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影丨 “蛟龙号”上，我的-1270米之旅

半岛全媒体记者 牛晓芳

起航28天，9月6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成功完成2024西太平洋国际航次第14潜，宣告着本航次国际科学家下潜工作全部结束。计划为期45天的海上调查工作进入下半程。

本航次中，国内外的18位科学家参与了随“蛟龙”潜入深海的工作，来自青岛的女科学家张珊正是这十八分之一。今年6月中旬，在香港科技大学海洋科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张珊，通过层层选拔，成功入选2024西太平洋国际科考队伍。8月10日，张珊和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共60名队员一道从青岛出发，开启了他们的海上探索之旅。

9月3日，张珊搭载“蛟龙号”，深入海底1270米。这是“蛟龙”的第311次深潜，也是张珊的“首潜”。对“蛟龙”来说，每一次下潜机会都来之不易，意义非凡。对张珊来说，“人生之最”的名录里，又添了一项——个人水下历程最深水位：1270米。

“蛟龙”的旅程仍在继续，张珊的深海研究才刚刚开始。第一次之后，是下一次。

9月9日，记者连线了正搭乘“深海一号”航行至西北太平洋的张珊。

以下为张珊自述。

张珊在“深海一号”后甲板的“蛟龙号”潜器仓内，身后是“蛟龙号”的正面。受访者供图

9个小时不能如厕的首潜体验

2024西太平洋国际航次共有14个生物多样性研究的“蛟龙”下潜航次，分别位于不同区域。作为此次科考队伍中唯一拥有微生物学研究背景的科考队员，对下潜水深、下潜站位生物多样性进行预判后，我申请搭载了第311航次。

“蛟龙号”可搭载的人员上限为3人，一般由两名潜航员和一名科学家组成。根据“蛟龙号”作业组对潜航员任务的分配，我很幸运地由两位优秀女性潜航员——主驾驶员赵晟娅和副驾驶员张奕——相伴潜入最深处达到1270米的海底进行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同时搭载三位女性的首航。

下潜的准备工作从前一天开始。

9月2日，22:00后，计划下潜的科学家和潜航员们就不能进食和大量饮水了，因为潜器内没有卫生间，这场计划耗时9个小时的潜次要保证不能如厕。为此，平时不熟悉的食物提前一天就不能吃了，以免造成食物中毒，影响第二天的下潜计划。

2024年9月3日早上6:30，我们在后甲板“蛟龙号”船舱集合。

7:00前，我和两位潜航员陆续进入蛟龙号。

7:00，母船上“蛟龙号”团队的工程师和船员共同协作，将“蛟龙号”通过绞车（俗称“A架”）从母船后甲板转移至水面，这时候，舱内随着海浪摇晃了5分钟左右。

整个过程中，“蛟龙号”都和母船保持着实时语音通讯。

7:30左右，“蛟龙号”收到母船指令，可以注水下潜。因为有了自主动力，舱内不再摇晃。从进入“蛟龙号”到下潜开始的整个过程，“蛟龙号”的主驾会提前告知我，接下来她和母船团队会进行哪些操作，使我对即将到来的一切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从水面0米下潜至水下1270米，耗时约半小时。透过视窗看到窗外的水色从天蓝变深蓝，到了深度150米左右便看不清周围环境了，变得漆黑一片。

此时，潜器外温度由水面近30℃降至4℃。舱内温度随着舱外环境温度而变化，因此下潜过程中，舱内由闷热变得凉爽，进而冰凉。我们三人分别取出“暖宝宝”贴在关节和靠近潜器靠窗一侧，并穿上羽绒服准备好作业。

抵达计划位点后，“蛟龙”潜水器开始按照既定航线走线，头顶上的母船时刻与我们保持水下通讯并低速前行，确保与“蛟龙”的水平距离不超过500米。

我作为当天下潜的科考队员，具有当天潜次的采样决定权。作为右舷“乘客”，我的责任重大：

第一，我需要时刻透过右视侧窗观察潜水艇右侧的海洋环境，识别右前方障碍物和潜在的生物样品，提前报告给两位驾驶员，以及时躲避障碍或采取制动，采集样品。

第二，发现样品后，我负责在第一时间使用遥控，操作摄像云台拍摄样品在原始生境下的高清照片；在蛟龙号使用机械臂采集样品过程中，我需要参照潜器内屏幕上的经纬度和深度信息，将采集的样品详细记录到班报表上，包括样品的生物类别，性状描述（例如：颜色，形态，大小），采集位点以及放入哪个采样篮内等，方便回到甲板后，在保存样品和记录时一一对应。

15:30，“蛟龙号”抛载开始上浮。

16:00，“蛟龙”浮出水面。四名“蛙人”将A架的缆绳联结到“蛟龙号”上，A架吊起“蛟龙”，回收到母船后甲板上。这代表着第311潜次正式完成。

随后，“蛟龙号”搭载的样品采集箱被一一抬到船舱内的生物化学实验室、微生物实验室和地质实验室展开分类和保存。

下潜前，工程师紧张忙碌地进行最后的安全检查。受访者供图

有趣的“泼水礼”和意外的“海底荒漠”

每次下潜人员打破个人的最大下潜深度时，船上的团队便会安排一次“泼水礼”。这是我第一次乘坐载人潜水器下潜，当然，1270米就轻松打破了个人下潜的最深水深，因此，我被安排了两桶“水”的问候：

我在船上的室友，加拿大籍科学家Maeva给我浇了第一桶——一盒牛奶稀释到一桶水里的“牛奶浴”；首席科学家，香港浸会大学的邱健文教授给我泼了第二桶——这次是自来水。感谢他们的泼水顺序安排，这顺便帮我去掉了一些衣服上的牛奶味道。

船上的其他科学家帮我把提前放在实验室的拖鞋拿到甲板上，其他“观众”负责拍照录像，整个过程十分欢乐。泼水结束后，简单收拾一下，我就需要立马进入工作状态。

我的工作任务是采集深海动物样品，并将珍贵的样品，例如海绵、珊瑚、藤壶等生物，放入一种能够在深海中保持动物和微生物遗传基因不被降解的装置中进行样品固定，然后将其余样品放入采样篮中带回母船“深海一号”的甲板实验室进行固定，并存储于船舱实验室-80°的冰箱内。

这些样品被带回陆上实验室后，将用于展开微生物遗传多样性及生态学的研究。其中一个目的是希望通过我的研究更好地了解微生物在与动物宿主进行共生过程中，如何帮助宿主适应如深海一般的极端环境。

作为我的“首潜”，这次下潜过程十分顺利，远远没有我想象中的“险象环生”，比如鲨鱼环绕，水底发光生物丛生，遇到深海庞大生物或者鱼群……

下潜至约150米以下的真光层后，四周就是漆黑一片，打开潜水器的灯，潜器周围被照亮，但我依旧需要一点时间适应哪里是海底，哪里是尽头。

水下地貌的多样性也令我印象深刻。地形地貌发生了三次变化：泥沙较多的平坦区域，开始攀爬后裸露石块较多的区域和无法着陆的满是石头的海底“顶峰”。

这次下潜选择的1270米算是较浅的地区，是名副其实的“海山”区。一开始，我们预判，水下世界的生物丰度和多样性是较为丰富的，但实际上非常贫瘠，甚至可以比喻为“戈壁荒漠”：

生物分布稀疏，多样性十分低，偶尔能够透过侧窗看到随着洋流一闪而过的深海红虾和流线形的鱼，这都会让我惊叹不已。遇到能够采集的底栖动物样品更是视若珍宝，抓紧收入采样箱。

本着不破坏原位生态的原则，遇到像是珊瑚这样的生物，仅捏取一部分留作样品，保持它们的原位再生能力。

出于科研和环保的目的，我的一项任务是“捡拾”深海塑料垃圾。值得高兴的是，第311潜次没有捡到任何塑料垃圾；遗憾的是，在此次调查的其他3个潜次中，我们在海底发现了烟盒、手套、矿泉水瓶和包装纸……呼吁大家减少使用塑料，保护好生境。

团队为张珊举行“泼水礼”。受访者供图

“蛟龙”的潜力是无限的

包括这次在内的共计14次下潜中，我们获得了西太平洋分布在不同典型生态环境中的珍贵样品，例如海绵、珊瑚、海星、虾、海尊、多毛类……很多物种都可能是首次被发现。

之后，通过对这些样品进行进一步的微生物数据分析，我们可以了解与不同动物建立紧密关联的微生物的多样性，动物宿主和微生物之间为何建立共生关系，共生对宿主健康和帮助宿主适应极端环境具有哪些重要意义，以及发现来自深海的新型化学分子以及它们的生产者等等。

这些研究发现对未来的生物技术发展，特别是对医药领域、农业发展和环境保护都具有重要意义。

其他方面，我也收获良多。

我看到了负责“蛟龙号”运行的工程师和船员，他们白天守在潜器监控室密切关注“蛟龙号”的动态，与潜航员时刻通讯，深夜排查系统故障，整夜维修，工作服上往往沾满机油；我看到了四位冲在第一线的“蛙人”（我们喊他们“超人”），每当“蛟龙号”下潜和上浮时，无论海况如何，他们都会乘着皮划艇靠近，将母船A架上缆绳的挂钩连到“蛟龙号”上，协助“蛟龙号”的回收；我看到了18位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们，大家通力协作，在人员数量有限的情况下，处理了上百个生物样品……

此时此刻，团队合作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像。

我还看到了深海作业的困难和我们在潜水器技术上的突破。例如，“蛟龙号”的水下声讯通讯系统，在深至7000多米的水下依旧能保持和母船的实时通讯；“蛟龙号”的采样能力，包括机械臂的灵活抓取能力和多种样品箱的搭载能力。

这些都是我在下潜之前没法想象的，而实际上，它们已经在反复下潜中工作了300多次。

令我惊叹的，还有“深海一号”科考船的功能之齐全：实验室配备齐全，空间充裕，仪器摆放设置合理，使人工作起来得心应手。不仅如此，“深海一号”上的网络通讯可确保参航人员每天有300MB至1GB的数据流量，基本可以保障与陆地的通讯需求。

在工作之余，9月5日当天，船上安排我们和青岛、香港两地各两所学校的初中生进行了一场 “数字化深海典型生境深海课堂”的现场直播，播放了我提前录制的关于海绵微生物的科普讲解短片，并连线回答了同学们关于深海研究提出的疑问，从微生物学的角度介绍了深海研究对生物技术发展、医药业、工业、农业的重要意义。

9月6日，此次科考航次总共14个对外开放的“蛟龙号”潜次已全部完成。我的深海研究生涯才刚开始。“蛟龙”的潜力是无限的，未来还有更多的探索任务等待着我们，请拭目以待。

张珊在此次下潜中采集的样品。受访者供图

在第311潜次中，张珊拍摄的海底生物。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