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些高校教师不跟学校合办公司？

知识产权困扰“青椒”在职创业

为什么一些高校教师不跟学校合办公司

上海理工大学机械学院最近正和沈阳机床厂商议成立一家公司。

该院教师胡育佳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之前我们双方合作设计的产品，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所以有意成立公司，我们出技术，他们负责市场和资本。”他前不久专门去了一趟沈阳开展“第一步合作”——以项目的方式推广业务。“作为科研人员看到成果转化成产品打入市场很有成就感，同时也能获得相应的经济回报。”胡育佳说，一旦成立公司，除了技术开发，股权构成、利益分配、人员招聘、市场营销等问题都必须考虑进来。

高校是创新成果的“富矿”，但如何将“矿藏”转化为市场所需的产品，尤其是科研人员创办公司，对于知识产权等问题仍存在不少困惑。

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之争

我国专利法等规定，教师执行单位任务或主要利用单位物质技术条件完成的科研成果，属于职务科技成果，其知识产权属于学校。但对于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所取得的现金或者股权等收益，通过国家立法方式明确给予研发团队非常大的奖励比例：“通过转让或许可取得的净收入及作价投资获得的股份或出资比例，应提取不低于50%用于奖励。”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梳理发现，各个高校的奖励比重不一，但是都超过了50%，比如北京理工大学是60%(股权)或70%(现金)，清华大学为70%，南开大学为80%，四川大学为50%~90%。国外发达国家对于高校教师的成果转化奖励力度普遍在50%以下，比如美国高校大多为三分之一。

在实践中，也有一些不同的做法。例如西南交通大学2016年开始推行“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高达70%的专利权属于教师个人或研发团队，30%属于学校。转化与否、与哪家公司合作，主动权在教师手上。

“大概五六年前，瑞士的一家公司看中了我们一个项目，多次来访寻求合作，却碍于专利权问题未能达成合作，只能作罢。”西南交大研究院有限公司车载探地雷达项目经理魏文涛说，现在高校专利经过分割确权属于教授个人，教授对项目成果开发和转化有了主导权，合作开发非常方便，积极性提高了不少。

一位专家质疑这种做法，“如果专利权大比重属于个人，会不会面临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比如教师移民海外，科技成果也随之转移”。

西南交通大学科技园副总经理康凯宁则认为，高校的科技成本是资源，还称不上“资产”，“按照经济学对资产的定义，可以带来收益的才是资产，高校的科学研究成果，并不是企业的产品研发成果，它不成熟不稳定，还不具备太多市场价值，仍需要很多方面的投入，才有可能成为资产。”正因如此，他认为才要在专利权的归属上先放开，给教师更高的自由度，让技术先进入市场，并在竞争中使优秀者脱颖而出，实现社会价值。

知识产权科技平台“权大师”CEO晁阳飞认为，对于知识产权归属的争议，相关利益方事先约定好即可，“与其天天争执，不如一起成立合资公司，把它商业化，产生经济社会效益”。

他说，青年教师处于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为了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科技成果转化，可以建立双赢的分润机制，一方面适当提高教师创业团队的分润比例，提高其创业的热情；另一方面通过科技成果的商业化，使国有资产增值。

为什么一些教师不选择与学校合办公司

采访中，多位高校教师均认为科研成果很难和学校职务脱离关系。不过他们身边都有教师利用相关创新成果自己办公司的情况，且大多数情况下学校并不知道这些公司的存在。为什么教师不选择与学校合作？

一位教师表达了对知识产权不属于个人的担忧：“也许要讨好院长，才能让科研成果顺利转化。还有，奖励收益如果三五年以后不给了怎么办？或者给了股权，以后学校增资扩股，教师股权被稀释怎么办？”

“有的教师接企业的项目比较多，如果和学校合作，经费就要交给学校管理，申请起来比较繁琐。自己开办公司，经费使用自由，收益也可以自己支配。”另一位教师说。

北京理工大学技术转移中心副主任、北京高校技术转移联盟秘书长陈柏强认为，上述观点具有一定普遍性，反映出高校教师对于国家政策的了解并不全面准确。例如，教师往往只留意了当前国家鼓励科研人员创办企业，却忽视了国家同时强调要妥善处理知识产权问题：“涉及职务科技成果的，应该依法合规跟单位履行相应的手续，许可、转让或者作价入股，通过合法的方式创业。”

“当前国家正在对高校所属企业进行清理规范，我们感觉对于教师创办企业的行为也要加强规范管理和引导，这样才能形成更加良好的创新生态和人才培养生态。”陈柏强强调，“事实上，如果教师创办企业所实施知识产权本身都有问题，公司后期发展如融资、上市等，最终将遇到障碍。”

科研成果转化率低难题如何破

一个经常被提及的问题是，目前我国科研成果转化率较低。“科研需要的是技术的突破，往往处在前沿；市场需要的是盈利，产品要实用，二者衔接好比较困难。”胡育佳说。

国际上通常将科研成果成熟度划分为1到9级，陈柏强介绍：“高校承担的科研项目，财政经费往往只够支撑走到三四级，然后团队又接手一个新的项目，前一个项目的成果很可能就搁置了。而大部分企业和社会资本只愿意投马上能赚钱的项目，要求成熟度7级以上。这中间还有4～6级，得不到后续资金支持，最终转化难以实现。”

广州诺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秦亮认为，社会需求是在变动的，科研成果从实验室里拿出来，有的虽然技术成熟度高，但也不一定适合实际需求，转化成功需要企业深度参与梳理市场和产品。

光谷创业咖啡总经理李儒雄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企业家和科学家需要进一步加强合作，“企业家刚创业的时候，把自己的技术看作‘亲儿子’，拼尽全力去推广就容易成功；而对于后期转化而来的技术，往往当作‘干儿子’，推广热度降低就难以产生效益。让科学家有企业家思维也很难。”

“科技成果转化，好不好需要市场来检验。”康凯宁建议，科技人员最好“参办不领办，参股不控股”，“科技人员的优势在于研发，还是把重心放到科研上，毕竟企业家创业要承担风险，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科学家与企业家素质兼备。”

在现实转化过程中，估值也是一大问题。在李儒雄看来，当前科研成果转化通常只是转化技术，往往没有把人和技术仪器考虑在内，只有全盘考虑估值才是相对合理的，“如果高校要价过高，企业给不了那么多钱，转化的成功率就很低”。

成都天佑飞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胤说，进行评估时，教师需要向评估公司提供的材料往往较为复杂，很多教师因此“望而却步”，而评估公司在进行评估时，为了维护学校“品牌”，往往会给科技成果较高估值，导致企业、教师及学校难以达成一致。李胤介绍：“我们现在有一个项目上报学校后，第三方评估公司根本不愿意进行评估，原因是这个估值还不够公司的评估费。”

当前科研成果转化中，政府会有一些补贴激励。但据李儒雄了解，这些补贴大部分投给科研机构，并没有投给企业。他认为部分投向企业可能带来更高的效率，需要制度设计。

“成果转化要建立全流程理念，找出断层在哪里，打通链条，把资源整合好非常重要。”陈柏强介绍，北京市投入300亿元引导资金设立科创基金，按照科技成果转化的不同阶段，按照5∶3∶2的比例，投向原始创新、成果转化、“高精尖”产业发展3个不同的阶段，值得期待。

国务院在2018年12月5日出台了23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新举措，陈柏强认为，这其中“允许转制院所和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科研人员以‘技术股+现金股’形式持有股权”，在强调科研人员重要性的同时，明确允许管理人员持股，可以更好地调动成果转化全流程不同方面人才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在胡育佳看来，学校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制定有利激活教师创新活力的制度，营造宽松的科研环境，可以让教师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把适合的科技成果转化为市场需要的产品。

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非常关键，“目前已经有一些高校针对科技成果转化出台了专门的职称序列。”陈柏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