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社区大妈“免费发对象”

石大妈为来访家长介绍报名事宜。□李梦馨报道

□ 本报记者 李梦馨

3月29日，下午2点，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石大妈还是准时来到济南市市中区六里山街道玉函南区社区居委会，换上了志愿者专用的红马甲。靠门处摆着一张桌子，东西两侧各排着两个座椅，桌上是一叠厚厚的报名表。石大妈作为“社区大妈”帮帮团的一员，日常工作就是在这个相亲角接待来访者。

她没坐下多久，第一个报名者就来了，是位30岁出头的小伙子。他领过一张空白表格，沉默地填完，然后扫码加上了石大妈的微信。“等会儿把你个人信息和照片发过来，回去等通知就行了”，石大妈说。

一般情况下，填完表后3天左右就能收到反馈，大妈们会按照硬指标进行筛选，匹配条件相符的人进行推荐，觉得合适双方就可以加微信进一步了解。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大妈们已经促成了一百多对情侣。

缺席的当事人与在场的父母

赵女士是这里的熟人，她一个月前就在这里给女儿报了名，前后联系了3个相亲对象都不满意。她有些坐不住了，赶紧过来问问还有没有其他合适的对象。

石大妈拿出自己的登记名册，一张张A4纸上密密麻麻地登记着男孩女孩们的信息，因为翻看的次数太多，纸张的边缘都有些翘起。在这份“花名册”中，每个人的信息被简化成几个数字和汉字，并且被缀以独特的编号，在册的人数已经排到了1400名开外。石大妈用手比着年龄一列，按赵女士的要求筛选着28岁至30岁的男孩，“这个军官怎么样？”“这个飞行员呢？”

在相亲角，职业是比姓名更有用的代称。凭借着年龄、身高、收入、房、车等可量化的指标，再加上照片，就能给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大体勾勒出一幅画像。但在家长那里，还有一些其他的标准被纳入其中，譬如属相。

因为是工作日，来相亲角的还是家长居多，像赵女士这样的“熟客”不在少数，居委会主任赵惠见了他们，第一句话总是“先等等，别着急”。在相亲这件事上，父母比子女更焦虑，他们生怕错失了最佳时机。

于是，许多父母亲自上阵，参与到子女相亲中来。山东大学教授马广海说，这是社会的“惯性”使然。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完全的婚姻自主只是很晚近的事件，绝大多数时间还是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更具体的层面上看，父母是有经验的过来人，作为子女婚姻的旁观者，不容易受到情感因素的干扰，能保持相对理性，给予阅历不足的年轻人以可靠的建议。

在亲历了儿子的多次相亲后，张女士感到自己跟现在的年轻人有些脱节了。“我们那时候都是先接触着，看看对方人品怎么样、可不可靠。现在的年轻人还是比较现实的，接触之前先打听好对方的条件，收入、房、车都是第一位的。”

很多时候，这些问题不是直接抛出来的，而是以更隐晦的方式。有一次，对方家长问张女士：“你家有电梯吗？”常年周旋于相亲市场的张女士读出了话外之音，这是在旁敲侧击地问住房情况。她解释道：“有电梯的不得是新建的高层楼房嘛。”

这次，张女士从朋友圈里看到相亲角，向几个亲戚朋友打听好，专程坐公交车从八公里外的地方过来。

由于年龄横亘在那里，张女士清晰感知到两代人的隔膜。但在择偶原则上，张女士和儿子却实现了同频，“门当户对”是他们奉行的守则。“我儿子是本科学历，如果对方是硕博士，心理上会有一些压力；对方留过学的话，也基本不考虑，这种一般家庭情况比较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小英认为，在获得普遍共识的以“条件对”“有感觉”“谈得拢”为准则的“找对象”文化中，两代人的差异，只在于对构成门户条件和个人身份条件的复杂指标体系的认可度偏差，同时年轻人更强调颇具个人主观感受性的所谓“看对眼”或“眼缘”。

被动加入与主动挑拣

25岁的小李，昨天在微博上刷到了相亲角的视频，今天就跟朋友相约过来报名。在一众报名者中，她算是年龄偏小的那批人，可无奈父母“催婚催得急”。今年过年回家，总共没待上几天，年初五家里人还给她安排了一场相亲。

一些困于催婚压力的年轻人在网络上抱怨，读书时家里人不许“早恋”，工作后又催着赶紧结婚生子。这或许带有戏谑夸张的意味，但也像棱镜一样，折射出了部分现实。

小李从事新媒体工作，身边同龄的男生很少，单身的女同事却大有人在。没能把握住校园恋爱黄金期的她们，只能或主动或被动地涌入相亲大潮。对于相亲这种形式，小李坦言，自己心里多少有些排斥，“但没有办法呀”。

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单身人口已经达到2.4亿，年轻的单身群体数量庞大，相亲成为社交常态。某婚恋平台的调查显示，38%的单身男女首次相亲年龄不足23岁，24%的单身男女为23岁—25岁。

不到两个小时，相亲角已经来了6位年轻人，与来这里的家长不同，他们从来不过多停留、问东问西。在问清楚流程后，他们就自觉填表，加微信，然后离开。不管是否完全接受，但公认的一点是，相亲确实是一种更高效率的社交。

赵惠说，现在年轻人整天跟手机交流，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机会反倒变少了。屏与屏的沟通，也诱发出面对面社交的恐惧。这背后更深刻的现实是随着个体化社会的到来，社会的流动性空前，维系一段亲密关系变得不易。而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社交时间被严重压缩。

有学者认为，相亲是一个自我确证的过程。涌入相亲场的人，在密集的异性接触中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密度的评价与被评价，自我认知经受着挑战与重塑，其中暴露出了当代年轻人的一些问题。至少在婚恋上，成人并不意味着成熟。

“现在小孩找对象跟以前不一样了。”年轻人严苛得近乎不合理的择偶标准常常让赵惠大跌眼镜。有个在央企工作的男孩，赵惠连着给他介绍了20多个条件不错的姑娘，可对方都不满意，这个是因为跟理想身高差了2厘米，那个说没有眼缘。赵惠有些哭笑不得，“找对象不就是找幸福生活嘛”。那么多条条框框筛选出来的，就一定是最合适的吗？

很多年轻人过分追求完美主义，总是期待着最好的那个。但事实上，最好是否可得都有待证实。赵惠经常说，“这比解方程可难多了，解方程总归有个答案，但这个有时候都解不出来。”

媒人的淡出与社区的介入

赵惠有两部手机，常常是正用这个手机聊着天，那个手机上又打来了电话。她的微信上已经有1800多个好友，但还是不断接收到新的添加通知。“这不一会儿没看手机，微信上又多了9个好友申请。”刚说完，数字马上变成了“10”。

白天的工作结束了，并不意味着可以休息。晚上七点，上班族回到家后，赵惠跟石大妈的忙碌才真正开始。一天里收集的信息择要誊抄到笔记本上，比对两人的情况，再联系双方结对子。她们定了个小目标，每天至少牵起20对来，这样的工作得一直持续到十点半，周六日也谈不上轻松。

赵惠是个资历颇深的红娘，她第一次给人介绍对象是在18岁，那时候她刚参加工作，担任团委书记。传达室大爷有个女儿，30多岁没对象，大爷就向她求助，“小赵，帮你姐介绍个对象吧。”正好赵惠住的院子里有个小伙子，她就给两人牵了线，结果三个月后两人就结了婚，结婚的时候还邀请她来参加婚礼。

这件事让赵惠打心眼儿里高兴，后来她也陆陆续续地帮别人介绍。但现在，她越来越觉得愿意当媒人的人不多了，“媒人要负担很多东西，婚后两口子是不是和谐，一方人品是不是有问题，往前推都得算在媒人头上。”

去年3月，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玉函南区居委会成立了“社区大妈”帮帮团，用赵惠的话说，就是“敲敲门、见见人、聊聊天、关注辖区的老弱病残”。上门的过程中赵惠发现社区里有许多大龄单身男女，逢年过节时，家里父母都会催婚，子女过年都不愿意回家，甚至影响了家庭和睦。

为此，赵惠联合帮帮团16名社区志愿者，开启了“免费发对象”的公益项目。今年正月初六，相亲角正式“营业”。一开始，赵惠的目标对象只是社区及其周边的单身男女，但没想到事情一发不可收。

来报名的人，不光有济南各区县的，连青岛、天津、上海、北京等地都有打电话来咨询的，甚至还有家长替远在加拿大、南非的孩子报了名。昨天相亲角的视频上了微博热搜，这两天来线下报名的更多了，赵惠的电话快要被打爆了。

相亲角这种形式，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已存在多年，一般分布在公园里，自发聚集而成。这样的相亲角，是点对点的连接，更自由自主，但同时也伴随着无组织性，以及信息公开带来的隐私安全问题。

由社区牵头的相亲角，弥补了上述缺陷。赵惠介绍，社区大妈提供志愿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个人信息都是一对一对接的，能较好地保证个人隐私”。居委会作为完全中立的机构，充当了媒人的角色，没有情感上的偏袒，只负责牵线搭桥。

“社区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共同体，其功能是多方面的。”马广海教授解释，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青年人婚恋有很多手段和平台，但是网上社交，有一些不可避免的风险。社区作为一个熟人社会，牵头而成的相亲角，所获得的信任度更高，对于增强社区凝聚力也有深远意义。

家庭作为一个缔结社会的纽带，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依然是社会的组成细胞。而相亲，作为婚姻的前奏，在历经了千年的延续与迭代后，也在两代人迥异的价值体系面前达成了某种共识。媒人的角色在更替，相亲不复旧貌，但仍旧生命力蓬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