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丨无声直播间里，未被看见的“声音”

半岛全媒体记者 牛晓芳

在知乎搜索框输入“耳聋是一种怎样的感受”，会得到这样一些答案——

“是难受。世界是世界，你是你。各种环境里，别人聊得热火朝天，笑得前仰后合，你在一边讪讪默默。手机里的转写软件随时开着，在警惕的眼神中，想弄清别人在说什么。”

“是你能看到这句话，但听不到。”

“是你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里，但能听到一种脑部杂音。Ying——大概是这样。这个是不受听觉支配的，就算失聪也能听见。”

“是和人交流变得越来越难。老朋友渐渐不再联系，害怕和陌生人说话，终于没有朋友。可是交际的场合总是不能避免的，不敢让别人复述，因为即使再说一遍也听不见。”

所谓的“无声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身为健全人，我无法感受它，只能想象它。

首次与听力障碍人士面对面谈话时，这个被早早写在纸上的问题却迟迟没有问出口。事实上，在日常生活的很多场景中，“耳聋”是一种谩骂和诅咒。但对很多听障人士来说，这是一个秘密，一种禁忌，很多时候，也是一种冒犯和伤害。

真的向现实中的听障人士问出那个问题时，我才发现，由于造成听障的原因、听力出现障碍时的年龄、听力损伤程度以及个人感知力不同，答案因人而异。

“就是你能接收声音，但是识别不出来。”33岁的聋人女孩曲奇打字告诉我。她在4个月大时因注射耳毒性药物患上了神经性耳聋，如今，听力有八九十分贝——根据医学标准，属于极重度听损——戴着助听器，她依然要依靠手机里的转写软件沟通。

“可以说是完全听不见，无声的，感觉很安静。”50岁的赵传强说，“过度的用力敲门我是可以听见一点的，其余的完全听不见。”他是遗传性耳聋患者，父母、姐姐都是聋人。在回答“什么时候学会的手语”这个问题时，他敲出的不是“两岁”“2岁”，而是“二岁”这两个字。

几乎是在健全幼儿学会说话的年龄，赵传强学会了使用手语沟通，练习了四十多年，如今的他是曲奇口中“手语表达能力很好”的那一类——聋人也有表达能力的差异，根据不同特点可分为手语者、口语者、双语者，还有既不会手语也不会说话，还不识字的聋人。

即便已经是一个出色的手语表达者，那个几乎完全无声的世界也曾令赵传强“感到害怕”。“现在不觉得害怕了，已经融入了社会，总体来说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他很快补充道。

“能听到的那些声音，会是一种噪声吗？”我在对话框敲下这句话。很快得到一个否定的答案。“怎么说呢……”曲奇回复。她随后发来一个视频，内容是关于听障人士遭遇的“言语分辨率”问题的详细解释：

对听障者而言，即便借助助听设备能够听到声音，但由于头脑中缺乏声音和语言识别系统，分辨、理解这些声音依然很困难，“每个字都像飘在空中，也分不清听到的具体是哪种声音”。

听障者的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做了一番功课，问了一堆问题后，我不得不承认，答案远没有想象中那样简单。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它一定不只是真空般的无声，诗意化的寂静和被误解的孤傲。

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现有听力障碍残疾人达到2780万。全国残疾人的总数是8296万，这意味着，每四个残疾人中，就有一位是听障者，而在中国所有人口中，每50个人里，就有一位可能存在听觉残疾。在大多数情况下，相比肢体的明显残疾，听觉残疾更具隐蔽性，这使得听障人士成为残疾人中那个被更广泛忽略、更深刻误解的群体。

“听见”和“理解”是横亘在有声和无声世界之间永恒的障碍。

当互联网之光照进这处褶皱，越来越多的听障者出现在短视频平台和网络直播间内，那个神秘的无声世界好像向健全人翘起了一角。掀起这一角，展现在眼前的是灵活的手语动作，丰富生动的表情和肢体语言，以及写在纸上、打在屏幕上的文字。视觉语言正传递着他们的“声音”。

声音终于被“看见”了吗？

一样 不一样

首先是“静悄悄”。

初次进入聋人直播间的健全人，总有一种闯入“他者”世界的感觉，可以用寂静无声这样充满主观想象色彩的词语来形容这种反差。但实际上，真正感到静悄悄的，或许只有聋人——如果留心，健全人会发现，没人说话的直播间里，声音无处不在。

是摩擦声。衣物窸窸窣窣，鞋底摩擦地板，马克笔摩擦纸面，纸张摩擦桌子。

是呼吸声。伴随手部动作和大幅度的肢体语言，呼吸的节奏和强度时快时慢，时强时弱。你分明听得清叹息声和口中无意识发出的“啊、咿、欸”。

是笑声。主播和搭档用手语热烈互动，聊到什么话题，大家笑作一团——像健全人一样的笑声。

是生活中的一切声音。窗外卡车经过的鸣笛，碰倒东西的撞击，手机的新消息提示，电热水壶正在加热，产品包装袋打开时那一声脆响……一切声音，除了言语。

人声、音乐消失的世界里，客观事物发出的声响就显得异常清晰。这些本是寻常的声音被突兀的安静放大，成为一种静默的提醒：聋人和健全人是不一样的。

“其实都一样。”赵传强说，“我们在网上直播带货就是跟健全人学的。”

如果忽略手语表达和口语表达的差异，聋人直播间的景观或许与普通直播间没有什么不同。货品摆满货架，主播卖力讲解商品，手速飞快，观者甚至能在脑海中想象出某个人飞快的语速。镜头前，互动，游戏，演绎，连线，所有花样一个都不少。评论区内，询价，谩骂，对峙，质疑，也一个都不少。

此时，一种错觉产生：互联网或许真的打通了两个世界？

一些差异还是露出了马脚。聋人的社交账号上总是用一个括号带上“无声人”“聋人”“听障人”这样的后缀。他们的发言里充斥着倒装句和语病：“碰见你，有打招呼你，但不敢拍照一起”“我也在看过了比赛”“你不回复为什么”……

这些表达以文字形式出现，并不令人费解。难以理解的是那些无法表达出来的东西。

“不知道怎么说”“这个怎么说”几乎成为赵传强的口头禅。遇到所有词不达意的无力时刻，他都会用一句话结束问题：“聋人和健全人不一样。”

在有限的沟通下，对这个“不一样”需要充分发挥想象力。有些解释在想象力之内。比如，为什么直播十几个小时也坚持一直站着呢？“为了最大限度调动身体语言，让表达更清楚。”这是先想象出来，然后发给赵传强确认的答案。

有些解释在想象力之外。比如，为什么说聋人直播比较慢呢？“我们讲一个产品要20分钟，但是听人直播就很快，他们5分钟就讲完了。”这是谈到不同，口语表达能力更好的曲奇补充的答案。

赵传强（左）和手语翻译王建民（右）

成为聋人主播

曲奇是会说话的，她将自己归为“口语表达挺好”的那一类聋人。

她生于青岛，一个健全人家庭。父母经商，家中还有一个健康的弟弟。婴儿时期被药物损伤的听觉神经无法恢复，但她仍保有微弱的听力。

人生第一个真正融入健全人群体中的机会出现在7岁那年。父母送她去普通学校读小学，但听力跟不上，一年级开学一个星期后，曲奇就转学去了聋校。

和普通学校相比，聋校除了教基础知识，还有专门的语言培训。“老师天天教我们学说话，写作文，天天练。”曲奇的语言能力慢慢被培养起来。

“基本上所有人进入聋校都会接受语言培训，但是能成功的人很少很少。我是有听力基础的，还能发出声音来，只有语言基础好的才能培养起来。”曲奇说。

聋校的大学前教育年限是11年。2010年，曲奇参加了听障生高考，被北京联合大学录取。她记得，那一年班里一同参加高考的同学有11人，最终八九个人被录取，分别去了北京、长春、南京、郑州的四所大学读书，“大部分都是一本”。

聋人可报考的高校有限，可选择的专业更有限。高等教育对聋人开放的条件之一是，所学专业要符合聋人的身体条件。视觉设计是被广泛选择的方向之一。曲奇为此在高中时期学了画画——出于上大学考虑，而非兴趣。她的兴趣是金融和法律。“聋人学这些很难，存在沟通问题。法律知识特别深，没有人起头开设这个专业，不然我早就报了。”

现实就是，所有“投入大、难度深”的专业都没有人为聋人开设，曲奇的高考志愿方向是别无选择的“能考进哪个就上哪个”。她最终读了视觉艺术设计专业。

在大学里，曲奇被划分到特殊教育学院，朝夕相处的同学都是聋人。尽管会说话，但她依然只用手语和同学沟通，相比健全人，她觉得“和聋人朋友在一起有意思，好玩”。这个社交圈子延续至今。

大学毕业后，曲奇通过校招进入当当网做财务工作。就业方向自然和所学专业不对口，但这不是聋人群体特有的现象。“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很多很多。”曲奇说。

这是人生第二个真正融入健全人群体的机会。

和第一次一样，同样是在一星期后，曲奇被妈妈叫回青岛，“不让在北京待了”。其实当当网那份工作是她喜欢的，“毕竟大公司，待遇环境都挺好”。遗憾归遗憾，曲奇也承认，“北漂压力很大，吃不好，住不好，刚毕业也没那么多钱，回家的话有吃有住有工作。”更何况，她是聋人。

回青岛后，属地残联一直在帮忙寻找就业机会，父母也在积极打听，曲奇先后换了几份工作，“觉得合适了就留下”，这样的生活“坚持了好几年”。

2016年，经一个聋人朋友推荐，曲奇前往泰国，成为一名专门服务聋人群体的导游。利用工作便利，她还做起了代购。那是旅游业和代购业都蓬勃发展的年代，曲奇“赚了不少钱”。

2020年，工作受到疫情影响，曲奇不得已中断事业回归故里。29岁，女性，未婚未育，聋人，所学专业和从业经历，这些条件叠加在一起，意味着比6年前更艰难的求职处境。

情况更复杂了，聋人身份在就业问题上的消极影响好像被弱化了，但依然存在。“（对于听力障碍）有的介意，有的不介意，大部分公司还是没有那么友好的，因为最大的问题还是沟通。”体力活、外卖员，这些是曲奇身边聋人朋友的主要就业选择，其中去南方工厂的是大多数。

这几年，曲奇常常在朋友圈发布工厂面向聋人群体的招工信息，赚取一些中介费。“如果正常上班，白班8个小时，工资在四千左右；如果白班夜班两班倒，工资五六千，干好了也有七八千的。”曲奇说，“但是很苦，很累。”

在青岛“摸索”两三年，2023年，曲奇发现了一家位于山东青州的网络直播公司。对聋人来说，这是一份理想的工作。没有年龄限制，对听障人友好，入行门槛低，管吃管住，最重要的是，“收益非常快”。

经过考察，今年年初，她跑去青州，正式成为一名聋人主播。

聋人女孩曲奇（受访者供图）

健全人的水平

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收益还在慢慢来的路上。

入职后的曲奇做了很多努力。她在快手平台发布了很多聋人关心的事件、话题来“养号”；坚持夜跑，因为“怕胖，上镜不好看”，其实身高一米六的她，体重只有52公斤。“太胖了卖不动，形象很重要。”她说，“减肥不难，少吃就行。”

积累一年，如今曲奇的粉丝量只有1.6万，公司要求是至少3万。“3万以上才能有效带货，否则直播带货是无效的，挣不到钱。”她解释。好在还有残联的补贴，自己做微商赚的钱，加上做直播带货的零星收益，“收入也够吃够喝”。

“目前的打算是涨粉，定的目标是先做三年。”曲奇说。这个目标实现的路径是那些发在快手上，和同事们一起演绎的“狗血情景剧”，足够吸引眼球。“有的东西你看看就好，别当真啊。”她有些不放心地提醒。

赵传强的直播经验也只有半年。30年前，他做过链条厂流水线的工人，后来摆过地摊，卖过各种“小东西”。他的快手账号名上有“拉丝芝士棒”几个字，这是他从3年前开始在夜市上卖的一种小吃。

一些零碎的工作经历填充着他此前三十多年的人生，也基本勾勒了他的生存方式。面对采访，有限的手语和文字表达无法描述细节，也无法传达过程的坎坷与艰辛。事实上，如今外人面前的这个梳着武士头、纹着花臂的时尚形象也展示不出丝毫的生活不易。

“因为我是聋人，没办法。因为听不到，沟通有困难。要想吃好穿好，就要自己克服困难，好好努力，打造自己的一片天地。”比画完这段话，他用洋溢着笑意的眼神静静等待着翻译。这个表情出现在采访全程。

直播带货工作是他和两位聋人朋友一起合伙做起来的。今年5月，三位同样毕业于青岛聋校的男士一拍即合，成立了工作室。

工作室以做过艺人助理、有粉丝基础的吕梦晨的名字命名。他长相清秀，今年32岁，5年前因沟通问题放弃艺人助理工作，开始尝试直播带货，如今粉丝量已经超过27万，是三人中最高的那一个。

但三人中的“带货王”却是今年33岁的傅真。18岁那年从聋校毕业后，他做过和电脑相关的工作，帮人跑过腿、跑过业务，“都是很短的时间，工作不太稳定”。为生计奔波的细节同样无法用手语传递清楚，但数字可以。

8万，是目前的粉丝量；3万，是单场直播的较好收入；80万，是去年一场直播的交易额——这是迄今为止，三人组合中直播带货流水曾达到的最高纪录。

“虽然我们聋人有缺陷，但没有关系。我们除了听不到声音说不了话，也同样能做到健全人人的水平。”赵传强一次次用手语和文字传达这句话。

他们在尽力追求“健全人的水平”。在直播带货初始，团队曾遇到因产品质量问题收到顾客大量负面评价的情况。这个故事的细节我无从得知，但一些迹象显示，这或许成了赵传强的心结。

沟通时，他不断重复，要“凭真心做买卖”，在网络上和健全人主播竞争，聋人要“以质量取胜”，“不能诈骗我的粉丝”。他拿出一个样品展示盒，详细表达了自己正卖的羽绒服在品质上具备的绝对优势。

三人采取了分工合作的方式，“更年轻、更善交际的”傅真和吕梦晨前往深圳和福州寻找货源、考察工厂、谈合作，赵传强负责在青岛直播。“我老了，看东西没那么仔细，眼光跟不上时代了。”赵传强给出解释。

他们研究用户需求。“快到冬天了，最好卖的就是羽绒服。卖完羽绒服，需要研究下一个产品卖什么，粉丝想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

这些苦心经营是有用的。在三个人的直播间里，一两个月内，聋人粉丝为这些售价380元和450元的羽绒服创造了超过1500单的销量。比起隔壁的健全人直播间，这算不上惊人的数据，但赵传强觉得，“现在的收入情况已经很满足了”。

为了找到物美价廉的羽绒服，赵传强和他的团队跑过大大小小的工厂。

一个房间，两个世界

采访正在进行，门外一声巨响，除了我和手语翻译王建民老师外，屋内无人回头。赵传强仍兴致勃勃地对着手机和视频连线另一端的朋友们比画着。

一个房间，两个世界。

相似的场景也出现在线上直播间里。聋人直播间总是面向聋人群体的。直播技术尚不能将手语实时转化成文字，即时呈现在屏幕上。因此，对那些不懂手语的健全人来说，这里除了环境音，依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声音。

总有无心闯入的健全人观众留下不礼貌的疑惑：“怎么都是哑巴介绍呢？”

赵传强无意计较那些冒犯，他将那句话圈出来向我证明：“也有健全人看聋人直播的。”

比较起来，聋人看健全人直播的情况更多一些。曲奇是健全人直播间的忠实粉丝之一。语音转写软件很方便，而那些商品价格也真的更具竞争力。她不仅看健全人的直播、短视频，还看电视节目、广告。“聋人进入健全人的世界很容易，融合问题不大。”她说。

但在赵传强眼中，这恰恰是个问题。尽管大家心照不宣地相信，在快手上，“聋人和健全人是两个圈子，生意是分开的，互不干扰”，但他也提到，“现在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的竞争对手还是健全人。所有商品低价垄断在健全人手里。”

他们更关注的问题是，那些充斥在互联网聋人圈子里的“负能量”。

“聋人也有好有坏，有聪明有笨，和健全人没什么区别。但是聋人在网络上发布不好的信息，审核员也看不懂。举报也要看证据和条件，他们发布的那些信息不会用文字告诉你的。”曲奇说，“圈子太小，大人小孩都在看，所以负能量影响很大的。”

对聋人来说，当前，两个世界如何融合并不是最迫切的问题。

他们关注着小圈子里的“绿色健康”，关注着为那些看不懂字、听不到声音、购买力有限的聋人朋友找到最实惠的商品——用最适合聋人的方式。

“为了很多聋人能够享受到优质产品带来的便利，很多像我一样的主播，就想跟健全人一样，人人平等，不分高低。”赵传强发来一段在表述和逻辑上照旧不够完美的文字。

“通过短视频和直播，能实现吗？”我问。

“既然做了就要坚持去做。”他答。

很多问题得不到回应，很多情感无法抵达。这不只是采访遇到的问题，这是弥漫在无声世界里的每时每刻。

通过手语，复杂的情感总是难以传递，但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