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在哪儿,家在哪儿——记中国贝类专家张玺

半岛记者 张文艳

张玺(1897年~1967年),河北平乡县东田固村人,1921年赴法国留学,1931年获里昂大学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曾任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所长,中法大学、云南大学、山东大学教授,历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副所长兼南海分所所长、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理事长等。

张玺先生1920年代在法国留学时期。

如果尝试寻找海洋科学家的踪迹,其实是有难度的。因为他们的生活非常简单,住所和海洋所两点一线,更多的时间,是在实验室里和浩瀚的海洋上。

莱阳路28号,是海洋科学家大展宏图的起点。而张玺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的住所和工作地点没有连成线,仅仅是一个点。张玺故居就是这里,吃、住、工作没有分开。

文史学者薛原先生曾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工作了15年,他工作的地点不是莱阳路28号,而是南海路7号。莱阳路上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前身。

1956年9月，在张福绥的刻苦钻研、不懈努力下，成功考取了中科院海洋生物研究室研究生，师从张玺先生研习贝类分类学。

薛原了解张玺先生,更多的是从他的助手和学生那儿了解到的。因为工作的关系,他见到了张玺先生的档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硕果累累背后不一样的科学家,他对童年的回忆,他对自己的剖析,无论是因为时代的原因,还是出于对自己的深刻认识,都让我们穿越时空,来到这位伟大科学家的身边,听他平静地讲述,即便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但当时的他早已波澜不惊……

张玺1897年2月11日出生在河北省平乡县东田固村一个耕读传家的旧礼教家庭。他自八岁起在原籍私塾和高等小学堂读书,至十七岁高小毕业后,因为贫穷,只得回家务农。1915年,十八岁离开家乡到保定甲种农业学校及育德勤工俭学留法班和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附设农艺留法班求学。1921年到了法国,在里昂中法大学预备法文,在里昂大学学习农学、生物学,1927年取得硕士学位后,又在里昂大学理学院和法国沿海生物机构研究软体动物,至1931年11月取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莱阳路28号。

将近11年的时间里,张玺完成了学业,也完成了人生的转变。1932年1月,他回国,进入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做研究和领导工作,直到1949年中国科学院成立。

1950年夏天,研究海洋的张玺终于与大海比邻而居。作为原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所长,他带领着班底来到了青岛,与童第周、曾呈奎一起,创建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他的人马中就有后来同样是海洋科学家的齐钟彦、刘瑞玉和马绣同。

张玺来青岛,没有带着家眷,妻子和两子都在北平,孤身一人奋斗在工作中,所以,在青岛,他没有“家”,只有工作。1957年,中科院决定将海洋生物研究室升为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所,张玺任副所长,科研人员也有了较大的增加,张玺跟随搬迁到了莱阳路61号大楼。1966年,南海路7号新大楼建成,同年夏天,他又开始搬迁,单位在哪儿他在哪儿,研究所就是他的家。

投入工作中,张玺夜以继日。他的成就最为显著的是“贝类学”,还有他组织领导了中国海洋无脊椎动物调查,全面查清了我国海域蕴藏的无脊椎动物资源。

来青岛是服从调遣,或许张玺没有想过长久待下去,只是,海洋的湛蓝和宽广吸引了他,他也渐渐爱上了这座城市,所以直到1967年7月10日去世前,他都在青岛,在海洋中寻找贝类的奥秘。他和弟子齐钟彦合著的《贝类学纲要》,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贝类动物学的专著。

张玺全家福。

然而,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青岛工作了17年,张玺的妻子却从来没有到过青岛,也没有到这座海滨城市游玩过,他没有时间陪妻子,出海研究对他来说,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旅行,再无其他。

回溯张玺先生的一生,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贫困中度过的,祖父因吸食鸦片去世,他是亲眼目睹的。生活的困难没有阻止他求学的道路,只是,左右了他人生的选择。最初他曾去邢台报考第四师范,因为那里是公费,后来又选择保定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是因为不但学费少而且有奖学金。

百花苑张玺雕像。

他在中途辍学的危险中挣扎,断断续续完成了学业,最大的斗争发生在法国留学期间。进入里昂中法大学后,本来是公费生,结果却被学校强迫交饭费,为了争取公费生的待遇,“我们曾和他们做过激烈的斗争”,什么都不能阻止他求知的前进道路。

所以,当他工作以后,在弟子的眼里,他是一个“严师”,在研究和学术上,张玺先生提出了严格、严密、严肃的“三严”要求,无论是对谁,丝毫不留情面。但在齐钟彦看来,那是工作中的张先生,生活中他“是一个很随和的人,和我在一起无话不说,知识非常渊博,不只是局限于生物分类学”。

“贝类学”研究到了1966年中断了,张玺先生的身体也在此时每况愈下,工资停发了,生活拮据,甚至连话也不能说了。没有家人的照顾,只有几个弟子轮流陪护,齐钟彦曾如此说:“张先生的身体没有别的毛病,就是血压高,要是没有‘文革’,他的性格该是个活大岁数的人”。

带着未竟事业的遗憾,张玺走了,他的遗愿,是弟子们继续研究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