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唐护送五大箱文物南迁 几经生死完璧归赵

半岛记者  王悦

南迁艰苦的程度是难以想象的,尤其是在交通不便,硝烟弥漫的情况下。“有一天,祖父他们到达四川宜宾,下了船,就在琢磨天怎么还不亮,用鼻子一闻空气中还留有爆竹的味道,周围异常安静。碰到一个行人,连忙打听,才知道那天是正月初一过春节,他们就这样错过了大年夜。李义贵便到周围敲门要吃的,南方过年吃汤圆,李义贵要来了四个汤圆,我祖父和屈万里一人一个,李义贵两个,他们过了一个如此艰苦的春节”,王福来先生说。

1937年12月27日,王献唐先生将从31箱文物中找出的精华5大巨箱,装进尹莘农组织的第十重伤医院专车里。与奉祀官府的友人们告别后,回头再望了一眼曲阜,他和屈万里、李义贵毅然钻进车里,与这些文物一起开启南迁之行。就在这一天,济南陷落。

第一次离开图书馆赴曲阜时,王献唐“从文安邢仲采兄借四百元经费得分配馆中同人日后生活费用”,这次南下,自然经费难筹。“祖父是一介清官,自己也没钱,为了南迁文物,他变卖了自己的家产,包括他的收藏品和在济南买的房子,低价出售后凑了一点儿钱”。由三人组成的护宝队就这样出发了。

“过铜山,经汴梁,出武胜关,凡八日行程,三遇空袭,而抵汉口”(《载书飘流记》屈万里著)。

到达汉口后,他们的路费已经捉襟见肘,关键是五大箱子文物没有了合适的交通工具运输,正在为难之际,他们遇上了正在迁往四川万县开学的山东大学。国立山东大学从青岛迁出,时任校长为林济青,林校长早闻王献唐先生大名,立刻请他任山大中文系教授。

考虑到这五箱文物可以和大学书物偕存,王献唐先生答应下来。“山东大学就发了一份聘书,聘祖父为教授,并给了他800块钱的订金,基本上是两个月的工资”,王福来先生说。有了钱,文物又有专船运送,解了燃眉之急,三人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不过,艰辛仍然继续。在屈万里先生的《载书飘流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人的不凡经历,在宜昌,他们险些丧生于敌机的狂轰乱炸之中,离开宜昌后,天还未明,发现路上行人稀少,码头没有工人,一打听才知道那天是大年初一,佳节蒙离乱,游子思乡浓,那种苦楚,怕是一般人难以体会的。在重庆,用小船运送文物到火轮时,屈万里失足跌下驳船,幸亏他身手敏捷,抓住缆绳,才幸免于难……

经过千辛万苦,1938年2月4日,抵达四川万县,滞留了8个月。为了给文物寻得一安身之处,王献唐特地拜访国民党元老丁惟汾,拜托他托王子壮向教育部次长张道藩说项,将馆中藏品移至乐山。1938年12月底,在黄炎培等人的帮助下,载着三人血汗的五箱文物安全地存放于乐山大佛寺天后宫中。前后一年多的时间,迁徙了近七千公里。

“虽然路途艰辛,但看我祖父的日记,他总体心情是不错的,除了因为留存在济南的部分珍贵书籍文物被抢后,心情低落外,大部分心境还是较为平和的,他很满足,因为山东父老交给他的这些文物,他给保存下来了”,王福来先生说。而在南迁过程中,王献唐先生仍然在致力于收藏。1938年夏,他护书南徙至汉口沙市,辗转购得一枚“平乐亭侯”印,喜不自禁,后撰写了《曹魏平乐亭侯印考》一卷,并以“平乐印庐”名室,还写下诗篇《咏平乐亭侯印》:“戎马关河劫未平,眼前何物乐余生。金章幻出猩红篆,且向当涂稽姓名。”

这些文物得到妥善保存,王献唐先生在清贫困苦之中,衣食不继,但志守弥坚,并取书斋名为“那罗延室”,“那罗延”在梵语中是“坚守”的意思。在乐山,敌机仍在空中轰炸,每次遇到防空警报,别人躲避,唯独王献唐先生守在书籍文物旁边,有人不解,他笑着说:“这些东西是我的生命,一个人不能舍了自己的生命”。当年南迁前,他把家人送回老家时,也曾留言:“如果这些文物还在,说明我还活着,如果文物不在了,那么我也就不在了”。

而在川护书13年的李义贵,为了糊口,不得不去打工,“去江岸搬运,清淤除污,担砂扛石,给人帮工,摆地摊,卖香烟,售菜果……年复一年地熬过了十三个春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分存于南京中央博物院(旧存曲阜奉祀官府)、四川乐山大佛寺两处的图书文物,分别于1949年12月11日、1950年12月25日,全数完整无缺地回归故里,由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代为保存(《一代传人王献唐》)。

历时十余年的三人护宝行动,其艰辛,其伟大,其中的辛酸血泪,已经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在此,我们致敬王献唐先生、屈万里先生、李义贵先生,是他们保存了齐鲁的传统文化,是他们传承了齐鲁文脉!

半岛网编辑 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