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能听千台戏

□ 本报记者 李梦馨 朱子钰

本报通讯员 张海梅

“一日能听千台戏、户户遥闻说书声”，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胡集镇，春节后，一年一度的胡集书会必会拉开序幕。即便是在寒风刺骨的冬天，仍然抵挡不住曲艺爱好者的热情，从五湖四海赶来的人们，为了这场曲艺盛会不觉技痒、跃跃欲试。目前中国留存下来的大型传统书会有两个，一个是河南马街书会，另一个就是胡集书会。2006年，它们双双入选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作为民间曲艺瑰宝，胡集书会为何会在山东惠民形成？至今依旧闪耀？近日，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民俗研究》杂志副主编、山东省民俗学会副会长王加华，对胡集书会的前世今生作出了精彩阐释——

书会形成的四种说法

每逢胡集书会，艺人于正月十一晚前赶到胡集，借宿在村民家，集体进行“望空”“报门”等联谊活动。之后，他们聚在一起，择地演唱。书会上有西河大鼓、木板大鼓、毛竹板书、评书、渤海大鼓、山东快书、山东琴书等曲艺表演形式。附近群众及各村的“请书”代表轮番前来观看，选定艺人及节目后，拿走艺人的器物以表示成交。艺人在约请演出的人家或单位连演几天，所得报酬颇为丰厚。这便是远近闻名的胡集书会。

对于胡集书会的起源时间，目前说法不一。通过查文献资料印证，胡集书会兴起的历史有二三百年。通过走访调查发现，胡集书会的形成有四种说法：一是“迁址说”，胡集书会从元朝兴起，最初的举办地点可能不在胡集镇上，有人认为在棣州，即如今的惠民县城。在元末战乱之时，书会在棣州城难以生存，不得不迁到六七十公里外的胡集镇；二为“竞争说”，源于当地的一个传说，很久以前，一批南方说渔鼓的艺人与北方说落子的艺人都在胡集卖艺。为了争取听众，双方竟然动了武。不过，拳头毕竟解决不了问题，他们冷静下来后便约定“让专业实力说话”。第二年的时候，他们在原地比试说书技艺，看哪方吸引的听众更多，由此形成了传统；第三种说法是为了纪念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艺人。这位老艺人的坟茔便安于胡集。每年都会有老艺人的弟子、朋友前来祭拜，艺人越聚越多，胡集书会便慢慢产生了；第四种是“自然形成说”，胡集书会又名胡集灯节书会，在春节期间，民间一般都会举办庆祝活动，胡集也不例外。最早叫胡家集说书，后来被媒体发掘后，改为了胡集书会，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产生过程。

不可否认，胡集书会形成还有两个十分重要的客观条件。从一些史料上看，胡集曾经是经济繁荣之地。比如，在1930年胡集布局图上可以发现，该地有两条商业街，南北商业街和东西商业街。南北商业街虽然只有八百米长，但整条街上鳞次栉比的票号约有二三十家，以及多个粮店、布店，足见其经济发达。此外，胡集交通便利，毗邻黄河渡口和国道，也是促进书会形成的重要原因。

胡集本质上是个曲艺交易市场

胡集书会有三个时间段，分别是前节、正节、偏节。新年到正月十一，胡集书会正式开始之前的那段日子是前节，胡集书会的艺人来自五湖四海，包括内蒙古、河北、东北等，以前的交通并不发达，很多艺人甚至要靠脚力走到胡集，且要在正月十一晚之前到达。“吃完年初一的饺子，带着衣服、书鼓、器具等就要动身了。”不少老艺人回忆。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他们边赶路边给沿路村民说书，还能挣点盘缠。正月十一的晚上，各路艺人终于齐聚胡集，在旅馆安顿下后，会举办一系列活动。祭拜老艺人、相互叙旧情、交流技艺，然后互相介绍彼此的新徒弟。

从正月十二到十六的正节是胡集书会最为重要的日子。正月十二还是胡集大集开集的日子，一大早，所有的说书艺人会集合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摆好场子，开始“卖书”。说书至少需要两个人，一个弹弦，一个敲鼓，使出独门绝技的艺人，说着最熟悉的书段，吸引了不少老主顾驻足观看。与此同时，胡集周边的村子都会派出代表，德高望重的老人挨个欣赏艺人的表演，觉得好的，便前去邀请艺人来本村表演，还会支付一笔报酬。一旦敲定后，代表就会拿走艺人说书的器物，以此为约定，不能反悔。说书有一系列规矩，艺人去村子里首先会询问村民想听什么书，一般大家会选择《刘公案》《施公案》《岳飞传》这类大书。很多老艺人都表示，被邀请去村子里说书后，有时候甚至一天都在说书，不得不去熬梨汁润嗓。即便是这样，说书的节奏还是很慢，一两个月的时间很难说完。总之，要从正月十二的这天晚上，一直说到正月十六晚结束，这就是正节。

正月十六晚上结束之后，村子会给艺人支付之前商定好的报酬。但还会有观众意犹未尽，接下来的五天，艺人也可以选择留下来继续说书。从正月十七到正月二十一，就叫偏节了。因此，胡集本质上是一个曲艺交易市场，外地的艺人来说书，当地的人来请艺人回村说书。

刘兰芳到胡集演出，结束后足足捡了三大筐鞋

1936年成稿的《续修惠民县志》中提到当时胡集书会的盛况，请书的村子大概有三百多个，来胡集参加书会的艺人，总共有一千多人。

到“文革”时，胡集书会陷入低潮。不允许说老书，《孙公案》《岳飞传》之类都听不了，艺人就改说新书，《野火春风斗古城》等讲述我党斗争的书在那段时间涌现出来。说书活动也不敢声张，艺人偷偷地说，村里人偷偷地请，大家伙聚集在牛棚里听书，是常有的事。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经济好转，说书的热潮再度兴起。每年来胡集书会的艺人大概有五六百人，请书的村子也得有一二百个。1985年，刘兰芳第二次到胡集演出的时候，房顶上坐满了人，院子里也全是人，甚至把院墙都给挤倒了。人挤人，很多人鞋子都被踩掉了，结束之后，足足捡了三大筐的鞋。

但这段繁盛期没能持续多长时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视，后来渐渐有了电脑，有了更多娱乐方式后，胡集书会就慢慢被遗忘了。最冷清的一年是2004年，只来了4个艺人。

说书没了市场，艺人的日子也比以前紧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说一场书，少的时候能赚五元，多的时候是十元，两个艺人在村里说上五天书就可以挣三百元。要知道，当时本科毕业生每月的工资也只有四十元，可见这是多么高的收入。可随着听书人减少，收入跟不上去，说书已经不能成为谋生的手段，许多人被迫转行，管仓库、做豆腐脑、炸油条、装炉子……

在说书行当里，艺人的老龄化也非常严重，最年轻的艺人也有五六十岁，面临着传承断代的状况。有相关的数据可以支持，1987年，30-50岁的艺人占比最高，这是说书人的黄金年龄，而到了2006年，占比最高的是50-70岁的艺人。

正月十二，仍有十万多人聚集在胡集书会

没人听书，也没人说书，胡集书会几乎要消失了。

2006年，胡集书会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胡集镇政府决定要保留住这一文化名片，提出“群众听书政府买单”。不用村子自己出钱请，想听书，政府来买单。2007年，村里觉得政府会兜底，不管艺人报价怎样，就一个劲儿地请，口子一下开大了。

第二年调整为“政府买单送书下乡”，统一定价，按申请分配艺人。2008年，来了两百多位艺人，之后数字基本维持在三百个艺人左右。胡集书会再度复兴，到正月十二这一天，大概有十万多人聚集在胡集书会。

现在的胡集书会，前节和偏节基本上都没有了，只有正月十一晚上的艺人聚会还保留着。以前正月十二的卖场演出，也变成了展示性演出，还增加了一个曲艺擂台赛，每年都要评选出一二三等奖。

书会的曲种也在增多，以前为了支撑演出天数，只能说大书，说快书、说相声的都参加不了。近年来，为了烘托气氛，正月十二这天，说快书的、说相声的、演二人转的，表演湖南渔鼓、江西萍乡春锣的，甚至演魔术、唱京剧的，都汇聚一堂，好不热闹。

除此之外，“外地”艺人也在增多。传统上来讲，参加胡集书会的艺人，主要来自鲁西和鲁北，还有小部分从东北、内蒙古过来。近些年，来书会演出的，最多的是河北保定的艺人。

启示：政府主导是最有效的保护方式

胡集书会的衰落与复兴，带给我们在非遗保护上许多启示。

我国非遗保护有四级名录保护体系：国家、省、市和县。非遗保护最主要的原则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政府主导在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按照联合国非遗保护公约，非遗保护的最基本原则是社区参与，两者是存在差异的。

学术界关于非遗保护的主流观点，是对政府主导持批评态度，因为单靠政府外力，只靠输血是不够的，一定要自己造血，才能长久维持下去。

谈起非遗保护，最常用的两个词是保护和传承。保护更多是对当下而言，眼下是否能生存下来；而传承主要着眼于未来，是否能代代相承、长远地存在。传承的前提是保护，但就算保护好了也不一定能传承下去。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

拿胡集书会来说，虽然政府主导，但也只能说获得了保护、维持了现状，不能说实现了传承。毕竟，年轻艺人跟不上去，光靠老艺人根本无法维系。靠“造血”的话可能吗？良性的“造血”应该靠越来越多年轻人主动学说书，但这看来根本不现实。

因此，像这种已经失去造血功能、面临失传的非遗项目，政府主导非常有必要，虽然不是最理想的保护方式，却是最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