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洁夫:死生“器”约在中国

2021-07-23 08:45 大众报业·大众日报阅读 (16210) 扫描到手机

“世界器官移植像一艘大船,中国以前不在船上,世界也不知道中国驶向何方,但从2015年开始,中国已经站在了船的中央。”

黄洁夫:死生“器”约在中国

图①为黄洁夫(左一)与移植患者见面。 图②为黄洁夫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参加主题党日活动。

□ 本报记者 肖芳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器官移植被誉为临床医学的“宝塔尖”,能给器官衰竭的绝望濒死者第二次生命。

近年来,随着我国逐步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遵循医学伦理学的、可持续发展的人体器官捐献和分配体系,器官移植“中国模式”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认可。器官移植这个话题,也得以进入公共讨论领域,以科学、公平、透明、可溯源的郑重承诺和严密制度设计,呼吁和吸引更多公民加入到器官捐献的行列中来。

中国器官移植事业的里程碑式转折点,是自2015年1月1日起,公民逝世后的自愿捐献,成为中国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合法来源。

这背后的主要“推手”是黄洁夫。7月8日,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崂山院区的一场主题党日活动中,记者见到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保健委员会原副主任、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

75岁的他身体硬朗、精神矍铄、言语温和、面带微笑。回顾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几十年来走过的风雨之路,黄洁夫一语“定性”:“器官移植事业改革,是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进行的壮士断腕、刮骨疗毒式改革。”

没丢“乌纱帽”反而受命“挑大梁”

出生于1946年的黄洁夫,是我国著名的肝胆外科专家。他说,自己走上行医这条道路、选择肝胆外科专业,是因为父亲。

在黄洁夫14岁那年,他的父亲患上急性暴发性肝炎,经历几轮病痛折磨后过世。临终前,父亲留下遗愿,希望儿子长大后学医,救治像他一样的病人。带着父亲的期许,身为长子的黄洁夫一路苦读,1963年考进全国重点医学院校广州中山医学院,1969年毕业后分配在云南工作。

1982年,黄洁夫考取我国第一批研究生,于1984年取得中山医科大学(现中山大学)外科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他被选拔为我国第一批出国研究生,远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医学院外科进行博士后研究,后成为澳洲国立肝脏移植中心外科的进修医师。

彼时,器官捐献与移植在澳大利亚已经拥有比较成熟的体系和技术,当地80%的成年人都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多次参加器官移植手术的黄洁夫,立志要将这项技术带回祖国。

改革开放前后,器官移植技术传入中国,给终末期肾病、严重肝硬化等患者带来了再生希望。很快,中国医学界开始了第一轮器官移植尝试,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以肝移植为例,由于当时技术落后、跟国外交流不多,从1977年到1983年,全国共做了58例肝移植手术,但绝大多数手术对象在3个月内相继去世。之后,中国肝移植陷入“十年停顿”。

直至20世纪90年代,包括黄洁夫在内的一批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带来了器官移植新技术、新观念,加之抗排斥药物的临床应用,移植患者生存期明显延长,中国器官移植手术才再掀高潮。当时,黄洁夫在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即现在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建立的肝脏移植中心,成为全国牵头的五大中心之一。

有一组数据常被媒体引用:1993年,美国肝移植率(每百万人口的肝移植数量)是中国的5340倍,到了2007年这一差距迅速缩小到19.4倍,在此期间中国的年肝移植数量增长了400多倍。到了2008年,中国肾移植累计86800例,肝移植累计14643例,成为临床手术数量仅次于美国的器官移植第二大国。

但是,这种快速发展给中国带来的国际影响,并不全是美誉。

据黄洁夫介绍,全球范围内,器官移植进入临床应用阶段后,公民捐献体系随之建立。但由于相关课题在中国起步晚,尚未建立统一透明的公民自愿捐献体系,因此,中国器官移植事业一度在国际上引起争议,让广大移植医生也感觉“很没脸面”。

黄洁夫还记得,自己在担任中山医科大学校长期间,学校曾发生一次严重翻车,起因竟是去取捐献器官的医护人员害怕被别人看见,在匆匆忙忙返程途中不慎出了事故。这次事故导致2名医生去世、1名护士重伤、1名司机残疾,成为大家心中挥之不去的“隐痛”。

“没有公开透明、公正伦理的器官捐献体系,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就不可能得到健康的发展,就难以融入国际社会,难以为世界移植科学发展作出应有贡献。长此以往,势必断送我们的器官移植事业。”置身中国器官移植第一线的黄洁夫心急如焚。

2005年7月,在菲律宾马尼拉举办的世界器官移植管理高层会议上,时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被推选为大会主席,与45个国家的代表共同讨论器官移植。面对国际同行的提问,黄洁夫坦承:中国器官移植尚缺乏一种符合世界移植界共同认可的医学伦理。

“我作为卫生部官员,还是个医生,有一个道德的底线就是不能说假话,要把真实情况告诉大家。”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黄洁夫说,“承认本身就表明了我们改变的决心和意愿,一旦承认,那么原来准备指责我们的声音反而停下来了。”

捅破了这层“窗户纸”的黄洁夫,迅速成为国内外医学界的“焦点人物”。“开会回来以后,很多跟我要好的同事,都担忧我捅了个马蜂窝,‘乌纱帽’不保。”黄洁夫却表现得比较“淡定”:直面器官移植事业中的缺点和不足,是中国在向世界表明改革的决心,自己是一个医生,即使不做官了,也可以继续努力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好医生。

然而,敢于直言的黄洁夫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最高领导的坚决支持。他不仅没有丢掉头上的“乌纱帽”,还被选中成为“挑大梁者”,开启了中国器官移植事业的改革大幕。

死生“器”约完备之路

承认是转变的开始。2006年,全国人体器官移植临床应用和管理峰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由黄洁夫主持,800多名器官移植界人士参加。大会发表“广州宣言”,明确了“器官移植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又要符合全世界的公共伦理学准则”。这次宣言向世界表明决心:中国器官移植要开启自我改革完善之路。

改革从医院开始。也是在2006年,原卫生部印发《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对所有器官移植医院进行技术准入审核,统一标准和管理。自此,全国器官移植医疗机构整顿工作正式启幕。黄洁夫以“连续器官移植20例以上,同时生存率达到95%以上”作为审核“硬杠杠”,将当时从事器官移植的医院从600多家一下缩减到163家。

黄洁夫回忆说,当时很多人给他打电话,也有很多人去医院找他。可是“铁了心”的黄洁夫,坚决排除了一切干扰,以“铁腕手段”清理移植界的乱象。

2007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并于同年5月1日施行。至此,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开始实现有法可依,走上了正大光明的法治发展轨道。

改革破局的关键一招,是建立器官捐献体系。“我国器官移植技术已趋成熟,但我国不仅缺乏国家统一的器官捐献体系及系统分配流程,有限的供者资源得不到充分合理的利用,还缺乏一种符合世界移植界共同认可的医学伦理的器官来源,这使得我国用于移植的器官质量难以得到保障,也使我国移植界在国际上深受诟病。”2010年7月开始,黄洁夫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Lancet Transplantation上发表了一系列“结合中国国情推进移植改革”的论文。他认为,扎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遵循医学伦理学的、可持续发展的人体器官来源途径,是我国移植医学面临的紧迫任务。

自上而下强力推动下,一系列器官移植改革举措陆续登场:

——2010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下,原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了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并正式发布全国器官分配政策。器官分配的首要原则是“公平、公正、透明”和“解决病人的医疗需求”。

——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刑法修正案(八)》,严禁器官买卖行为,并增设“组织贩卖人体器官罪”。

——2011年,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上线运行。捐献器官通过计算机系统自动分配,明确遵循区域优先、病情危重优先、血型/组织配型匹配度优先、儿童优先、器官捐献者直系亲属优先、稀有机会优先、等待顺序优先等国际公认的器官分配原则。

——2013年2月,原国家卫生部与中国红十字会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规定所有器官移植医院必须获得国家卫生行政部门的授权,建立器官获取组织(OPO)和器官捐献办公室,并开始有序地组建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

——2013年8月,原国家卫计委出台了《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明确要求各移植医疗机构,严格使用COTRS计算机系统实施器官自动分配,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在系统外擅自分配与捐献器官,确保人体捐献器官公开、公正、公平、可溯源的共享与分配。

——2013年11月,国家移植委员会在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大会上发表“杭州决议”,要求移植医院进行公开、公正、透明的获取与分配器官,坚决贯彻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强制使用COTRS计算机系统分配器官。

到了2014年,中国器官捐献工作取得重大突破:仅一年就实现近1700例捐献,超过过去半个世纪公民自愿捐献量的总和,中国成为亚洲国家中公民自愿捐献率最高的国家。这一年,中国成功完成了5000个大器官移植,加上亲体捐献,当年我国移植器官实现80%来自公民自愿捐献。

2014年12月3日,中国OPO联盟研讨会在云南昆明召开,主题是“依法治国,推进中国器官移植事业改革”。会上,黄洁夫正式宣布,从2015年1月1日起,公民自愿捐献将成为中国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合法来源。

“建立符合国际伦理标准、可持续发展的器官捐献体系,是中国几代器官移植医生的梦想。”黄洁夫动情地回忆道。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奠基者裘法祖教授,在临去世前一周还曾专门打电话,叮嘱黄洁夫一定要带领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走向公民自愿捐献的道路。“现在,我们迎来了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春天。”黄洁夫说。

“落后的不是群众而是管理体制”

来自中国政府和医学界的这个庄严承诺,在国际社会引发了广泛关注,在国内也赢得了一片叫好声。《环球时报》在2014年12月5日发表社评,认为“中国解决供体短缺只有通过光明的途径才能真正实现,任何别的猥琐的方式只能损害器官移植的整体道德形象,它们会压抑公众对死后捐献器官愿望的成长,对大规模解决问题有害无益”。

但是,质疑声也随之而来。很多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鼓励器官捐献,老百姓的器官捐献意愿不强,器官移植供体不足的状况会雪上加霜。

对此,黄洁夫旗帜鲜明地作出回应:2014年我国器官移植80%来自公民自愿捐献,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器官捐献的障碍,“落后的不是群众而是管理体制”。

“不可否认我国传统文化中有‘保全尸’‘死者为大’等观念,但更有仁者爱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舍生取义等传统美德。”黄洁夫认为,中华民族文化是提倡和谐、奉献、慈悲、救人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去组织民众发扬光大民族文化中的“人性光辉”。

如果器官捐献和体系做不到科学、公平、透明、可溯源,老百姓就不会信任,大家就会担心“穷人捐献器官,有钱人有权人做手术”。黄洁夫举了个例子:曾经有一个14岁的孩子,已经脑死亡,没有任何机会了。当时器官捐献协调员跟家属说,孩子已经脑死亡了,有没有器官捐献的意愿?没想到家属一下子情绪激动起来,怀疑协调员和医务人员有不正当交易,还报了警。协调员和医院反复解释,并签下保证书后,这件事才得以收尾。“人性都有弱点,我们只有建立起一个好的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人性光明的那一面发挥出来,把黑暗的那一面压制下去。”黄洁夫说。

事实证明了黄洁夫的判断。随着我国逐步建立起公平、公正、阳光透明的公民器官捐献移植体系,自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器官的数量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2015年器官捐献2766例,超过以往历年捐献例数的总和,2016年捐献4080例,2017年捐献5146例,2018年捐献6302例,2019年捐献5818例,2021年上半年已完成2500例,比去年同期增长10%。目前,无论是器官捐献数量还是器官移植数量,中国都稳居全球第二。

2016年10月17日,中国国际器官捐献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首次在中国大陆举办的国际器官捐献与移植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前总干事陈冯富珍在视频讲话中,高度赞扬中国在器官捐献和移植领域的进展:“中国的改革方向正确,行动迅速,许多成功经验可以作为样板,供面对相似挑战的其他国家学习借鉴。”

2018年7月,在西班牙马德里,第27届国际器官移植大会大幕开启。这个两年一度的大会,是全球器官移植领域规模最大、最权威的学术会议。会议期间,基于中国在2017年世界卫生大会的倡议,世界卫生组织人体器官组织捐献与移植特别委员会宣告成立,黄洁夫被推举担任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负责人王海波被推举担任委员会委员,中国与美国成为在该委员会中有2名委员的国家,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发展迎来历史性时刻。

“这次等于中国正式登上世界移植的舞台。”黄洁夫说。正如世界卫生组织主管移植官员约瑟雷蒙·努涅斯在此次大会上所言:“世界器官移植像一艘大船,中国以前不在船上,世界也不知道中国驶向何方,但从2015年开始,中国已经站在了船的中央。”2018年,联合国在梵蒂冈举行了“世界伦理大会”,大会宣言肯定了器官捐献的“中国模式”。

中华大地上,器官捐献的大爱善举蔚然成风,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不断上演:

在广东,17岁的实习护士吴华静因车祸导致脑死亡,家属同意将其器官进行捐献。黄洁夫得知后连夜赶往原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亲自主刀将其肝脏、肾脏和眼角膜移植到受体体内,挽救了两个人的生命、让两个人重见光明。

在浙江,法国留学生小奥在旅游时发生意外,留下了捐献器官的遗愿。他捐赠的肝脏、肺叶等器官最终拯救了国内4位病人的生命。

在昆明,10岁女童小继琴放学途中被重物打中头部陷入昏迷,最终无力回天。家属捐献其一个肝脏、两个肾脏、一对眼角膜让5人受益,让孩子“换一种方式存在”。

在青岛,4岁女童小九月因病去世,家属忍痛作出决定,无偿捐献她的双肾、肝脏和眼角膜,给5人送去了重生和重见光明的希望……

党员要成为生命接力先锋

历经多年探索,中国大陆器官捐献和移植已经构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包括人体器官捐献体系、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体系、人体器官移植临床服务体系、人体器官移植科学注册体系、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监管体系五大部分,在国际上叫响了“中国模式”。然而,这只是开始,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黄洁夫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对比:美国3亿多人口,每年进行器官移植手术近4万例,我国是14亿人口,每年有30万器官衰竭病人需要移植,可实际每年才做2万多例移植手术,远不能满足需求;我国器官捐献登记志愿者数量现为330万人,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80%的成年人都是器官捐献志愿者;我国器官捐献率为4.5/百万人口,而西班牙等发达国家达到47/百万人口;美国器官移植医院有250多家,中国只有180家,其中能做难度最高的心、肺移植的只有26家。

黄洁夫总结认为,中国器官捐献和移植仍然面临着多重挑战,主要有三:

第一是费用高昂。器官移植需要的设备、耗材、药品造价不菲,一般说来肝脏移植大概需要60万元到70万元,肾移植需要30万元,心肺移植差不多得六七十万元。我国医保暂时没有覆盖器官移植,很多病人由于难以支付移植手术和术后维护的医疗费用而放弃手术。

第二是医生紧缺。我国目前能做器官移植的医生数量有限,而器官移植医生的培养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一名泌尿外科医生需要经过三五年训练才能进行肾移植手术,肝外科医生需要五年到十年才能成为熟练的肝移植医生,心、肺移植医生则需要更长时间的技术沉淀。

第三是供体不足。尽管我国器官捐献工作近年来取得迅速发展,但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供体不足仍然让众多器官衰竭患者陷入苦苦等待。

如何解决供体不足的难题?黄洁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除了加大器官捐献的宣传力度,还要充分发挥广大医务工作者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器官移植事业当然也不例外。2020年7月1日,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和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联合党支部创立“生命接力先锋队”党建品牌。今年3月,该联合党支部发起成立“生命接力先锋队”党建联盟,启动“生命接力先锋队”走进“百家医院”“百家高校”“百家社会组织”“百家企业”“四个一百”联学联建主题活动,推动各行业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带头参与器官捐献理念宣传与志愿服务。截至目前,已先后与百余家单位开展38次“生命接力先锋队”联学联建主题活动,宣讲器官捐献主题党课27次,全国“生命接力先锋队”党建联盟单位已达94家,新增加的器官捐献志愿登记45万余人次。

这次在青大附院举行的联学联建主题活动,正是“生命接力先锋队”走进“百家医院”系列活动之一。活动现场,黄洁夫带来了一场名为《学习党史 传递薪火 生命接力: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推进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主题党课,号召医学界的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

黄洁夫介绍说,早在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就明确鼓励党员干部去世后捐献器官或遗体。“现在我国器官捐献的质量和移植的技术能力已经走在国际前列。器官捐献的理念宗旨与医疗卫生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精神是一致的,全国医务人员尤其是党员干部应率先垂范积极参与到器官捐献队伍中。”

记者了解到,目前山东省器官捐献与移植数量排在全国前列。其中,青大附院打造了国内一流的器官移植中心,取得了肝脏、肾脏、胰腺、小肠、心脏、肺6大器官移植执业资格,器官移植水平位于全国前列。截至目前,青大附院已完成高难度肝移植825例、肾移植1574例,成功实施山东省首例自体肝移植、在体原位劈离式肝移植、儿童肝肾联合移植等多项高难度肝移植手术,器官移植手术数量及质量连续六年位居全省第一、全国前列。

当天,青大附院成为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服务合作单位,向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捐款100万元,并加入“生命接力先锋队”党建联盟。“我们要争做器官捐献的宣传大使、时代先锋,带头成为‘生命接力先锋队’的一分子,带头参与器官捐献的志愿工作,用爱的力量点亮生命的希望!”青大附院2021年度模范共产党员、肝脏外科主任医师吴力群教授,现场向与会人员发出倡议。前方大屏幕上出现了一个二维码,包括记者在内的与会者纷纷举起手机,扫码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

看着这一幕,黄洁夫深感欣慰。事后接受采访时,他感叹:青岛是一个开放文明的城市,山东是孔孟之乡,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根子和基因在这里,而器官捐献移植事业是一个最能体现中华文明的窗口,最能彰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应有文化定力和文明定力,以自信和从容的姿态,照着我们自己的路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