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聚焦丨揭秘团圆行动幕后：一天比对3000余份数据 青岛公安已帮19人找到家

半岛全媒体记者 孙桂东 实习生 徐境 通讯员 左晟 刘杨

（一）

人海捞针，让爱回家

寻觅了24年以后，《失孤》主人公原型郭刚堂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儿子。在这背后，从今年1月份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的“团圆”行动立下大功。公安机关利用DNA对比技术，充分发挥专业职能和现代科技优势，截至目前全国已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儿童2609名。近日，记者走进青岛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探访这群幕后英雄，是如何在数据的海洋中成功比对出失散的家人。

24小时值班，血样随到随检

据介绍，2007年公安部刑侦局成立打拐办，2009年又部署在全国开展“打拐”专项行动，建立全国打拐DNA系统，2011年在全国实行儿童失踪快速查找机制，2016年上线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国务院更多次颁布实施阶段性“拐卖人口”相关行动计划。

2021年初，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团圆”行动。该行动从今年1月份到4月份，主要工作是采集信息，不断地完善数据库。“团圆”行动开始后，青岛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高度重视，按照公安部、省厅及市局“团圆”行动相关部署及要求，多次调度研究工作开展情况。根据我市的实际情况，第一时间研究制定了《青岛市公安机关“团圆”行动工作方案》，并下发至各分、市局，指导全市行动有序开展。为加强人员力量，支队先后从三个职能部门抽调专人组成“团圆”行动工作小组，协调各分、市局及局直相关部门开展工作。全面梳理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相关DNA数据，筛选采集完善、复核补录单亲、双亲血样，并核查清理DNA数据库中比中的信息。

“团圆”行动工作小组姜曜恒告诉记者，做DNA比对大致有5个步骤，整个过程下来通常要一到两天，相关结果会上传到公安部的数据库中，数据库24小时不间断进行智能比对。通常是比对父亲、母亲和孩子3人的DNA数据，初步比对成功后，警方还要联系采血者的疑似亲属继续做DNA检测，进行复核确认。

采集到了血样以后，他们会在第一时间进行DNA信息的采集。跟以前相比，现在采集的DNA信息更加详细、精准，这样能够大大提高比对效率。

尤其是“团圆”行动开展以来，他们DNA实验室一直都是24小时值班，只要有血样送检，不论是几点都会进行检测，第一时间将数据上传系统。姜曜恒说，很多被拐儿童可能跟家人已经分离几十年了，内心的那份期待是普通人难以体会的。他们都能理解这份心情，有时候血样送来已经是下午五六点钟了，他立即加班进行检验，等到结果出来并把数据上传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两点钟了。

3000多份DNA数据中“寻亲”

今年5月11日至6月11日，公安部又在济南组织开展了“团圆行动刑事技术集中比对会战”。通过一个月比对会战发现的线索，已找回失踪被拐儿童718名、抓获拐卖儿童逃犯8名，取得了显著战果。

据介绍，此次参战人员是公安部从全国公安机关抽调刑事技术专家69名，这些专家都是刑事技术领域懂专业、会研判的综合型人才，具有丰富实战经验。行动广泛收集了失踪被拐儿童和父母的照片、DNA等信息，研究制定了技术比对会战工作规范，确保相关查找比对数据齐全。及时对“打拐DNA系统”进行了升级改造，同时又专门研发“团圆行动技术比对会战平台”，实现父母身份信息核实、疑似被拐人员情况核查、工作指令上传下达、行动战果复核统计等专项工作，为比对会战提供了案件管理、多模比对、综合分析、专家会商、任务推送等功能。会战中，参战专家拓展应用最新科技手段，及时与实地走访调查等工作相衔接，确保了比对会战取得成功。

行动小组成员宋警官作为部级专家，到济南参与了这次会战。

宋警官说，青岛打拐数据库从2009年就开始建立了。当时，民警就对青岛市福利机构临时寄养、收养、生活无着落人员进行了血液的采集，在收集到DNA数据后上传到了公安部的数据库中。近10年以来，青岛本地拐卖儿童案件没有积案。青岛需要进行核实比对的，都是疑似从外地被拐卖到青岛的人。

宋警官介绍说，DNA数据录入系统以后，存在一定的容差，电脑系统无法比对出来，这个就需要专家人工反复比对确认结果，数据匹配的难度直线上升。一条DNA数据包含非常多的信息，需要细致地进行对比，不停地排除非亲缘关系，最终比对出真正的父母子女关系。

“从早晨8点，一坐就是一整天，面对着电脑上的数据，从中找出匹配的数据”，宋警官说，如何确定两份数据之间是否有关联，其实需要专业的技能。如果不熟练，可能三四个小时才能甄别出两条数据之间的关系。

为了尽快帮失散的家庭团圆，专家们放弃双休日，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一直为帮助离散家庭实现团结努力工作，每天守着电脑，在众多的数据中比对分析，进行大量的筛选和排查工作，锁定最终对象，找到被拐儿童。

工作完成以后，他又帮助其他地市的民警进行分析研判。有一些数据在初次比对过程中被漏掉了，他凭借自身过硬的专业技能，在数据的海洋中，帮被拐儿童找到了失散的父母。宋警官说，DNA比对不仅需要耐心、细心，还需要专业知识的积累。尤其是此次团圆行动中，一些数据存在不全、有误差等问题，给民警的工作带来的很大的挑战。但是所有参战民警，没有一个喊苦喊累，不放过一点蛛丝马迹，都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失散的家人团圆。

帮被拐儿童打开心结

“信息比对成功，只是工作的一部分，现实中面临着更复杂的问题。”行动小组成员张警官说。

“有一些人被拐卖到养父母那里，如今已经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子生活习惯，一些人并不知道自己是被抱养的。而当民警通过信息比对发现信息以后，需要找到当事人进一步地采血，采集更多的信息时，需要给当事人做更多的工作。”

“一些人心里会有一些顾虑，突然之间得知这样的消息，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冷静下来以后，他们也担心跟养父母之间的关系。亲生父母的“突然出现”，让自己夹在中间，不知道该怎样处理。”

“有一个案例，通过信息比对出多年前被拐儿童洪某某跟家人的信息后，我们给洪某某打来了电话。说明来意以后，对方一开始陷入了沉默，过了两天才回答：现在没有时间，以后再说吧。”张警官说，“接受这样的事实需要一个过程，需要给他们时间去慢慢思考。”后来，张警官将自己在安徽亳州组织的认亲仪式的照片，发给了洪某某。看到照片以后，他有所触动。张警官趁机劝解：“你的生父、生母是没有过错的，这么多年一直在寻找你，找的非常辛苦，希望能好好考虑一下。”听到这里，对方态度有所缓和，表示看看再说。之后，他给张警官发来了信息，表示已经到就近公安机关采集血样。在民警的帮助下，最终跟亲生父母相认。

已帮19个家庭圆了团圆梦

今年“团圆”行动开始以来，青岛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高度重视。“团圆”行动开始伊始，根据省厅的部署要求，依托“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全面梳理我市历年来的儿童失踪、被拐警情，对儿童未找回且未录入“系统”的，按照《全国公安机关涉拐生物样本采集和DNA检验比对核查工作规范》的规定，及时采集检验并录入。对系统里信息不完善的，积极联系当事人补充完善系统内信息。

行动开始后，青岛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安排专人负责每天签收“系统”推送的打拐指令线索。整合了支队外线侦查、刑事技术DNA检测、视频人像比对等多方面的人员力量，开展联系当事人采血、DNA比对、补充完善信息等核查反馈工作。

技术部门负责人员采血、信息录入、血样检验、信息比对、外地核查、数据复核等工作。在梳理本地数据的同时，协调公安部“团圆行动”会战专家组比对各项数据，与省厅保持持续联系，全力推进该项工作。行动小组成员宋警官作为公安部专家参与全国“团圆行动”作战。技术部门汇总各类比中信息并筛选，协调各分、市局及局直相关部门开展工作。如：信息不完善及需要补录位点的人员，通知辖区派出所进行重新采血检验；比中外地疑似信息，及时联系请求对方协助工作。同时，协调各分市局，以13个刑警大队技术科作为依托，在全市确定了13个“团圆”行动的免费采血点，方便群众就近采血，支队DNA实验室作为技术支持，为全市工作提供保障，并保持24小时工作状态。

截至目前，这支工作小组已经为19个家庭圆了团圆梦，共找到全国失踪、被拐儿童15名，为4个家庭找到走失亲属，组织认亲6场。团圆行动期间，破获拐卖儿童现行案件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解救被拐卖儿童1名。

（二）

生养之恩，两难抉择

半岛全媒体记者 孙桂东

亲人团聚，经历了最初的喜悦与泪水，如何以新的身份重新融入社会，成为他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如何平衡亲生父母与养父母之间的关系；亲生父母与养生父母之间如何相处以及更现实的，工作跟生活将来如何打算……都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亲生父母与养父母心中，都有一根刺，都希望孩子能多陪在自己身边。但社会舆论压力、现实的经济问题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又让他们陷入两难的境地。 著名的公益“打拐律师”张志伟说，回家只是起点，后续不仅需要社会的宽容，更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出台政策，对这些孩子提供相应支持，才能让他们更好地重启自己的人生。

7月13日上午，电影《失孤》中的被拐儿童原型郭新振与亲生父母认亲。

生恩大还是养恩大？

宝贝回家网志愿者甘霖说，拐卖儿童是超越谋杀的犯罪，对于一个家庭甚至是几个家庭的伤害都是巨大的，尤其是亲生父母的痛，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

对于亲生父母而言，养父母剥夺了本该属于他们一家人的幸福，改变了他们家一生的轨迹。这么多年的提心吊胆，这么多年的奔波寻找，其中的酸楚，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站在孩子的角度来看，他们又是把孩子抚养长大的人。在孩子眼里，他们也是父母。

同时，在养父母眼里，养了这么多年的孩子，被亲生父母一下子给“抢”走了。孩子长这么大，无数个日夜的煎熬，才把孩子一点点养大，买房娶妻生子，几十年如一日的付出，最后还是“白养”了。而孩子，却夹在两个家庭中间两难抉择。

担心被叫“白眼狼”

著名公益打拐律师张志伟说，对于很多被拐的人员，他们当中大部分都知道自己是被拐的。在村里或者一个社区，成长的过程或多或少都能感受到自己的不一样，邻居或者亲戚无意之间会说出来。他们可能会有这个想法，很多都不愿意跟养父母闹僵。

2008年，张志伟正式成为全国数万名打拐志愿者中的一员，加入了多个“打拐”志愿者组织。其中，吉林通化的“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是规模与影响力比较大的民间打拐志愿者组织。张志伟是这家公益团体的法律顾问，无偿提供法律援助。

张志伟说，束缚他们的主要是两种考量，一种是舆论的压力，另一种是现实经济的压力。

对待被拐卖的孩子方面，养父母也有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当成自己的孩子，照顾得很好。担心养大以后会“白养”，从小就会给孩子灌输一种观念，自己是被亲生父母不要的，这也让孩子长大以后对亲生父母很排斥。

另外一种，一些养父母觉着孩子是领养来的，有些孩子可能并不优秀，这导致他们并没有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孩子感觉不被父母关心，性格就更偏激，双方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并不幸福。

但是，在周围邻居眼里，“生恩不如养恩大”，养父母毕竟把他们拉扯大。一些人成年以后，买房、结婚都是养父母一手操持的。如今长大了，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感觉就是对养父母的一种背叛。正是这样的压力下，导致很多孩子即使想找寻亲生父母，也希望通过化名，不希望自己的父母知道。一些被拐人员认亲以后，亲生父母希望他们能多陪伴，而养父母却不愿意被“抢走”。很多人处于生活习惯以及舆论压力，又选择回到了养父母那里。

亲情与生活的裂缝

打拐律师张志伟说，摆在孩子与亲生父母之间更大的问题，是如何融合亲情与生活之间的裂缝。这么多年，两者之间生活习惯不同，而且最现实的问题是，亲生父母家庭经济条件普遍不好，多年来为了找寻孩子，没有精力跟时间来工作，挣点钱都用来寻找孩子上。如今找到孩子以后，一家人终于团圆，希望孩子能陪在自己身边，但孩子的生活跟工作，自己却没有能力去解决。

7月15日，杨金生（化名）从青岛返回四川省中江县老家已经两个月的时间。早在今年5月15日，在青岛公安的帮助下，被拐卖28年后的杨金生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杨金生从小在福利院长大，找到亲生父母后，一起回到了四川老家。

今年5月19日，杨金生手捧家乡泉水喝了起来。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永端 摄

经历了相逢时的泪水以后，他跟家人也因为对将来的规划有了不同的想法。杨金生的哥哥柳先生说，家人希望他能把户口搬回来，弟弟始终不愿意，家人还是尊重他的想法。在家人的帮助下，母亲在成都帮弟弟找了工作。

但是，干了两份工作以后，杨金生最后都辞职了。关于未来的规划，家人希望能在当地帮忙找份工作，然后帮他成家立业。而弟弟的生活关系，可能更多地留在了青岛。谈到将来，柳先生说，家人依然尊重弟弟的选择，根本的目的还是希望他能过好。

宝贝回家 ”网创始人、全国人大代表张宝艳说，被拐的失踪人员回到亲生父母家里以后，要面对很多现实的问题，这样的情况比较普遍。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等，跟亲生父母产生分歧比较容易理解。而且，他们的生活习惯以及社交圈子，原来熟悉的环境，都是在养父母那里。所以也出现了一些被拐人员回家以后，又重新回到了养父母那里。

张宝艳说，每个人处理的方式都不一样，有些认亲以后，亲生父母希望孩子能多陪在身边，成年以后的孩子则希望双方保持联系，仍然生活在原来社交圈里。如果孩子已经独立并成年以后，可以遵循他们的意愿，让他们选择自己的生活。

“回家”需要更长的路

打拐律师张志伟说，现实的情况是，往往养父母家庭条件比亲生父母要好，有些被拐的失踪人员到了原生家庭还会再出走的，这对孩子造成的伤害是持续性的。有的家长为了找孩子负债累累，有的孩子一开始很激动，住过来发现原来这边这么穷，比养父母条件差多了，人有的时候很现实，有的孩子虽然和亲生父母相认了，但是走动不多，可能内心也会有些取舍。

其实，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是打拐工作中特别重要的一环，解救后打拐活动还没结束，帮助重新回归社会，融入社会，这又是重要的一环，但这就不是警方全部承担了，后面需要更多的政府相关部门参与进来，包括民政部门、妇联、基层政府等等，帮助他们解决就业，农村耕地，宅基地的问题。另外，还涉及落户的问题，要及时出台配套政策。有一些养父母跟亲生父母之间，关系闹僵了，甚至于对簿公堂的情况也有发生，关于这些问题，都需要相关部门来介入。

如果不解决就会有很多后续的社会问题。“打拐律师”张志伟说，在回家以后，希望全社会都重视起来，出台配套的政策，培训机构帮助他们提升工作技能，解决就业问题等等，全社会共同参与，让他们更好的以新身份融入这个社会。

（三）

养父母该不该“刑罚”？

半岛全媒体记者 孙桂东 实习生 崔欣悦

24年，骑着摩托车走遍了全国的大街小巷，《失孤》主人公原型的郭刚堂找到了自己的儿子。24年后，孩子已经长大，面对儿子的养父母，他的内心也五味杂陈。孩子被拐的痛苦，多年的追寻，谁也无法体会这些父母心中的痛苦。那么作为收养被拐卖儿童的养父母，是否该接受刑罚？如何继续完善政策，才能让天下无拐？记者专访了著名的“打拐律师”张志伟以及打拐志愿者“仔仔”。

2015年，刘德华主演的电影《失孤》曾引起广泛关注。

买方市场催生拐卖链条

“打拐律师”张志伟说，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正常是要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当然，有一个特殊的规定，如果不虐待儿童、不阻碍解救的话，可以从轻处罚。

过去，大部分（购买被拐小孩的养父母）都没有被追究责任，现在，刑法修正案修订罪名以后，基本上都要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

他是从2009年开始，就向相关部门建议推动买方入刑的。一直推动了6年，最终刑法修正案公布以后确认买方入刑。在此期间，关于是否入刑也曾引起过争议。

有些养父母对待孩子视如己出，而且普遍存在“生恩不及养恩”大的这样一种观念。有些养父母说，自己当时并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要不是我孩子就饿死了，好心收留反而惹出事来了。而且，孩子一天天抚养长大，谁不是操醉了心。很多孩子长大以后，对于养父母也有很深的感情。这也是很多人为什么同情养父母的原因。

所以之前刑法规定，收买被拐卖儿童妇女罪的，只要存在不虐待，不阻碍解救的情况，就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不过，2015年刑法修正案实施以后，公安机关一般只会对主要的责任人进行追责，其他人不会追究。追责很多时候会以羁押、判处缓刑等比较和缓的方式来处理，比如前期羁押，后期取保候审。

“追刑责更多是为了震慑”

张志伟说，这些感情因素，他们也都考虑到了，但是在解救的过程中，他们发现旺盛的买方市场，催生了许多的人贩子，让他们有牟取暴利的冲动去拐卖妇女儿童。

刚开始解救的过程中，他们发现源头不光有人贩子还有买方市场，很多犯罪就是先有需求才有拐卖的。旺盛的买方市场，形成了一条产业链。比如，一个人聊天的时候说想要一个儿子，人贩子就说这边有一个私生子不要了，然后买家就给一些感谢费。很多家庭并不缺孩子，可能是家里有了两个女孩，想要个男孩。或者家里有两个女孩，又想抱养一个女孩。

很多孩子被找到以后，最后往往不了了之，买方市场就是有恃无恐。追究刑责的目的，不在于判几年，更重要的是要采取措施。如果没有处罚，想买一个就买一个，被救就被救了，也没有什么大的处罚。

这其中的引导性很重要，一定要罚，罚多少不重要。但是在现实执法的过程中，还是宽严相济。一家买孩子有可能是祖宗三代都参与了，但执行过程中，不可能都抓了，主要参与的可能会抓了，如果确实没有严重情节的话，大部分就判个管制拘役，几个月的判个缓刑，处罚比较轻。但社会震慑效果很好，表达一种态度，告诉你不能去干。

而现实的数据也验证了，很多人在看到买孩子要接受刑事处罚以后，断绝了这个念头，被拐卖儿童的发案率也是越来越低。

打拐志愿者仔仔：

全社会共同参与才能天下无拐

上官正义，又名“仔仔”，著名打拐志愿者。从2007年夏天第一次打拐到现在，14年间冒险解救了百余名孩子，很多人赞誉他为“民间打拐英雄”“侠客”，记者也曾多次跟他一起帮助解救被拐儿童。

“仔仔”说，公安部组织的团圆行动帮助许多家庭团圆，他为这些家庭感到开心。尤其是看到郭刚堂找到孩子的消息，我打心眼里替他高兴。”“仔仔”与郭刚堂早在2009年就认识了，这些年一直关注着这个骑着摩托车跑遍全国寻找孩子的父亲。“他能找到孩子既有自己的坚持，也有公安部门从不放弃调查的努力。”

但是，目前涉拐积案仍然是难题，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有很大的帮助。但每一起案件的背后，涉拐孩子的身份都早已经“洗白”，这也是给当前打拐工作造成困扰的主要原因，所以，严厉惩治涉拐犯罪的同时，还要完善制度的管理，比如：加强户籍管理、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司法亲子鉴定管理等。为此，打拐工作需要全社会合力，只有完善监督管理和法制建设，才能有效遏制和减少类似案件的发生。

据了解，2020年12月9日，国家卫健委发布通知，提出2021年底前实现出生医学证明电子证照在全国一体化平台全面深度应用。签发出生医学证明时，可应用一体化平台实人认证（人脸识别）功能，“刷脸”比对新生儿父母身份证件，确保“人”“证”一致，防范拐卖儿童和非法领养儿童的不法分子冒领出生医学证明。

另外，近几年，亲生亲卖案件较为突出。“仔仔”建议，全社会应加强法制宣传，完善社会监督管理，同时加强网络平台信息监管，建立平台与警方的协作共享机制，才能达到最后的“天下无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