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风景、半生情——《断章》内外的卞之琳

2020-09-12 16:34 大众报业·半岛网阅读 (14486) 扫描到手机

半岛全媒体记者  张文艳

卞之琳(1910-2000年),江苏海门人,现当代诗人(“汉园三诗人”之一)、文学评论家、翻译家。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历任四川大学讲师、西南联大副教授,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教授等职。1930年开始发表作品,194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三秋草》《鱼目集》《十年诗草》《雕虫纪历》,小说《山山水水》,纪实文学《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评论《莎士比亚悲剧论痕》《布莱希特戏剧印象记》,译著《莎士比亚悲剧四种》《英国诗选》等。

卞之琳,一位用半生看风景的诗人。

他的名篇《断章》相信很多人都印象深刻,尤其是那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意境深远。这首诗,据称是写给他单恋了多年的才女张充和的。只是他的名字,没有他的诗出名。“很长很长一段时间,诗苑的浮躁和喧嚣,早已将卞之琳先生淹没于它所泛起的五光十色的泡沫,推入历史的深山古刹”(《永远的寂寞》周良沛作)。一度,甚至人们连他的姓都读不准。

诗人辛笛曾讲过这样一个趣事:“当年师友之间曾戏称他为‘卡’之琳,因为他初到北大读书,一般人不认识‘卞’字,常错读误写作‘卡’。那时他在《华北日报》副刊发表诗文,用各种笔名。有一次试署‘老卡’,取“不上不下”打一字意,也表示‘吾将上下而求索’意,发表出来,竟反又排成‘老卞’,他大为扫兴。此事成为友朋间的趣谈”。  

1910年12月8日,卞之琳出生在江苏海门东边的一个江边小镇——汤家镇。即便不能称作书香门第,但也是知识分子家庭。在很多场合,卞之琳都不愿意提及自己的家世,原因可能与家业败落有关,卞之琳祖上以开染坊为业,曾经兴旺一时,到了父亲卞嘉佑时,逐渐败落。父亲科举不第,转而教育蒙学,接管家业,却不善经营,终至破产。

家庭经历在卞之琳的心底留下了淡淡的哀伤,也许,也给予了他内敛的性格。在父亲《千家诗》的朗诵声中,卞之琳逐渐长大。诗歌走进卞之琳的生活是在他十五岁那年,“一次我从乡下到上海,到商务印书馆看看,从玻璃柜里挑出一本儿童读书《环游地球记》的同时,我还买了‘冰心女士著’的《繁星》。这是我生平买的第一本新诗,也是从此我才开始对新诗发生了兴趣”。

新诗,给了卞之琳平静的心灵第一次涟漪。而给他震撼的则是郭沫若的《女神》,“不仅因为内容关系,而且是感到新诗与旧诗之间在艺术形式上从此开始划出了明确的界线”。

1925年,卞之琳还在家乡念中学的时候,就邮购了一本《志摩的诗》,他说,在阅读新诗的过程中,这本诗集“是介乎《女神》和《死水》之间的一大振奋”(《徐志摩诗重读志感》)。诗歌播下的种子生根发芽。1929年,卞之琳靠着“借贷和亲友的资助”(《卞之琳的文坛足印》),进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受教于温源宁、叶公超等名师,并接触了闻一多等师辈。这一年,卞之琳写过短篇小说《夜正深》,也翻译过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不过,他将这篇译作自行毁弃了。包括他后来的诗作,他也是“写得很少,自行销毁的较多”,“诗是诗,人是人,我写诗总是不为人知”(《雕虫纪历》自序)。

1993年,卞之琳和夫人青林、女 儿青乔全家福。

1931年,卞之琳的伯乐出现了,“徐志摩来教我们英诗一课,不知怎的,堂下问起我也写诗吧,我觉得不好意思,但终于老着脸皮,就拿那么一点点给他看”。徐志摩无异于当时年轻诗人的导师,冯至、陈梦家都曾得到他的提点和鼓励,卞之琳也是如此。热情的徐志摩看了卞之琳的诗作后,立刻带回上海给作家沈从文看,俩人非常欣赏,一合计,连招呼都没打,就交给了一些刊物发表,“也亮出了我的真姓名。这使我惊讶,却总是不小的鼓励。于是我在1931年夏秋间又写了几首更无甚可取的诗”。

这是卞之琳和沈从文的第一次相识,虽未谋面,沈从文对卞之琳印象甚好,不但选出了《群鸦》《噩梦》《魔鬼的小夜曲》和《汗液》等四首刊登在《诗刊》第二期上,并将他的诗作编成集子,提笔写了《附记》,取名《群鸦集》准备出版,虽然因为徐志摩飞机失事遇难、时局动荡等原因,《群鸦集》停留在了新书预告阶段,但是,此次交集则直接促成了卞之琳1933年的第一次青岛之行,并有了沈从文资助30元帮卞之琳出版《三秋草》的佳话。只是,遗憾的是,不知是不是因为沈从文介绍张充和认识了后来的丈夫傅汉思的原因,卞之琳与沈从文日后并无太多交集。

诗集终于出版了,卞之琳非常兴奋,在北平,他写信给在青岛的学生臧克家:“我来一本《三秋草》,你也来一本什么吧。”受到鼓舞,臧克家立刻着手选编《烙印》。“恩师闻一多愿为我写序,王统照先生愿当我的诗集出版人;闻、王二位先生和妻兄王笑房各慷慨资助我20元大洋作印制费。之琳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闻讯后,自告奋勇愿承担一切印制工作(邓广铭、李广田也出了点力)。他为我的诗集亲自去清华大学请闻先生写序言,跑印刷厂,买纸张,校对,还设计出一个与闻先生的诗集《死水》相仿的封面,黑红相间,典雅大方,真实辛苦备尝”(《忆往事 难忘怀》),臧克家将卞之琳视为《烙印》的助产士,“没有卞之琳就没有《烙印》”。

1936年秋,卞之琳放弃了在济南的教职,接受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的另一项任务,这次是翻译纪德的《赝币制造者》。时值旅游淡季,卞之琳在青岛低价租了一间旅馆,译完了这本书(虽然手稿后来丢了,再也没有找回,他却得到了一笔酬金,并用这些钱在江南居住旅游了五个月),并与好友何其芳一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我们年终倒又在小青岛对面的一家休冬闲的旅馆里有了一个团聚几天的机会,共同迎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国抗日已经势在必行的新的一年”(《<李广田散文选>续》)。

青岛文史专家鲁海先生曾采访过卞之琳,问他当年从房间看到小青岛,是否就住在太平路上的青岛大饭店。他说:“哪住得起青岛大饭店,是太平路东端一家俄国人开的旅馆,冬天歇业,看门人收几个住客,落点收入”……

人生有时是个奇迹。卞之琳去世之时,“恰巧是他农历出生的同月同日同时刻,即十一月初八早上八点左右”(《卞之琳的童年》),90载春秋给卞之琳留下的,是一直挥之不去的记忆,直到晚年,他都沉浸其中,如入梦境,不愿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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