞生。但是，很多尝试“试管婴儿”的家庭还承担着不小的心理压力与社会压力。消除认知误区，让更多试管婴儿家庭被看见、被关心，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这是我最后的出路

12月8日，宁夏路一家三甲医院生殖中心的候诊室里，33岁的林静拿着一张刚打印出来的B超单仔细端详，从上面的医学影像能清晰地看到一个婴孩的轮廓，图像下方的数据显示：符合12周1天，头臀长5.4cm……林静的脸上流露出抑制不住的开心，两年的奔波，终于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家住即墨的林静已是一个9岁女孩的妈妈，早在2015年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她和丈夫就商量着再要一个孩子。3年前，母亲住院，林静的弟弟在外地工作，她只能辞掉工作回家专心照顾母亲，“再要个孩子”的想法愈加强烈。

那段时间，林静忙得像个陀螺，医院、家两点一线，在病房里耳濡目染的都是“一个孩子，将来谁来养老”的讨论。

母亲身体好转后，林静索性没找工作，正式把要二孩的计划付诸实施。她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已经有过生育经历，再次怀孕也不是什么问题。但大半年过去，自然受孕未见动静，她到医院查体才发现——输卵管堵塞严重。“如果想要孩子的话，估计只能做试管婴儿了。”医生这样告诉林静。

经过一次“家庭会议”的讨论，夫妻俩决定尝试试管婴儿。其实，彼时林静的内心满是忐忑，“看网上有人分享自己做试管婴儿的经历，要打很多支针，感觉很恐怖。”

在村里亲戚的介绍下，林静和丈夫来到生殖中心，经过输卵管造影评估后，开启了一场试管婴儿的生命缔造之旅。

实验室培养试管婴儿胚胎

第一步是打促排卵针，每天两支，由医生开出后带回家，“屁股针找附近诊所注射一支，腹部一支自己打。给自己扎针的感觉还挺奇怪。”林静如是道，之后便是静静地等待卵泡成熟，隔一两天到生殖中心检查卵泡长势。

“这期间，不得不说多亏了一个好队友。”每次做检查时，丈夫开车从即墨一大早把林静送到医院门口再去市内上班，“单程整整40公里。”做完检查，林静再坐地铁或自己打车回即墨，“有一次，坐在我旁边的一个病友是胶南的，每次来医院开车是45公里，她开玩笑说比我多了5公里。”

终于等到卵泡成熟，医生从林静的卵巢中取出了8个卵泡，结合丈夫的精子，分别培养成了4个囊胚和4个细胞胎，“医生说，培养3天的叫细胞胎，培养5天的叫囊胚，移植囊胚成功率会更高一些。”随着一个囊胚植入子宫，林静的第一次试管受孕告一段落。

“可简单了，一点也不疼。”走完一圈流程，林静发现做试管婴儿并没有别人说的那么痛苦。

也许因为太过放松，受孕后的林静没太当回事，像往常一样买菜做饭干着家务，没想到孕期两个月时，流产了。休养几个月后，林静又做了一次试管婴儿，用的是上次存在医院的冻囊胚。整整3个月，她可以说是啥事不做，安心备孕。

这回，林静收到了报告胎儿平安的B超单，全家人都期盼着这个小生命的到来。“我和女儿属马，对象属虎，小宝出生属龙。本来我们打算要一个属虎的宝宝，因为我对象属虎，脾气很好，家里基本什么事都依着我……”目前为止，林静做试管婴儿已经花了6万多元，但价值“千金”的孩子对一家人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生下来是一样的。”

与林静同在诊室检查的李影，也迎来了“好孕”——怀孕已经6周。

林静（化名）展示试管婴儿的B超

35岁的李影是第一次迎接一个小生命的到来，晚婚晚育的她是博士毕业，“一直忙着学业，工作时一晃就30岁了，等工作稳定了两年，才张罗着找结婚对象。”

2020年结婚后，李影就把怀孕生子提上日程，却一直没有动静，去医院检查才发现不孕的原因是输卵管堵塞，“去年吃了半年中药，本来打算保守治疗，但是没有什么效果。”李影把试管婴儿比作是自己“最后的出路”。

好在做试管婴儿的生殖中心离家比较近，步行十分钟就能到。早7点排队做检查，等赶到单位基本是10点多，不会太耽误工作。单位9点上班，每次请假，她只说“会晚到一会儿”。

李影一共取了12个卵泡，有10个可用，其中8个优质，冻了4个囊胚，“取卵时做了麻醉，睡一觉就取完了。”为了增加成活率，李影本来想植入两个囊胚，“但是医生觉得我有点瘦，怕我承受不住，所以建议只植入一个囊胚。”

做植入时，李影听医生介绍，有2017年的冻囊胚现在取出来植入并且成功怀孕的病例，“感觉好神奇，现代医学技术真的很先进。”

实验室时差培养系统

对“怀孕”这件人生大事，博士毕业的李影拿出了一贯严谨的学风，每次做检查前，她都会先在网上查资料，看自己现阶段的某些状况应该如何应对。等到了诊室，发现网上查的和医生说的治疗方案能对起来，她才会放下心来。

第一次做母亲，特别还是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受孕，李影没有林静那么淡定，“将来会在孩子16岁或者18岁成人礼时，将这个秘密郑重地告诉他/她。”李影表示，这个“秘密”她和丈夫不会“广而告之”，目前只有父母知道她在做试管婴儿。“冷冻胚胎每年需要交1200多元的保管费，如果过两年还考虑再要一个的话，可以‘以防万一’。”

最好的状态是忽略它

从早上7点半开始接诊，主治医师郑烨马不停蹄，一上午连口水都没喝。从医15年，她在一间问诊室的房间里，与众多求子的家庭萍水相逢，陪他们走过一程又一程漫漫求子路，直到目送他们携子回家。

“每个病人都是一个故事，有的是美丽的，有的是冗长的、曲折的。”郑烨说。

郑烨

“有时候在网上看到一些做试管婴儿的故事分享，有人把做试管婴儿的过程描述得很有‘壮志未酬’的壮烈感，”对这样的故事她总是一笑而过，“有点夸张了。”

1978年7月25日，全球首个试管婴儿在英国诞生，“现在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都已经非常成熟了，能够实现优生。试管婴儿现在也是很普遍的一种助孕手段。”郑烨说，“不是每个做试管婴儿的人都需要几百支针剂和手心里的一把药，那只是极个别的病例，有点过度‘魔化’试管婴儿技术。”

“治疗不孕，有时候需要和调理身体其他部位的疾病同时进行，所以用药也是‘千人千方’。比如，有的人不孕是因为免疫力有问题，怀孕前先调节免疫力。吃药、打点滴，每次光免疫力的药就要吃五六粒，放在手心上可不得满满一堆。” 郑烨有点无奈地解释道。

让郑烨印象深刻的，是一个从东营来求诊的患者。2016年，她曾经在郑烨所在医院取卵，冷冻了几个胚胎，“取了三次卵，做了两次移植，都没有怀上，她就开始怀疑并且质疑我的医术，随后转院了。”2022年，她又找到了郑烨。

原来这6年里，她一直辗转各地求“好孕”，去过潍坊、济南、北京、河北等地，但都没成功。“她村里有人在我这做试管婴儿成功了，所以她又回来找我，来的时候已经很灰心了。检查完后，我发现她这几年到处‘做试管’，卵巢情况已经很差了，而且她已经39岁了，取卵非常困难。”

幸运的是，这个患者2016年的冷冻胚胎还有一个留在医院，“做植入前，我把免疫、宫腔……能查的全查了，排除了一切不利因素。”郑烨坦言自己当时也没有十足把握，知道胚胎成活概率很低，但还是鼓励患者：“什么事都有奇迹。”

全力以赴之后，迎来一个圆满的结局——“郑医生，我生下了一个儿子。”没有什么比接到这样的短信更让郑烨感到高兴了。

手术室外可以折纸缓解压力

求子的人群中不只有大龄女性。郑烨接诊过一个烟台来的姑娘，“那时她只有26岁，卵巢早衰情况非常严重。”郑烨了解到这姑娘做过3次卵巢手术，上初中时有一次突然腹痛，到医院检查两侧卵巢都有10厘米的囊肿，做了一次切除手术；上大学时复发，又做了一次卵巢囊肿切除；24岁结婚后不久，再次发现囊肿，切了第三次。

“3次手术后，卵巢基本切没了，剥除囊肿的过程对卵巢损伤太严重了。”最让郑烨遗憾的是，“医生明知道她前面已经做过两次切除手术了，患者已婚未孕的情况下，应该采取保守治疗，比如先用穿刺的方式，把囊肿内的积液去除，保证生育条件，等生育后再治疗卵巢上的问题。”

“来做试管婴儿的女性，承担的压力太重，她们都很脆弱。”细心的郑烨注意到，比治疗躯体更重要的，是求子人群的心理健康。

很多求子的女性往郑烨桌前一坐，第一句话就是：“大夫，我走不下去了，太痛苦了。”作为医生，郑烨明白，身体其他部位的疾病，患者情绪、心理压力等，都可能影响受孕，“我经常跟求医的人说：忽略它就是最好的状态。”

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数人历经千辛万苦都想要一个孩子，可见生育这事对于中国家庭的重要性。可是，孕育的过程需要女人来承担，但在生育这件事上并不是男女平等的，女性承担了太多的压力，“一年里门诊上总能遇到几个情绪崩溃的病人，不是简单的大哭，而是尖叫……”郑烨有点无力道。

郑烨刚入职那会儿，手术室外面就是患者取卵后的休息室，“有一次，有个病人一次取卵比较多，疼痛加委屈，坐在那里就哭了。”休息室与外面的走廊就隔了一道门，郑烨能听见患者的婆婆在走廊里发泄着自己的不满，把儿媳妇说成是“不下蛋的母鸡”。郑烨很清楚，患者自身是没有问题的，不孕是因为她丈夫重度弱精，但是为了维护男人的面子，女人一直说是自己的问题。

“那会儿我还没有结婚生孩子，刚毕业一小姑娘，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就端着纸巾盒默默坐在她身边。”郑烨至今对那一幕记忆犹新。

“在怀孕这件事上，一个情绪稳定的队友太重要了。”郑烨有一个病例，患者移植过两三次没怀孕，每次来就诊都沉默着，丈夫则在一边喋喋不休地问：“医生，这个单子上的A、B是什么意思？这次卵泡好不好？”

连郑烨这个局外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到那种事无巨细关注下的压迫感，“她老公太能叨叨了，每次来就诊在我屋里就坐几分钟，我都快被他叨叨得头疼了，更别提跟他朝夕相处的人了。”

在得知怀孕又一次失败后，那个患者当场就哭了，跟郑烨慢慢吐露了一些家事，“两口子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丈夫一家三口每天围着她，像观察一只动物，什么时候来月经，吃什么，几点睡几点起，都有严格的控制。”郑烨这才明白，女人是因为太压抑，情绪紧张导致受孕困难，“这样的病例就不是医术能解决的了，这需要心理治疗。”

后来那丈夫来接妻子时，一见郑烨就问：“大夫，为什么又没怀孕？”郑烨很严肃地对他说：“这也是我要跟你讨论的问题……”

作为一名女性，郑烨对求子的女患者代入感更强，自带一层关爱的滤镜。每次问诊时，她会时刻观察她们的情绪，一些流产史等隐私，会引导对方自己说出来。如果对方支支吾吾，她会私下里再问问，病历上写的“不实”内容她会做个标记。

“走进这里，她们都是恐惧、害怕的，治疗的第一步，是给予她们支持。”郑烨说。

用比喻给出的答案

12月8日，与郑烨间隔一个诊室，主任医师汤秀明正在接诊。生殖中心1999年成立时，汤秀明就来了，今年是她在这里工作的第24个年头。“每个月的门诊量差不多是两千多，一周工作六天，一天接诊七八十个病号。”汤秀明细数着自己年复一年的工作量。

汤秀明

“接诊过特别棘手的一个病号是她患有子宫内膜癌。”汤秀明记得那个家住在西海岸的患者，因为癌症，子宫内膜被反复刮过，特别薄。

“内膜是胚胎的土地，土地太贫瘠了。”给这个病人治疗时，汤秀明的重点方向是让子宫长内膜。“一般人使用雌激素，但这种子宫内膜癌的患者，又不敢给她用大量雌激素。”汤秀明与妇科医生联手，经过一年多努力，终于接到了病人的报喜短信：“汤医生，我生了个儿子！”

患有疾病的求子人尚能用医术来解决，但常常让汤秀明感到“有心无力”的却是高龄女性。

“有一个病号，她来问诊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做体检时发现有子宫腺肌瘤，医生告诉她要做手术，一听手术她急了，大喊：我还没要孩子呢。”汤秀明见过很多想做试管婴儿的高龄女性，都存在一个误区：“她们觉得要孩子这件事很简单，只是我之前不想要而已。”

从接诊病例中，汤秀明很明显地看到——城市里一些高知女性对生育往往是比较无知的，“她们并不知道，高龄生育率是在显著下降的。反而在农村，女人都知道早早要孩子。”

汤秀明对一位高龄女患者印象深刻，“那天她来找我的时候，只有一个卵泡儿，非逼着我把这个卵取了。”要知道，检查显示有一个卵泡，但里面不一定有卵子。汤秀明用打比方的方式，试图跟对方说清楚这个道理：“你远远地看到有一幢房子，里面不一定有人住在里面。”

问诊病人加入群聊，获得更多无形的帮助

数据统计，38岁以上的女性，可能要16颗卵子才能得到一个染色体正常的胚胎，“况且取卵前是要做术前检查的。什么都没做，怎么能马上进行手术？”患者却不听汤秀明劝说，大喊着要去投诉：“我好不容易才有一颗卵子!”

“生育是复杂的，有些问题很难用一两句话跟患者解释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你为什么没怀孕。”从医多年，面对患者提出的“十万个为什么”，汤秀明也总结出自己的方法，多用比喻句跟患者解释一二：“你需要先调理内膜，这很重要。内膜就像土壤，种子撒在水泥地上，也长不出庄稼来啊”“胚胎质量好不好是看不出来的。比方说，我看着你模样挺好的，可我不知道你长没长病呀”……

“来问诊的，市区周边的人群能占到一半。”因为拥有试管婴儿技术资质的医院都集中在青岛市内，莱西、即墨、西海岸……近年来，高铁、动车、地铁等区域间交通工具越来越便捷，为市区周边的人群提供了方便的出行路径。

当然，也有不远万里来做试管婴儿的，“不光有山东省内的病号，还有很多外省的，比如东北、海南、江苏等地的，来我们医院做试管婴儿。”他们多数是亲朋好友介绍，迢迢路途见证了“想要一个孩子”的决绝。

汤秀明接诊过一对从东北来的夫妻，“为了陪妻子做试管婴儿，夫妻俩在医院附近租了个房子。他们也是普通家庭，积蓄并不多，丈夫平时就在周边打零工挣钱，在饭店里做些帮厨之类的活。”

孕育不易，与万千做试管婴儿的家庭朝夕相处，生殖中心的医护人员用爱心、细心与耐心表达着自己始终如一的人文关怀。

在汤秀明所在的生殖中心，一项名为“37℃关爱”的服务细节随处可见。比如为患者取卵前的冲洗盐水、宫腔镜膨宫液等会加温至37℃；在护士站，可以见到各种扫码进病友群的指示牌，“一见倾心”“夜针群”等，有疑问可以及时在群内获得医护人员解答；甚至在手术室外提供折纸材料，等候手术时可以折纸缓解压力。

当试管婴儿受孕成功并且满孕期12周之后，患者就要转去产科了，这是汤秀明最高兴的时刻，她会当场送上祝福：“毕业快乐！”而她也时常收到报喜短信和红皮鸡蛋、喜糖，这些都让汤秀明体会到自己工作的意义：“做生殖科医生是一件有福报的好事。如果能帮一个家庭要上个孩子，是锦上添花的事，很多人真的会心心念念你一辈子。”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林静、李影为化名）

链接

试管婴儿需求扩大

“辅助生殖技术中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就是俗称的试管婴儿。目前，我国辅助生殖技术发展非常迅速，能够提供的总体技术服务量和技术水平都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12月10日，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李豫峰院长介绍道。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我国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实施机构已达到559家，人类精子库29家，能够满足不孕症患者治疗的需求。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李豫峰院长（中）在做宫腹联合手术

而另一方面，近年来有试管婴儿需求的人群正在不断扩大。现代社会中，夫妻双方同时面临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和身处的环境，都是可能导致生育能力下降的原因。此外，晚婚晚育也成为趋势，而年龄增长是影响生育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相关数据表明，我国每年约有30万名试管婴儿诞生。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是国内较早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临床及科研工作的医疗机构，“目前我院共生育试管宝宝8689名。”同时，李豫峰院长指出，“目前国内做试管婴儿人群高龄比例在上升，平均年龄33岁到35岁。”

“随着社会不断提高对生育意义重要性的认识，辅助生殖技术作为一种手段，将会被人们更广泛地接受，它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更好地提供对不孕不育的治疗，以及为晚婚晚育的夫妇提供冷冻胚胎等生育力的支持。” 李豫峰院长指出，今后，辅助生殖技术在临床的渗透率会逐年上升，得到更广泛的接受及临床应用。

试管婴儿为不孕群体提供了生育的可能性，但这过程注定充满了压力、艰辛和不确定性。根据《中国辅助生殖研究报告2023》，最多的不孕不育夫妻放弃辅助生殖治疗的原因就是由于价格因素，比例高达55.7%。其次则是担心试管的成功率不高，有接近50%的人为此放弃辅助生殖。当多地将试管婴儿项目纳入医保，可以说，让众多生育困难家庭迎来了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