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印记 | 对未婚姑娘的特定称谓 “识字班”是怎么来的

对未婚姑娘的特定称谓，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诞生，如今仍留存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生生不息——

“识字班”是怎么来的

1949年济南区铁路工会张店办事处职工家属识字班摄影纪念照片。

大众日报记者 李梦馨

外地人乍听到“识字班”一词，可能有些摸不着头脑。而沂蒙大地的人们，却了然于心。识字班，是当地对未婚姑娘的特定称谓，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诞生，如今仍留存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生生不息。

“识字班里真模范，俺到课堂去上班，一直上到下两点，回到家中快纺线；各人识字各人好，妇女地位得提高，能看书来能看报，也能看那北海票（当时的货币）……”这是抗战时期沂蒙山区革命根据地广为传唱的《识字班歌》，生动地记载了当时的情景。识字班这一红色语汇，同活化石一般，记录着那一段翻天覆地的历史。

不仅“识字”，也是政治学校

“识字班”的称谓，在毛泽东于1933年所作的《长冈乡调查》一文中最早出现。文中将识字班作为扫盲组织的一种进行介绍，“小孩子累赘的，‘更多年纪的’，家里人太少离夜学又远的，这些人编入识字班”。1933年6月，苏区政府公布的《识字班工作》一文中，详细阐述了识字班运动的工作方式及重要作用等。

为提升根据地民众的文化素质，根据地开展了一系列文化扫盲运动，识字班正是其中的一种。识字班在全国各地都有开展，但这一名称在山东的沂蒙大地才真正叫响。

沂蒙山区，古有四塞之崮之称，交通闭塞，与外界交流不畅。当时沂蒙山区的劳动人民，祖祖辈辈生活在大山里，村庄文盲率达90%以上。在抗日根据地，要动员广大农民积极投身抗战，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便成了当务之急。

据莒南县史志办原副主任李祥琨考证，识字班在山东的起源，最早是在莒南县板泉区渊子涯村。1940年10月，抗大一分校群工组进驻渊子涯村，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农救会、青抗先、妇救会、识字班、儿童团等组织产生。当然，这一说法也受到挑战，众说纷纭中，另有起源于沂南县某村之说。“但这个称呼起始于山东解放区的滨海区是没有疑问的。”李祥琨说。

识字班，顾名思义，好像就是一个单纯识字学文化的组织。实际上却不然，它更是青年妇女的政治学校。李祥琨说，识字班的课程除了文化课之外，还有政治课。文化课教人们学会看信写信、记账、打算盘、看路条、认钞票。政治课的内容非常广泛，从政治、经济，到军事、历史、哲学，无所不包。“毛主席的著作《论持久战》《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党八股》等整风文件和国际国内形势都有所讲授。”

据前人回忆，当时香港一家报纸的编辑、记者来莒南县采访，在中楼区一村同识字班开了一次座谈会，没想到这些生长在穷乡僻壤的农村姑娘，竟然对国内外形势和根据地的方针政策了解得那样清楚，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批判得那样深刻，对各种政治术语运用娴熟恰当，他们无一不深感意外。

识字班一般在农忙后的中午上课，讲课的人不光有小学教师，还有一些县区干部，往往是走到哪里，就把课讲到哪里。所用教材除上级编发的国语、政治常识、民众算术外，大部分选自《大众日报》及刊物杂志，同时还根据本地生产、生活特点自编一些乡土教材，内容都与抗战有密切联系。

演变成未婚姑娘的代名词

据临沂文史研究专家苗延年介绍，最初，识字班学生是不分男女的，有女青年也有男青年；不仅有十几岁的姑娘，还有七八十岁的老年妇女。

其中，青年妇女的学习热情最为高涨。“姑娘们参加识字班如小鸟出了笼，学习热情高涨。老师教过的字都挤时间反复进行复习。白天下田劳动，利用休息时间，在地上划；回家做饭，在灶前练；晚上睡觉，用手指在肚皮上划。房前门后、四面墙壁，到处划满了字。”这是《沂蒙抗日战争史》对于当时情景的记载。由于勤学苦练，姑娘们文化水平提高得很快，一般会看简单的书报，能写路条、简单的书信。

识字班雨后春笋一般在根据地迅速发展起来。据《大众日报》记载，1941年3月，沂蒙地区的识字班一共开展225处，学员达4502人；发展到1943年，仅莒南县内的妇女识字班就有520多个，学员规模达15700人，比例占莒南县全部人口的2/25。沂蒙地区出现了“村村办学，户户读书，抗日救国，人人争先”的新气象。

“青年妇女不仅参加识字班学文化，还拥军支前，救护伤员，十分活跃。”李祥琨说，其父亲曾担任过村青抗先队长，也担任过村里的夜校教师，给男女青年教过课。其姑母李贞云，就是当年的识字班学员。“我小时候常听他们说起做军鞋、磨面做军粮支援前线的故事。”

李祥琨说，当时识字班青年妇女中涌现出很多积极参加抗战斗争的巾帼英雄。有“谁第一个参军，俺就嫁给谁”的莒南县洙边村的梁怀玉；有支前模范“沂蒙六姐妹”——张玉梅、伊廷珍、公方莲、伊淑英、杨桂英、冀贞兰等等。

“很多人参加革命工作，随部队、随党政军南下北上，成长为各级领导干部。”苗延年说。

在识字班运动的推动下，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青壮年纷纷参军上前线，仅有400万人口的沂蒙山区，就有20万人参军入伍，100余万人参战支前，10多万先烈血洒疆场。

与此同时，有的村子几乎成了“女儿国”，从村长、村党支部书记到民兵队长、农救会长、青救会长、公安员全都由妇女担任。而中年妇女也因赡养重担、支援前线等任务，无法正常参加识字班的学习；本身成绩最为突出的女青年就坚持了下来，因此，识字班也从抗战时期的学习组织，渐渐演变成年轻姑娘的代名词。

“这都是当时青年女性积极参加抗日斗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受到社会公认和肯定的结果。这个名称，体现了在那个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青年女性英勇奋斗、不怕艰苦、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和英姿飒爽、可亲可敬的英雄形象。”李祥琨说。

识字班的延续

识字班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由于文盲数量庞大，扫盲任务严峻，识字教育继续开展。在山东，“速成识字班”得以推广和流行，因其不主张单纯地死记硬背，而是以注音符号为核心，作为识字的辅助工具。

据77岁的老人王秀莲回忆，五十年代的识字班里，大多是错过基础教育的十七八岁的姑娘，中老年妇女，还有一些男青年也来上课。

为方便学习，识字班自编顺口溜来记忆，如“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走路不小心，苹果碰了头。”王秀莲说，“趁着中午学校放学，还有晚饭后的时间，识字班就开始上课。”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大家都能认识不少字，还能写信。

五十年代后，作为一种学习组织的识字班渐渐退出，但作为一个对未婚姑娘的代名词却口口相传，一直延续了下来。

李祥琨说，由于特殊年代、特殊地区、特殊环境形成的一个特殊词语，因其在历史上的特殊贡献和卓越表现，识字班这个光荣的称号已融入了历史文化的长河中，在中华民族革命的红色历史上，成为一个独特的、光荣的符号，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熠熠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