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印记 | 全中国工人中最英雄的部分在这里

青岛各界人士游行示威，抗议镇压中国工人。

□ 本报记者 朱子钰 李梦馨

1925年，以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为序幕，青岛爆发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规模空前的日商纱厂工人三次同盟大罢工。日本勾结军阀张宗昌，武力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二九”青岛惨案。次日，英国制造了上海“五卅惨案”。两起惨案仅一日之隔，被称为“青沪惨案”或“沪青惨案”，成为引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导火索。罢工斗争中，中共四方支部书记李慰农和《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惨遭杀害。

以往研究这段历史，主要史料来源于三方面：一是档案馆等保存的少量历史文献；二是报刊资料等宣传报道史料，如《向导》《大公报》《晨报》等；三是口述和回忆史料。由于第一手的原始记录材料较为少见，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史实了解，还存在一些不系统、不准确之处。

全国、全省档案领军人才、青岛市档案馆二级巡视员杨来青，近年在“日本亚洲历史文化中心”查阅资料时，偶然发现日方档案中对1925年青岛工人大罢工有详细记载，写就《图说1925年青岛工人大罢工》一书(即将出版)。这些新的史料，从侧面还原了中国共产党对罢工运动的领导以及“五二九”青岛惨案发生的全过程。他通过对日本档案史料新的发掘梳理，使青岛日商纱厂三次同盟大罢工以及“青岛惨案”发生的来龙去脉，更加准确地呈现在世人眼前……

轻描淡写的寥寥数语，

写尽了工人的悲惨遭遇

1914年11月，日军从德国手里夺取了青岛，并占领胶济铁路沿线。日本资本家看中了在青岛开办棉纺织企业的种种有利条件，从1916年到1923年共建成纱厂6处，生产量占青岛纱锭总数的90％左右，垄断着青岛和山东棉纱市场。日本资本家的丰厚利润是建立在残酷压榨中国工人的基础上的，求得自身和民族解放成为青岛工人阶级坚定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直接动因。

日商纱厂的工人生活十分悲惨。日本档案也毫不避讳。杨来青搜集到的日本官方调查报告等档案，详细记录了日本厂主如何压迫和剥削中国工人，日籍管理人员如何对中国工人采取歧视性、侮辱性的管理手段，从侧面披露了当时中国工人的悲惨遭遇。日本《在华内外人经营工厂劳动者待遇关系杂件》记载：由于纱厂用工人数直接影响生产成本，为应对所谓工资上涨的压力，日本厂主多将3人看车的工作量改为2人承担，工人的劳动强度增加了近50%。1925年《青年工人问题》刊载《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的苦况》一文也进行了详细记载：“在做工的时候，无论有多大病症，不准请假，请假的时候向日人哀求至再至三，不但说是装病，还要你做更重的活，并说：你们死了不要紧，中国工人很多，死十个八个都不算什么大事情！”日本官方在调查后承认：高强度的劳动和恶劣的生产环境使工人生病的比例很高。杨来青表示，轻描淡写的寥寥数语，写尽了工人的悲惨遭遇。

此外，日本官方资料也印证了其蓄意大量使用童工的事实。按照日本官方调查数据，青岛日商纱厂使用14岁以下的童工851人，不满16岁的童工3908人，约占六大日商纱厂15395名工人的30%。日本官方资料中统计的最小年龄的童工仅有10岁。由于童工工作时长和男工一样，工资比男工低，日商纱厂使用童工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杨来青说，日本厂主对童工采取非人道的做法，却在官方档案中为自己开脱——《在华内外人经营工厂劳动者待遇关系杂件》中记载：“由于录用职工没有户籍，并不清楚工人确实的年龄，各厂均根据其语言、身高等推测其年龄。”这与邓恩铭在《青岛劳动概况》中对童工悲惨遭遇的记录是一致的：“他们到厂后过的完全都是小牛马的生活……他们物质上营养不良，精神不舒畅，又加以沉重的工作，所以把一群可爱的小孩儿都养成乞儿不如的小病夫了。”

日商纱厂工人的悲惨处境，为青岛工人阶级反抗日本纱厂压迫，发动同盟罢工埋下了伏笔。

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对发动青岛工人斗争非常重视。王尽美多次来到青岛，组织工人斗争。1923年，受中共济南地方支部委派，邓恩铭抵达青岛。虽然“实好似穷困之孤军奋斗”，邓恩铭还是克服了重重困难，全身心投入党团组织建设。1925年5月，李慰农被派往中共青岛地方组织工作，化名王伦，深入工人群众，领导工人斗争。党组织的领导使工人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大罢工斗争开始掀起一轮又一轮高潮。

多角度还原罢工的诸多细节

1925年2月，胶济铁路总工会成立后，中共青岛支部趁热打铁，迅即在日商纱厂筹建工会。大康纱厂进展尤快，秘密报名者已有八九百人，约占全厂工人的六成。1925年4月初，大康纱厂的工人在工运骨干司明章、苏美一等领导下开始秘密组织工会，至罢工前，加入工会的工人达2000余人。1925年4月14日，日本厂主趁工人上班时，派人闯进工人宿舍，搜去会员名册，扣押与日方交涉的司明章、苏美一、张致中三名工会代表，严刑拷问。日本《大正十四年支那暴动一件/五三十事件/北支那之部》对此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工会代表被抓后，4月16日早，大康纱厂工会代表工人提出21条要求。晚上6点，工会给日本厂主田元发出一封“通牒信”：晚上8点前如果不派人到大康纱厂工人宿舍进行谈判，“今晚9时以后，工会不负维持职工秩序之责”。

由于迟迟没有得到答复，工会决定反击，大康纱厂率先开始罢工。此外，工会派出宣传人员于内外棉纱厂、隆兴纱厂门口动员工人罢工，得到响应。4月23日晚6点，青岛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决定开始罢工。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提及：“一直到后来工潮扩大到沧口各厂，日本资本家着实恐慌了。”值得一提的是，杨来青在此次搜集的日文抄件中发现，虽然四方纱厂确实向沧口日商纱厂工人展开了工作，但由于当时日本方面和胶澳当局的严厉管制，沧口日商纱厂工人难以发动大规模斗争。日本史料记载，沧口方面“最后得以无事”。

罢工发生后，日本人是如何破坏工人斗争的？杨来青说，日本方面对工人罢工的性质进行了仔细研究，《大正十四年支那暴动一件/五三十事件/调书》第1卷中记载了日方当时得出的结论“这绝非单纯经济问题”——日本厂主曾搜查了工人宿舍，搜出了《向导》《工人周刊》《劳动青年周报》《中国青年》《山东工人》和纪念巴黎公社3月18日武装起义与共产党成立由来等内容的传单。以此判定，这次工人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日方发现工人的政治口号是：“(一)无产阶级及农工会的同盟联合；(二)打倒军阀；(三)打倒外国资本家；(四)争取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权利。”看到这些进步的口号，日本人紧张不已，他们越发相信罢工背后的“思想根底是共产主义”，而且工人们强烈的反抗意识具有“暴动化”趋势，必须要强烈镇压。

杨来青还发现，1925年4月19日，青岛日商纱厂第一次同盟罢工后，日本方面表面上在经济上有些微让步，但拒不承认工会组织；企图采用“持久战”拖垮罢工，故意拖延谈判时间，意在拖垮生活困苦的工人们；逼迫胶澳当局出面解决问题，借反动军阀之手镇压罢工。

日本方面穷追不舍，势必找出罢工的“煽动者”。5月4日凌晨3点，邓恩铭在住处被捕，警察从他家中搜出了“罢工后援宣传文书”，邓恩铭陷入危险的境地。在中共组织和省议会副议长陈鸾书等关系的营救下，5月11日，邓恩铭被“驱逐”出青岛。危急关头，李慰农接过了接力棒。他承担起领导中共青岛地方组织及工人运动的职责。第一次罢工长达22天之久，日本厂主为此损失惨重，不得不作出让步。5月8日深夜，中日调停者达成复工复业协议，工人们终于取得了胜利。

大康、内外棉、隆兴三纱厂复工不久，日本厂主张贴通告，三纱厂共51名工会领袖、罢工骨干被开除出厂，继而要求胶澳当局必须取缔三厂工会。以此为导火索，5月27日，青岛日商纱厂爆发了第二次同盟大罢工。

日本人勾结军阀张宗昌，决意武力镇压。5月29日凌晨3点，2000多名反动军警包围了大康、内外棉、隆兴三纱厂及工人宿舍。“工人当场受枪毙命者8人，受重伤者10余人，被捕者无数。”这便是震惊全国的“五二九”青岛惨案。通过《向导》对这次惨案的报道，便可感受到工人们处于绝境之中：“残暴的日本人，竟站在楼上拿着手枪朝人群中连放，中弹的工人一个个倒在地上，鲜血喷流，染遍内外棉门前的青草。”“最悲惨的是未出场的童工妇女，一闻枪声，相率藏入棉花包中，爬在地沟里，或是潜伏车间……后被日人搜出枪杀、水淹和活抛入海者，不知其数”。《晨报》也报道：“这次惨杀，官厅、日人设计极周，当军警围困纱厂，枪击工人之时，同时即派遣重兵，堵塞宿舍，断绝工人往来。就中强壮男丁，则囚禁一室，不许移动，每天不分男女少壮，只给两个馒头。有时小孩饿到无可忍耐时，至爬墙头，出外觅食，残暴的日人，竟在后面开手枪射击，以至宿舍工人，个个都成囚犯，孩啼妻号，不忍听闻”。次日，英国制造了上海“五卅惨案”。两起惨案仅一日之隔，被称为“青沪惨案”或“沪青惨案”，成为引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导火索。青岛社会各界游行声讨“青沪惨案”制造者，支援纱厂工人正义斗争。

“种种压迫之下，6月10日后，工人们不得已陆续复工，然而上工人数已不到原来的二分之一。日本纱厂对工人的打骂也变本加厉。”杨来青说。7月22日，大康纱厂一名年仅12岁的李姓童工无故被打成重伤，昏倒在地。纱厂工人义愤难遏，在中共四方支部的发动下，经过酝酿，7月23日凌晨，工人们开始了第三次同盟大罢工。日本方面却分析这次罢工的原因是“以往被捕的罢工主谋渐次释放，再次返回四方附近活动，致力于煽动职工、复活工会；另一方面，三厂均屡屡开除工人，伤害工人感情。”所以日本资本家再度勾结张宗昌，对三家纱厂和工人宿舍大肆搜捕。全市戒严，一片恐怖。中共四方支部书记李慰农、同情工人的《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被捕后严刑不屈，英勇就义于团岛刑场。

“我们敢说是

全中国工人中最英雄的部分”

“1925年青岛日商纱厂三次同盟大罢工是青岛工人阶级有史以来第一次政治性大罢工。罢工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反动军阀，为党培养了一大批工运骨干，积累了工人斗争经验，为以后工人运动的复兴准备了条件。”杨来青说。

档案是传承历史的载体，在挖掘社会大众的历史记忆、重现重大历史事件和某一时期社会生活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杨来青介绍，虽然日本档案多为官方记录，其记录史实的立场、记录内容的侧重点及文字表述均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有的甚至故意掩盖史实、歪曲历史，但因其记录详细，对这些档案在辩证分析的基础上加以运用，仍可对还原这段历史发挥很大作用。如很多之前难以阐述清晰的细节，甚至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如何发动工人运动，日本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研究。比如日文抄件中记载，日本厂主还从职工宿舍中搜出了工人签字画押的“十人组”公约，公约中记载着，“我们十个人是甚知的朋友。从此以后愿意结成极坚固之团体”等文，可见工人非常团结坚定，而日本方面搜到的工会章程恰好规定工会小组由3至10人组成。所以，日本方面得出结论：“十人组”与工会有关，这是工会的细胞，更是工会建立形成的牢固基础。

同时，在结合日本档案的研究中，杨来青在其他方面也同样有不少珍贵的收获：如他在发表于1926年5月1日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中国劳动运动》一文中看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说：“从青岛到济南沿胶济路一带，也是一个中国革命的工人区域。这里的十余万纱厂路矿市政工人，在‘五卅’前后可悲可敬的争斗与流血，比任何地方都剧烈；无论经过若何惨的失败，都没有反动的变相发生。他们虽在张宗昌铁蹄蹂躏之下，犹念念不忘阶级的组织与政治的争斗；他们的组织，他们的理想，虽然还很幼稚，而他们的本质，我们敢说是全中国工人中最英雄的部分。”杨来青说：“‘我们敢说是全中国工人中最英雄的部分’，这是对青岛工人不屈不挠三次罢工最确切、最生动的评价，足以让世人对这次罢工的历史意义有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