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丨家暴不只是家事

半岛全媒体记者 李珍

家庭中经常用拳头解决问题的人，也有可能被暴力“反噬”。搜索与“家暴”有关的案件不难发现，受害者成为施暴者，甚至走上杀人案件被告席的比例也不小。他们中有深受家暴之苦，再也无法忍耐的“妻子”，也有从小耳濡目染、暴力的种子心中深埋的子女。人伦惨剧的发生，一再提醒，家暴，不只是“家事”。

妻子的反抗

“我把你爸杀了……”李娟手拿铁锤，浑身是血地走出卧室，对听到异响前来查看的12岁小女儿低声道。

2015年8月的一天晚上，安徽女子李娟和丈夫魏某因琐事在家中发生争吵，继而发生打斗，吵斗直至次日。早晨7点多，李娟趁丈夫在一楼卧室床上熟睡之机，使用铁锤击魏某面部数下，后来，又用菜刀切割魏某颈部，导致魏某当场死亡。随后，李娟拨打110投案。

李娟和丈夫的婚姻维持了20多年，魏某长期实施家暴，经常因为琐事对李娟大打出手，辱骂不止。多年来，亲戚朋友、村干部和派出所民警都曾进行过劝说和调解。魏某也多次保证不再动手，还写过保证书。可是，家暴却并没有就此停止过。魏某的拳头甚至也没有放过女儿。大女儿曾经写了一本日记，文字里描述的父亲不仅好吃懒做，还脾气暴躁，时常有家暴行为。李娟受审时，两个女儿都签下了谅解书，希望母亲获得轻判。

这并非是一桩孤案。近日，胶州市检察院披露的一起案件就与此相似。

事情还得从1983年讲起。那一年，张彩玲与同村小伙刘昌敏结为夫妻。

新婚生活总是甜蜜幸福的，张彩玲觉得自己嫁对了人。但不如意事常八九，迫于生计，刘昌敏婚后不久即离家打工，与妻子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

在苦闷、枯燥的打工生活中，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接连出生，使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加窘迫，为了纾解生活的压力，刘昌敏逐渐沾染上酗酒的恶习。

伴随着愈渐加重的酒瘾，还有他对妻子的拳打脚踢。

1998年，刘昌敏成了无业游民，地里的活也撂下了，变成了彻头彻脑的酒鬼，越发肆无忌惮起来，天天喝，日日醉。每每醉酒后，都会变本加厉地虐待张彩玲和孩子，变着法子折磨张彩玲。

张彩玲想过死，但一想到孩子，她就不得不放弃这个念头。她想过离婚，但刚把这俩字吐出口，刘昌敏的拳头就如雨点般砸过来。

2002年冬天，再也无法忍受的张彩玲在一次“死里逃生”后，悄悄收拾东西离开了家。半年后，她在镇上找了份工作，租了房子，瞒着丈夫把三个孩子接到了身边。

可惜好景不长，2003年10月，刘昌敏还是找到了他们，硬是搬来同住。在他的威胁下，张彩玲没有选择离开，也没有向有关部门寻求帮助，又一次选择了忍耐。

刘昌敏也有过短暂的悔悟，但没过多久就原形毕露，天天不醉不归。

那是2004年4月的一个晚上，刘昌敏酒醉回到家，先是对儿子破口大骂，接着又拿菜刀乱砍乱砸，叫嚣着“一个都跑不了”！

听到这句“一个都跑不了”，张彩玲害怕了，她怕孩子们受到伤害。平日里如兔子般弱小的她一跃而起，扑上去死死将刘昌敏按在地上，尔后，女儿和儿子也上前帮忙按住了刘昌敏。

忽然间，女儿因为被刘昌敏狠狠咬住了食指而大叫起来。

长期被压抑的怒火终于暴发了，张彩玲一边咬牙切齿地诅咒着刘昌敏，一边拿起地上的酒瓶朝他的头上乱砸。女儿和儿子也相继拿起马扎子、酒瓶砸向父亲的脑袋，不一会儿，竭力挣扎的刘昌敏变得一动也不动了……

2004年4月19日，当地村民发现了被抛尸河中的刘昌敏。

张彩玲到案后，很快就如实供述了杀死刘昌敏的犯罪事实。紧接着，张彩玲的女儿、儿子也相继落网。

面对办案人员，张彩玲平静地表示，杀死了刘昌敏，她终于可以解脱了，“可惜连累了两个孩子……”

暴力的“种子”

2018年5月的一个深夜，20岁的刘飞辗转难眠，心中的愤怒和痛苦始终无法消解，情绪找不到出口，最终他做了一个可怕的决定。

弯腰起身，他到阳台上摸出一把购买许久的弯刀，来到父母卧室。

已经是凌晨，房间里的人睡得正沉，借着窗外微弱的光亮，他辨别出父亲的方向，举起刀，对准脖子砍了下去……

母亲的惊呼和哭喊，让刘飞爆裂的神经逐渐冷却下来。他杀死了自己的父亲，怎么办？

报警、侦讯、批捕、起诉，案件到了检察院。

“一个木讷寡言的男孩”，这是检察官对刘飞的印象。

不爱说话，见人也不主动打招呼，是邻居对刘飞的评价。

心理评估报告则给出了更加详实科学的判断：不成熟、自负、任性，对别人要求过多,并责怪别人对他提出的要求的人格特征，诊断为被动攻击人格。有时也会表现多疑、不信任,缺乏自信心与自我评价，对日常生活表现退缩、思想混乱的人格特征，也可见偏执状态、轻微抑郁。

转回案发当天的早些时候，因找工作不顺利，父子俩爆发了争吵，刘飞扬长而去。

父亲刘剑晚饭时喝了酒，和妻子吵了一架，砸了家里的东西。刘飞回家后又被父亲一通责骂和抱怨，他没有说话，一如既往地沉默。

深入了解这个悲剧中的家庭，心理咨询师发现，酒后经常有家暴行为的父亲是刘飞多年的梦魇。

“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想自杀，买了一瓶农药，喝了，什么反应也没有，就算了。后来上了大专，在学校里也有过自杀的想法，但没有实施。”刘飞说。

“从小目睹和遭受父亲的酒后家暴，祖父母对他在生活上过分溺爱、行为上过分管束，最终导致他长期生活在压抑的状态下。这种长期压抑、恐惧、自卑的状态，使刘飞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问题。”心理咨询师这样分析。

如果有“如果”

暴力是人性之恶，在社会中，阻止和制裁暴力是共识。但家暴要复杂得多，因为施暴和受害的双方存在于亲密关系之中，家庭暴力和家庭纠纷的界定难是公权力难以“插手家务事”的原因。例如，当事双方身上均有伤；当事一方在暴力发生前曾长时间对另一方进行语言谩骂，导致另一方的暴力；两人厮打中的无意识伤害等情况，都导致家暴的认定具备特殊性和高门槛，从而让这一行为的发生更容易，而被制止，却更难。

美国临床心理学家雷诺尔·沃科在对数百名受暴女性进行研究后发现，很多经受家暴的妇女会因为习得性无助，变得难以离开受害人。据公开信息解释，“习得性无助”是指一个人经历了失败和挫折，将不可控制的消极事件或失败结果归因于自身的智力、能力时，一种弥散的、无助的和抑郁的状态就会出现，无助感也由此产生。

有法律专家总结，无助感在长期暴力的刺激下往往会导致极端事件的发生。而长期家暴的走向往往有两个，一种是导致被施暴者的极端反抗，酿成刑事案件，另一种是被虐待致死。对于后者，则和当前的社会风气有较大关系，家暴发生后，往往不被认为涉及公共利益，在周围人的眼中仍然是私事。

今年9月14日，在短视频平台上被多人关注的网红拉姆正在直播时，被前夫唐某泼汽油焚烧。拉姆全身被烧伤90%以上，并在9月30日晚不幸离世。12月12日上午，四川省金川县人民检察院办公室证实，拉姆前夫唐某已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批捕。而据此前报道，拉姆已在6月与唐某离婚，但却遭到唐某的持续骚扰。

“如果仔细审视拉姆的人生，会发现那不仅仅是一个女性被丈夫摧毁的故事，那几乎是一个无法逃开的悲剧。惨案发生之后，卓玛反复复盘，如果母亲还在，如果父亲不要那么懦弱，如果拉姆出去打工，如果曾有外部力量介入施以保护……然而在现实里，没有一桩‘如果’发生，命运避开了所有变好的可能性。”

这是一家媒体关于“网红拉姆之死”报道中的一段评论。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暴法》）正式实施。2020年11月25日，最高法院联合全国妇联、中国女法官协会召开发布会，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郑学林表示，截至2019年12月底，全国法院共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5749 份，有效遏制了家庭暴力的发生。

然而，另一组数据的存在仍让人不免心中一紧。据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今年发布的报告显示，自《反家暴法》实施起至2019年12月31日，仅公开报道的涉家暴命案至少942起，致死1214人，其中致死女性至少920人，占76%，即平均每五天至少有三名妇女因家庭暴力致死。

《反家暴法》正式实施至今四年多，告诫制度、人身安全保护令、紧急庇护等措施，让公权力介入阻断家暴有法可依。为何还是没能阻止“拉姆们”悲剧的发生？

仔细研读《反家暴法》会发现，在这部法律中，对潜在家暴受害者的保护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只有所有体系中的任何一环都不“失守”，家暴才能无所遁形。

采访调查证明，现实中的家暴类案件，“不是法律的问题，而是执行的问题”。《反家暴法》中可以避免家暴发生和恶化的“学校、社区报告制度、开具告诫书、对加害人和受害人进行心理辅导、紧急庇护”等内容，因缺乏明确的责任主体，以及不履行义务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不重等原因，经常“落空”。“报告制度”“告诫书”“人身安全保护令”等，从司法实践来看，都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和利用；妇联等机构又缺乏强制力，更多的只是起到心理疏导作用。而“夫妻吵架很正常”“清官难断家务事”等传统观念是更难撼动的无形阻碍。当事人不懂法，不知道如何正确报警，从而保存被家暴的证据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我们都要改变

除了在舆论上推动观念的改变,有人正从基层做起，以公益项目推动“反家暴行业生态系统”的建立。

这是湖北监利退休民警万飞正在做的事。

2015年前后,万飞发起成立了公益组织“监利市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以合作开展反家暴为切人点，凝聚100多名专业爱心人士，专事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成功探索出“社团+公安机关+妇联”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的治理模式。“蓝天下”最早服务的两个县级市中，拘留的41名家庭暴力施暴者,没有一人再犯。在警方出具告诫书后,家暴的复发率也只在1%左右。以万飞为负责人的“万家无暴”公益项目，获得2018年由媒体与多家公益机构共同评选的“年度十大公益项目”奖。

万飞是如何做的？

一条家暴线索出现后，由公安机关积极规范处置警情，并提供专业社工逐一回访，为受害人提供急需服务，与民政共建反家暴庇护所，与公安机关共建反家暴鉴定中心，免费提供庇护和鉴定服务。

“告诫书、人身安全保护令，都是很好的手段。”对于情节较轻微的施暴者，万飞认为“告诫书”这种书面形式具备一种“仪式感”，比口头训诫的效果好。“第一，受害人有获得感，报警之后有一个书面的东西拿到，也有安全感；第二，从施暴者的角度，他会有一个心理上的震慑，有一种约束力。”

万飞表示，家暴有五大类表现形式：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经常性谩骂和恐吓。不管有没有造成实质后果，只要出现这些行为就是违法行为，受害者就可以报警。关于如何正确报警，万飞总结了三点：准确说出所在地点；说明关键词，比如被谁打了，被谁挟持了等；报警后要拿到法律文书，比如行政处罚决定书、家庭暴力告诫书等。

“每个案件都有不同的情况，一个机构解决不了。除了公安机关的处置，后期的心理干预也很重要。”接触众多的家暴受害人之后，万飞发现有些人在暴力发生后逃离家庭，但很快又回去。这和“习得性无助”有关，但也有一些别的因素，比如经济、比如孩子的抚养，这些“纠缠”是家暴多次发生的原因之一。

万飞（右一）在查看家暴受害者伤情。

万飞帮这样的当事人列出一个表。“可能她焦虑和担心的事情有很多，在这个表上根据重要程度分出一二三，最担心的是什么，写在第一位。”万飞发现，她列出的第一条是生命安全。“如果是这样，那么后面的经济和孩子的抚养问题，你就先放下，先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

解决问题的最终途径落到“如何处理关系”上。

“现实中没有完美受害人。避免遭受家暴，最重要是教她们学会如何处理关系，包括亲密关系。”万飞说，双方都要改变。根据不同的情况，有些必须要离婚，有些可能双方都控制好情绪就能避免，有些离婚了却还是分不开，那就要彻底的断掉，不见面。

万飞的公益组织除了推动反家暴社会组织的建立，还经常到各地培训、授课，接受主流媒体采访以及利用新媒体宣传也在同时进行。某网络平台上倡导反家暴的文章收获了1亿多的阅读量，另一家平台也已经有600多万的关注。“流量越大，影响的人越多，就能改变更多人，就能减少家暴的发生。”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如果这里不是付出爱的地方，却成了充满暴戾的修罗场，那将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更是社会之殇。“反家暴不是哪个部门哪个机构就能做好的事情，需要我们社会中的每个人，从观念和行动上去改变。”万飞说。

（本文中案件所涉及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