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新作《宋仁宗:共治时代》复盘古典中国“最好的时代”

2020-05-25 20:40 大众报业·半岛网阅读 (27231) 扫描到手机

□大众报业·半岛记者  孟秀丽

近日,无论霸屏热剧《清平乐》,还是知名历史作家吴钩的新书《宋仁宗:共治时代》,都是以宋仁宗赵祯为主角的,这刷新了我们的固有认知——宋仁宗不再是“打酱油”的路人甲,不再是时代背景;也给了我们全新的观剧和阅读体验。《宋仁宗:共治时代》中,吴钩为这位颇具历史争议的帝王立传,解析了那位盛世之主和那个群星璀璨的“共治时代”。

为“争议人物”宋仁宗立传正名

中国历朝帝王之中,宋仁宗赵祯在位时间很长,他是宋朝第四位皇帝,12岁御极,23岁亲政,在位42年之久,是标准的“守成之君”,但在史书及文学作品中却存在感却极低。他没有秦皇汉武的丰功伟业,没有唐宗宋祖的雄才大略,也缺乏鲜明的个性以及正史野史里戏剧性的经历。他居于深宫,生活平淡如水,漫漫历史长河中,他被认为资质庸常——“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宋朝对皇帝的称呼)”,甚至连民间故事、戏剧,都几乎没有一部以他为主角。

但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庙号“仁宗”的皇帝,历代士大夫对他的评价也非常高。宋朝人自己说:“庆历、嘉祐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这是非常高的评价了。吴钩认为,宋仁宗是一位被严重低估的皇帝,他和他所建立的宋朝独特的政治体制,是古典中国最好的时代。吴钩在《宋仁宗:共治时代》中就此展开了详细的分析阐释,考证史书典籍,抽丝剥茧还原历史时代和人物,经由仁宗朝涌现出来的包括文学、理学、政治、学术界各路“明星”,以及其时士大夫阶层的超卓地位,吴钩认为:仁宗皇帝并非庸碌无为,而是知人善任,开明睿智,成就了仁宗朝垂拱而治的治世局面。

1063年,宋仁宗龙驭上宾,“升遐之日,天下号恸,如丧考妣”(王安石语),“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者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当消息传到洛阳时,“城内军民以至妇人孺子,朝夕东向号泣,纸烟蔽空,天日无光”。当宋朝派出的使臣前往辽国告哀之时,发现“燕境之人无远近皆聚哭”,辽国人也在哀悼宋朝的皇帝。吴钩表示,所谓民心向背,人们深切悼念的,怎会是庸常之君?

“钜公辈出”:人才群星闪耀时

在宋仁宗赵祯御宇的时代,北宋朝廷涌现出了群星闪耀般的杰出人物,名动一时、青史留名的一流人物非常多。文学界炫彩一时,“唐宋八大家”中有六位——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均在宋仁宗朝登上历史舞台,并大放异彩。“宋词”名世,豪放派的苏轼和婉约派的柳永分执牛耳,一时瑜亮;晏殊也是仁宗朝声名显赫的一流词人。

学术界形成了百家争鸣局面,关学、濂学、朔学、洛学、蜀学、新学、象数学诸流派林立,其创始人或代表人物都生活在宋仁宗朝。著名的“宋初三先生”石介、孙复、胡瑗与“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全是活跃于赵祯时代的大学者。

政治界,不但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诸人是仁宗朝的中坚,而且,领导“熙丰变法”的王安石、章惇、吕惠卿、邓绾等新党中人,主导“元祐更化”的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辙等旧党中人,也是在仁宗时代的政坛中崭露头角的,此一时朝堂名臣辈出,能臣巨擘开创了时代。

科学界,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均出现在赵祯时代(火药配方首见于仁宗朝《武经总要》,指南针与活字印刷技术,首见于沈括《梦溪笔谈》);宋代最聪明的两名科学家——苏颂与沈括都成长于赵祯时代。

宋仁宗朝人才济济。吴钩表示,仁宗朝人才之盛,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比肩。苏轼曾言,“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既自以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远者,又留以为三世子孙百年之用,至于今赖之。”明代李贽也感叹说,仁宗一朝,“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

吴钩总结道,能创造此等治世局面的宋仁宗并非真的庸碌无为,而是知人善任,开明睿智,是能够垂拱而治的帝王典范,后世士大夫总结其执政所得,归结为“任贤相,听台谏,遵法度”。

“垂拱而治”背后:先进的政治体制

《宋仁宗:共治时代》一书中,吴钩解析了宋仁宗时代取得的文化、科技成就,以及“42年不动刀兵”社会安定富庶。吴钩认为,仁宗朝的治世局面,除了皇帝个人的仁厚之外,更有赖于宋朝有一套较为先进的政治运作机制。

吴钩从历史记载中分析认为,仁宗本人的资质比较平庸,没什么雄才大略,也没多少丰功伟绩,但他生性宽厚、忍耐、克制,尤其对权力欲念的克制,他和当时的能臣巨擘们创建并遵行了较为先进的制度与政体。宋仁宗谦抑的美德,与这套制度是相辅相成的。

在这套机制之下,皇帝负责任命政府主要的执政大臣,由执政大臣主导政府大小事务,并设置独立的台谏系统严密监督政府人员。这套举措具有明显的分权制衡特点,似于现代英国君主立宪的体制,既保证了宋朝可以选举出最优秀的宰辅人才,又能保证臣工各司其职。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君权神授”的封建王朝,这其实是极不容易的。吴钩介绍道,宋朝连皇帝的圣旨颁发都有着严密程序,有专门的人起草,有专门的人审核,还需要宰相副署,由宰相机构颁发。圣旨最后有一大串签名,那是负责宣行、审核、签署、颁布这道圣旨的官员的署名,没有这串签名的皇帝私旨,不能成为正式的国家诏令。皇帝如果绕过这些程序,直接下旨,是违反制度的,大臣也可以不执行。

这从制度上规避了皇权独断,形成“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局面,有宋一代成为中国文人地位最高的朝代,也被称为古典中国“最好的时代”。治理天下的主体成为士大夫阶层,而不是仁宗一个人。皇帝最主要的职责是选择、任用贤能的士大夫,拜他们为执政官,为台谏官。由此吴钩为仁宗立传将其归纳为“共治时代”四个字。

如此,一套政治清明、运行高效的体制下,国家机构健康运转。从这个角度来说,宋仁宗垂拱而治,正是一位仁圣的君主,仁宗朝也成为盛世王朝治理的经典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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