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之岛：赫保真用音乐抗日 为“溪音”尽瘁

半岛记者  张文艳

“那时学校里派来了教日语的日本教官，学校当局奉命要教会学生唱日本国歌，不教是不行的，赫师就非常策略地改成《孔子赞》，日本教官听起来就像是在用中文练唱他们的‘国歌’，其实我们唱的却是‘唯我夫子大圣人’”——赵劭坚给赫达生的信

赫保真。

“铃铃铃——”音乐课开始了，王文彬和同学们正在唱着当时的流行歌曲，全然没有发觉音乐老师已经进入教室。老师威严的目光，使得他们立刻停下唱歌，教室内顿时异常安静。这位老师说，刚才唱这样的歌，说明同学们的修养不够，但这不能全怪你们，说明你们需要接受良好的音乐教育，最后他对同学们说：“我叫赫保真，以后我负责你们这几年的音乐课了”。说完，他就把自己编印的音乐讲义发给同学们，“我们就从学‘音阶’开始了正规的音乐课”。这是曾任中央美院的王文彬撰文《忆赫保真老师》回忆他在市中上第一节音乐课时的场景。

赫保真设计的溪音合唱团歌本。

“赫师经常穿着西装，有股洋派风味，他以教音乐为主兼授美术，可谓艺兼音画”（纪福和《感念师恩尽在不言中》）；“音乐教员赫保真老师，他除按照教学计划完成音乐理论基础知识讲授与教唱外，还曾手绘世界著名音乐家的肖像，印成讲义发给学生，并手提着自己的留声机到课堂上，把著名音乐家的代表作品，放给学生们欣赏”（赵传集《忆青岛市中军乐队》）；“当时没有音乐课本，赫师就同市立女中、文德女中、礼贤、崇德等校的音乐老师合编了一本全部是世界名曲选的歌本，分简谱本和五线谱本两种版本，很受各中学同学的欢迎”（赵劭坚给赫达生的信）……

赫保真作为老师，不仅教授学生们乐理，还有爱国的民族精神，按说这不是一位音乐老师的职责，但他的所做作为，让学生们至今难忘，甚至会潸然泪下。

1929年，赫保真与丁佩琳结婚照。

在日本侵略中的青岛，学校里也推行的是奴化教育，赫保真用自己的行动抗拒着，他不用日伪教材，在爱国歌曲不准唱、汉奸日本歌不愿唱，靡靡之音不屑唱的形势下，“他组成一个国乐队，演奏一些古典名曲《梅花三弄》《雨打芭蕉》《平湖秋月》等”（赵传集《忆青岛市中军乐队》），这些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学生的爱国思想。当时学校逼着学生们唱所谓的日本国歌，赫保真悄悄地将歌词改成了《孔子赞》。

后来跟着父亲上学的赫达生先生和赫保真先生的学生们都深深地记得那一个场景，“记得是1940年的一次运动会”，“在青岛市体育场（今天泰体育场）举办中学生运动会，当时青岛最厉害的是市立中学和青岛商业学校，商业学校是日本人办的。他们仗着有日本人的势力，经常欺压我们中国学生，父亲编写了运动会上的《战歌》，这个《战歌》的气势很强，很有战斗性，2000年的时候，一中一些学生都八十岁了，还记着甚至能吟唱父亲教他们的歌曲。也就是在那个时代，我的父亲在音乐界展露了头角”。

1959年，赫保真全家福。

而赫保真先生根据亨德尔先生的《荣耀颂》改编成四部大合唱《青岛上是仙乡》，根据《哈利路亚》改编成的《我爱中华》，则成为当时合唱经典，也成为市立中学的保留曲目。不过当时组合唱团并不容易，赫达生先生告诉半岛记者：“市立中学只有男学生，没有女学生，父亲到当时的市立女子中学去要女学生，市立女子中学不同意，只得让初中一二年级没变声的男孩充当女声。”

赫保真的爱国之举难免引起日本人的怀疑。1943年底，日本人到处在扼杀爱国志士，“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太多了，所以我的母亲很担心我父亲出什么事情”，为了安全，赫保真辞去市立中学的教师职务，致力于作画、裱画，于中秋节举办了近200幅画的展览，筹得一部分资金后，1944年11月，又在贺伟斋的帮助下回到潍坊。

回到青岛后，1946年2月，赫保真考入救济总署鲁青分署卫生组任美术设计，谁知道这个工作干的时间又不长，9月份就解散了。然而，命运便是如此，当你一次次跌入黑暗之时，总有一丝光明是为你而亮。1946年9月，青岛私立青年中学创立，赫保真担任学校的音乐图画教员。而就在他考入救济总署之时，他还接到了一项重要的聘任工作：青岛溪音歌咏团的指挥兼音乐指导。

一中的赫保真雕像。

抗战胜利以后，青岛学子们刚刚得到自由的空气，却又陷入另一种恐惧当中。国民党当局推出“甄审”的举措，不顾青岛师生的反对，甚至枪杀了文德女中英语教员费筱芝，爆发了“一二·一六”反“甄审”运动。市中学生曲连科等人联系了市立女中共十余人，于1946年1月7日成立了“青岛溪音歌咏团”，他们邀请赫保真先生担任乐团指挥。赫保真欣然接受，而且不收任何报酬。1946年秋，赫保真到青年中学任教，还与校方协商借了一间教室练唱。赫保真先生对溪音歌咏团关怀备至，为了提高合唱团的水平，邀请当时在青岛的王云阶先生担任指挥，王云阶欣然应允，还排演了《茶花女》合唱曲，配合王云阶的夫人季青蕙女士演唱阵容空前。

到1950年溪音歌咏团解散，先后共有170人加入，可谓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