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丨这个“乡二代”，满满都是爱！他撇下“铁饭碗”回村种樱桃，年种植收入达400万元

本期撰稿/摄影 半岛全媒体记者 高芳 李伟志 穆伟东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我国驶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快车道，金秋十月的中华大地，一幅幅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正在绵延铺叙，一拨又一拨的新农人正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上，砥砺奋进，用汗水和智慧丰盈自己的梦想。

“现代农村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土地、希望的田野。”新时代的岛城农村一次次燃点新机遇，吸引众多从乡村走出去的青年人又回归乡村创业，一群群“乡二代”用学识、创新和坚持，脚踏泥土，紧握手中的彩笔，尽情描绘，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和中坚力量。

一

从大学老师到樱桃大王

从“别人家的孩子”到“别人家的笑话”再到“别人家的榜样”，经历了无数次大起大落的车晓松站在大棚的田垄上，摩挲着樱桃树的叶子，很坦然地说：“我就是一个种地的。”

11年前，仅仅是要证明一下自己，车晓松辞掉了北京一所大学的教师工作，先后两次创业，最终扎根农村老家。首次创业赔了30多万，想建大棚身无分文，车晓松顶着巨大的压力，把起初的3亩樱桃大棚做到了山东省规模最大，蹚出了一条青年返乡创业的成功之路。

不安分的人

今年41岁的车晓松出生在平度云山镇铁铃庄村，父辈是土生土长的农民。1999年，车晓松考入北京现代管理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2009年辞职前，已经是学校电子商务学院的行政副院长。在村里，车晓松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娶了同样留校任教的老师，轻轻松松年入十几万。

然而，别人眼里的轻松成了车晓松眼里的“平庸”。“我就是想出来证明一下自己。”车晓松承认，自己是个不安分的人。

因为妻子家在安徽，2009年车晓松从学校辞职后，包了两辆车做起物流运输，就在青岛与合肥间奔波。“一开始确实挣了点钱，没想到接连出了两次大的车祸，赔了30多万元”，意气风发的车晓松一下子跌入穷困潦倒的谷底，“那时候，我连5块钱一包的哈德门都抽不起了”。

初次创业就撞得鼻青脸肿，车晓松接着就在亲人身边扔了一颗“炸弹”：回家种樱桃。

“我当时气得肺都快炸了！”回想起8年前那一幕，车晓松的父亲又激动起来，“我有半年都没跟他说一句话。”

为了打消儿子的念头，车晓松的母亲找来他的同学、舅舅轮番上阵劝阻。听说他准备承包村里的3亩地，母亲甚至还跟舅舅编了谎话：那3亩地是洼地，不适合种樱桃。“那段时间他消停了几天，不再提樱桃的事了。”

本以为车晓松会就此罢休，没想到几天后他找村民打听，得知这块地并非像舅舅所言，当即签了承包合同。

车晓松的执着是有依仗的。云山镇素有“胶东大樱桃第一镇”的美誉，上世纪70年代，镇里引种大樱桃，形成了20多万亩的种植规模。“2013年那会儿，村里每户也就种个两三亩，一年就有十几万的收入，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可观了。我认为农业产业是个风口。”车晓松坚持认为这是一条可以蹚出名堂的路子。

决心有了，可一个“钱”字成了他前进路上的第一块绊脚石。

车晓松要种大棚樱桃，可建大棚就得花钱。赔上了车祸损失的30多万元，他已经身无分文，“向银行贷款5万块钱都办不下来”。

最终，还是父亲向他伸出了援手。这位一辈子没开口求人的老人，破天荒地给四个弟弟挨个打了电话：晓松现在需要钱，有条件就帮帮他吧。就这样，车晓松从亲戚们手里借到了3亩大棚所需的十几万元启动资金。

钱有了，媳妇却没了。

因为不同意车晓松的选择，在北京工作的妻子和他分道扬镳。为了种樱桃，车晓松彻底成了“孤家寡人”。这一次，他把自己的命运赌在了这片熟悉的黄土地上。

打牌“取经”

“之前从来没下过地，又雇不起人，什么活都是自己干。”整地翻地，农村人习以为常的农活，对车晓松来说却是个不小的挑战，手上经常磨出血泡，长期被汗水浸湿的领口褪色了，树枝把衣服拉出好几道口子，“以前回家都是穿着1000多块钱的高档衬衣，现在衣服都是破的”。

最初建的大棚，通风口的开启控制还得靠人工，天气好的时候，棚里温度升得特别快，如果赶上樱桃树开花，温度一高花就蔫了，需要马上散热降温，这时候就需要拉拽绳子，把大棚顶部的通风口都打开。“有次我专门算了一下，那一天在大棚里来回转，光看温度就走了八里路。”种地的艰辛，车晓松终于体会到了。

“种樱桃的第一年赶上下大雪，下雪前要把棚顶的棉被先卷上去，等到下完雪，把棚顶的雪扫落，再把棉被盖上。”那个寒冷的雪夜里，车晓松走在5米高的大棚顶上，扫雪盖棉被，滑倒爬起来，再滑倒，再爬起来，不知道跌了多少个跟头。

比农活的艰辛更让人不堪忍受的是流言。从北京的高校老师变成了回村种地的农民，车晓松成了村民茶余饭后议论的焦点：“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好好的工作不干，回来种地，真是瞎胡闹”“脑子进水了，被门夹了”“肯定是犯什么错误了，被学校撵回来了”……一时间，车晓松从“别人家的孩子”，变成了“别人家的笑话”。

“顾不上那些，就是一门心思琢磨着怎么把樱桃树种好。”等着雪停的晚上，车晓松和乡亲们聚在大棚里打牌消遣，“他们算计着怎么赢牌，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见缝插针地套他们种植经验。”

“偷来”的知识，都被车晓松记录在了手机的记事本里。慢慢地，车晓松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经验，比如除草剂会损伤樱桃树的根部，他棚里的草就不用除草剂，而是用割草机把地上部分打碎，让它们成为土壤的有机肥；草根则相当于气孔，有助于提高土壤的含氧量，这样种出来的樱桃口感更好，更有机。

但他的另类种地法也引来不少质疑。“地里长草，让人家看着你得懒成什么样了！”只为除草一件事，车晓松便与父母争执了两年。

直到第三年，樱桃树挂了果，车晓松的大棚迎来了大丰收，果实相比传统种法更加香甜可口。那段时间，他的大棚周围挤满了围观的村民，大家都怀揣一份好奇：大学生种地有啥不一样？尝了尝他种的樱桃，村民们都竖起了拇指：果然不一样！

压抑了3年的车晓松终于可以松口气了，那天朋友们为他摆酒庆祝，他一连吹了10瓶啤酒。

乡村爱情

“刚开始种的三亩地，第一年卖了45000块钱，第二年卖了11万，第三年就卖到十七八万，第四年卖到20多万。”功夫不负有心人，车晓松终于收获了创业的果实。

这时候，一个惠农好政策出台了：超过10亩的种植大棚，每亩可以补助两万元。

车晓松认定这是个好机会，果断承包了14亩地，投资80多万元，建起了连体樱桃大棚。2018年，他再次扩大规模，在白沙河镇发展冬暖大棚樱桃。直到今天，他的种植规模已达300亩，55亩大棚成了山东省单体面积最大的樱桃大棚，年种植收入达400万元。

种植规模越来越大，问题随之而来。2018年那会儿，村民们的交易渠道都局限在村口的一个樱桃交易市场，当天没卖掉的果子，原来能卖50元一斤的，只能以每斤二三十元处理掉。像车晓松这样的樱桃种植大户，一旦没有卖完，每斤至少20元的差价，将让他损失惨重。

碰巧，车晓松在网上看到有主播直播卖货，“这个模式不错，基本上几分钟就一单”，他感觉找到了樱桃售卖的新模式，一连看了半个多小时。

车晓松关注的这位主播名叫杨志慧，在胶州经营着一家网店，通过直播卖毛巾。后来，她成了车晓松的媳妇。

说起这段感情，还有一段波折。

2019年初，杨志慧应邀到车晓松的樱桃园洽谈，结果刚到目的地，立马就想打道回府。

“我从胶州赶了80公里路，导航提示我已经到了。我往左一看全是坟地，路上坑坑洼洼，泥泞得都没法下脚。”那时，车晓松位于白沙河镇的红缨谷刚刚开建，还是一片荒芜。杨志慧甚至想，“今后不会再来了”。

问了问樱桃的售价，杨志慧拒绝了车晓松跟她合作搞直播卖货的想法，“我卖的东西相对便宜，不适合做高端水果樱桃的销售。”但是杨志慧觉得，直播卖樱桃的想法不错，她不能做，别人可以做。经过杨志慧牵线，2019年4月，车晓松的樱桃第一次走进直播间，80元一斤的樱桃，一天就卖了100多斤。

直播卖樱桃的路打通了，两颗心也越走越近。

“周围的朋友都喊他老大，我就感觉他应该是个有担当的人。”杨志慧看着车晓松挺靠谱，车晓松也发现这个热心善良的女孩和他有共同的爱好：喜欢种地。“她经常在大棚外面撒点种子，种各式各样的花。”

2020年，经过一年多交往，车晓松和杨志慧喜结良缘，同年，两人的儿子出生了。“很多朋友开玩笑说，你俩那么喜欢种地，儿子应该起名叫‘车厘子’。”

车晓松的成功，离不开父母家人的支持

“我也能干好”

“车晓松能干好，我也能干好。”今年35岁的尹小宁是一名退伍军人，转业后在潍坊一家大型企业任财务总监，年薪十几万元，还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看到车晓松规模种植带来的收益后，2016年，尹小宁拿出准备买房子的100多万元，在家乡云山镇投资建起了30亩樱桃大棚。

一个、两个、三个……车晓松像一块磁石，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云山。

“现在我们村大概有20多名年轻人回乡创业，而且我们都是有思想、懂技术、脑子活络的人。”在一个365户的村子里，能有这么多年轻人回乡创业，如今已是村支部书记的尹小宁感觉很自豪。

车晓松也俨然成了这批年轻人的“军师”。“逢年过节的，年轻人总爱聚到我的大棚里，我会把经验毫无保留地告诉他们。”车晓松专门在大棚里设了一个茶室，成了年轻创业者的“取经地”。

此前回乡创业的尹小宁就得到过车晓松很多帮助。

车晓松和尹小宁在交流种植经验

“不要种露天樱桃，看天吃饭，赔得太多。”收获季一旦赶上雨天，樱桃容易裂果，吃过亏的车晓松建议尹小宁全部投资在大棚樱桃上。

经过几年种植，尹小宁的30亩大棚年收入已经达八九十万元。“当时回村里创业的时候，只是当个副业干，没想到干成了主业。”刚回村时，尹小宁是用潍坊公司赚的钱补贴种大棚，现在种大棚的收益远超他在潍坊发展多年的公司。

“云山镇樱桃成熟时，最高峰，大棚一天的产量100万斤，也就是说一天交易收入2000万元，一年交易收入就有7个多亿。”不同于老一辈人安于现状的思想，在樱桃产业上，车晓松和尹小宁有着青年人喜欢开拓的闯劲，他们并不满足于眼前的一产种植，开始探讨更多渠道的增收。今年，尹小宁还尝试做起了樱桃产业的深加工，第一批出炉的樱桃酒被一抢而空。

农村有句老话：养牛的没有杀牛的赚钱，杀牛的没有贩牛的赚钱。“如果我们只做一个单纯的生产者，我们就是最弱的一个环节，是最底层的一个环节，我们要考虑怎么能做到产销一体。”尹小宁对车晓松的这句话非常赞同，“目前来说，电商就是销售拓宽的一个重要渠道，可以减少中间的利润环节，像去年市场上樱桃的收购价格是40元一斤，但是晓松直接供给河马鲜生的一等果，可以卖到60块钱甚至70块钱一斤。”除了能卖个好价钱，从枝头到舌尖的时间也大大提速，青岛本地当天20分钟就能送达。

“能回来的话就好好干，回报率还是很高的。”在车晓松看来，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处处是机遇，新青年的加入也为现代农业注入了新鲜血液。“和前几年农业种植的风口相比，现在的形势又有变化。现在如果光靠种地的话，可能难度会比较大，但是农村的机会特别多。云山镇一年樱桃的产值就是几个亿，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再做深加工，再做供应链环节，机会跟市场都是明摆着的。”车晓松认为，年轻人回到农村，应该是走出去，带回来，把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回来，把产业经营理念带回来。

“梦想……醒来无冗长，身处花鸟香，胸中有乾坤，此处乃仙乡。”他乡纵有当头月，不及故园一盏灯。在家乡实现梦想的车晓松，发在微信朋友圈里的一首诗，写下了他对这片土地的深爱：东渠闻蛙鸣，南田栽红樱，西家不远离，北望云山顶。

二

村里来了年轻人

当秋天披着一身金黄悄悄来到胶东半岛时，平度旧店镇徐兆鹏的千亩桃园里，金黄的桃子笑立枝头，采摘后将被销往南方市场，一个桃子就能卖到19.9元；崔家集镇的鞠鹏浩正走在分拣大棚里，当地产的樱桃西红柿从年初一直长到现在，每天有数万斤樱桃西红搭乘鞠鹏浩的电商快车销往全国各地。而同一时间，胶州王明岗的“勤劳果”家庭农场，西红柿已抽出藤蔓，鹅忙着在樱桃大棚里吃草生蛋，鸵鸟则在“宿舍”里悠闲踱步……

忙碌在村里的年轻人，用青春的音符谱写着乡村振兴的时代之歌。

蜜桃“三部曲”

今年37岁的徐兆鹏是平度旧店镇石楼院村人，最早他在镇上做一个品牌的小家电代理，是一个生活殷实的小老板。2015年，看好农村产业发展，徐兆鹏放弃了小老板的身份，决定回村种桃。

“我们镇上以种苹果为主，那时几乎没有种桃的。”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这之前，徐兆鹏很少下地，学的又是美术专业，“连氮磷钾是什么都不懂”。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创业头一年，“当时也没有水肥一体的设施，用的是自由灌溉，就是拉一个粗管子浇地。那一年天非常旱，我拉着管子走在地里，这块地还没浇完，刚浇完的那块地又干了。”因为要赶在一两天内把地浇透，徐兆鹏只好扎在地里进行24小时车轮战。结果辛苦了一年，桃树还是几乎绝产。

当头一棒让徐兆鹏意识到了技术的重要性，报名参加了新型技术农民培训。

参加培训需要将自己的农业项目进行路演，第一次上台，徐兆鹏紧张得摔了一个跟头，“那会儿太紧张了，从小到大没见过那么多人，没见过那么大的领导，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但也是得益于这次培训路演，让徐兆鹏开了眼界。

在与众多同行和专家的交流中，徐兆鹏知道了农业不但有一产种植，还有二产深加工和三产休闲农业项目，都是持续发展的盈利点。在第二期路演演讲中，徐兆鹏以《蜜桃“三部曲”》为题，将自己的蜜桃产业未来设计成三产融合发展的路子，成功拿下了培训班的路演奖项。2017年全国评定“百名新型职业农民”，徐兆鹏位列其中。

尝到甜头的徐兆鹏坚定了自己的方向，先后与青州果树研究所、上海果树研究所等签订了蜜桃种植合同，引进了十几种优质桃树苗进行培育。如今，他成立的青岛岩霖蜜桃专业合作社，承包了1100亩土地，带领本镇其他村庄种植蜜桃9000多亩，在当地形成了优势特色农业种植。

“以前农民种地，都是别人打药他也打药，别人施肥他也施肥。问他施的什么肥，打的什么药，他不知道，反正别人打我也打吧。”经历了一番摸爬滚打的徐兆鹏，对现代农业有了很深的认识，“现在要想把地种好，种出更多的经济效益，必须有技术，这离不开政府的引导。我们自己不管是专业知识上还是管理技术上都有缺陷，有些新技术新模式光靠我们自己也不一定学得那么全面，参加这个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学习对我帮助特别大。”

在发展特色种植的基础上，徐兆鹏还拓宽了销售渠道，通过联络各种渠道帮农民把桃子销售到全国各地。“两年里我跑了20多个省市，基本桃子的销售渠道我都联系上了。我们有一个品种的桃子在南方市场上可以卖到19.9元一个。”今年，徐兆鹏还与相关企业研发了桃源酒，用桃子做深加工产品。

西红柿“首富”

“我是樱桃西红柿的经纪人。”回乡创业的“90后”青年鞠鹏浩自我介绍，透着年轻人特有的幽默感。

走进鞠鹏浩的电商大棚，欢快的音乐声调动起一种轻松的工作氛围。村民们三两人一组，有的在流水线上分拣樱桃西红柿，有的在装箱打包，还有的忙着发货。9月底最后一批樱桃西红柿下架后，今年的采摘就结束了，销售也将告一段落。鞠鹏浩走到流水线前，捡起一个滚动到眼前的果子，扔到旁边的废果筐里。红色不均匀，果型不圆整的果子都将从流水线上筛除掉。

回乡之前的鞠鹏浩在国有大企业有着一份旱涝保收的“铁饭碗”工作。近几年，家乡崔家集镇以前洼村为中心建起了扶贫农创体，村里因为樱桃西红柿的大规模种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村里差不多有1000多个大棚，一年产量差不多有4万斤。”这让鞠鹏浩看到了商机。2019年，鞠鹏浩辞职回到家乡，做起了电商销售。“一线城市对农副产品的需求非常大。我认为通过电商销售农副产品，这是个风口。”

经过两年多不懈努力，鞠鹏浩的电商公司已经是村里樱桃西红柿的主要销售渠道，每天的发货量达到了35000多斤，远销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如今村里的许多年轻人看到这条路子可行，返乡回来做起电商销售的人越来越多。”

已经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了6年的徐兆鹏跟鞠鹏浩有着相同的感受，“以前大家都是从农村出去打工，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农村。现在传统种植基本上都是60岁以上父母一代人在做，他们最多再能种10年，这就面临着将来谁来种地的问题。我感觉选择回乡创业对年轻人是一个机会，别人都不做的时候，你去做，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商机。”

地头的“机器人”

“小时候总听父亲说，勤劳人种的果子格外甜。”胶州小伙王明岗是一名“80后”，他的60多亩家庭农场就叫“勤劳果农场”。

回乡创业前，王明岗是一名军人。2014年退伍后，立志带领村民发家致富的他，定位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创建家庭农场。从2014年到2016年，他先建起了一座占地1300平方米的温室樱桃大棚，又陆续建设了4座共4000平方米的温室草莓大棚，引进了甜宝、京郊小白、白雪公主等品种，吸引数万游客前来采摘品尝。

眼瞅着形势一片大好，命运却和王明岗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2016年12月的一天下午，大棚顶部破了个洞，王明岗爬上去修补，不慎从5米多高的棚顶摔下来，头部着地，“脖子以下什么知觉都没有了”。医院一检查，王明岗颈部神经受损，导致颈部以下身体瘫痪。医生告诉他的家人：做完手术后就只能在床上躺着度过了，能动弹都算是医学奇迹。

“那时候草莓快熟了，他从手术室里出来第一句话就问我：妈，草莓怎么样了？”提起往事，王明岗的母亲忍不住抹起了眼泪。

“真的只能躺着度过余生吗？”王明岗经历了常人难以体会的煎熬，一股山东汉子不服输的倔强让他咬着牙做起了康复训练；不能下地，他就通过与父母手机视频，时刻关注着大棚里樱桃和草莓的长势。

经过近5年康复训练，奇迹出现了，如今，王明岗已经能缓慢移动步子走路，但是仍然相当吃力，从坐姿到起身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都要耗费十几分钟。王明岗自嘲，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他都成了一个“机器人”。

走进王明岗搭建在大棚旁的活动板房，进门是客厅，右手边并排着卧室和厨房，这是他居住的地方。受伤以后，王明岗已经连续6年没有回家过年过节，除了卧床住院那一年，他一直生活在地头临时搭建的这间活动板房里，“棚居”生活已经成了他的日常。

行动不便，网络成了王明岗的左膀右臂。

今年农场里新种了樱桃西红柿，西红柿苗已抽出藤蔓，再过一两个月就可以开放采摘了；樱桃棚里养的几十只鹅，既可以除草又可以卖鹅蛋和鹅肉；散养的土鸡在中秋节前刚刚销售一空；新养的4只鸵鸟昂首阔步走在围栏里，农场俨然一幅世外桃源的景象。

王明岗经常把农场的日常拍成视频发在网上，最高播放量达到百万次，很多人通过网络慕名来到他的农场采摘，一下子扩大了他的获客渠道。

在王明岗的经营下，9个温室采摘大棚、总占地60亩的农场每年利润达50万元左右。本村和邻村村民也受他影响，在近几年里又建起了10余座水果大棚，规模效应让大家都尝到了甜头。

三

“雏雁”当头飞

“一个人再能，没有政府在前边引导，没有政策的支持，路也不会平坦。”已经成了村里创业致富榜样的车晓松曾感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离不开党的全面领导，离不开扎根基层干实事的干部。

回乡的年轻人里，有车晓松、王明岗、徐兆鹏、鞠鹏浩这样扎根在土地上的，也有一批“80后”甚至“90后”的村支书、乡镇干部，他们像不停挥动羽翼的“领头雁”，带着大伙往前奔，迸发出了乡村优秀青年在乡村振兴中的强大力量。

“今天又忘换鞋了”

“你要多少苗？我先给你记上。”最近草莓苗到了移栽大棚的季节，晚上7点多，村支书徐勇家里围满了来订草莓苗的村民，十几平方米的小屋显得有些拥挤。

前不久，徐勇带领有草莓种植经验的村民先后到济南、潍坊等地考察了半个多月，“一般草莓苗的成活率到达90%就非常好了。这次订的苗成活率很高，基本达到98%。”苗好不好关系到一年的收成，马虎不得，“就像人身上有癌细胞一样，光看是看不出来的，还需要长期跟踪观察。”徐勇这次订购了42万棵草莓苗，很多邻村的草莓种植户都慕名来找他买苗。

“书记，订的草莓苗到了，车在外面，这是哪家的？”随着货车的一声响，外面有人喊徐勇。

徐勇脚上趿拉着拖鞋，连忙奔出屋外，“我给老李打电话，是他们那个组的。”

在西海岸新区大场镇南辛庄村，草莓种植都是几户人家搭伙组成一个互助小组，农活来了，几户人家劳动力一起上，今天干你家的活，明天干我家的活。

徐勇指挥着货车停在一个棚子前。这里是南辛庄村的草莓种植园，几十个大棚整齐地排列在一起。此刻，已经栽下草莓苗的村民正在操控浇灌，棚里悬挂的龙头喷出细细的水线，棉被盖住了大半个棚顶。徐勇拍拍村民的肩膀：“把棉被往上升一升吧，温度太高了，外面二十五六摄氏度，棚里得三十七八摄氏度了。”说完，徐勇脱下鞋，赤脚走进草莓棚，因为刚灌完水，地面泥泞，穿鞋会被泥粘下来。

“这棵没活，得赶紧补上新苗。”徐勇沿着垅间走了一圈，指着一棵叶子发黄的草莓苗说。

帮村民整理完草莓苗已是晚上10点多，徐勇趿拉着拖鞋穿过村庄的小路。刚满33岁的他背已有些驼，头上生出了很多白发。今年是他担任村支书的第四个年头，操心事多了，让他有着比同龄人显而易见的沧桑。

“在村里当干部没有什么上班下班时间，半夜起来忙也是常有的事。”赶上村民们有事了，往徐勇家一喊，不管多晚，他二话不说就出门，走得急了经常是趿拉着在家穿的一双拖鞋，“今天又忘换鞋了。”徐勇自言自语道。

“我在干，他们在看”

最近草莓苗集中下田移栽，徐勇已经连续20多天都在地里忙到晚上九十点钟了，看着每户村民把苗从车上卸下来，再帮着把苗整理好，他才能安心回家。

“今年又是一个好收成。”村民们看着绿油油的草莓苗，喜悦爬上眉梢。南辛庄一年光草莓收入就有四五百万元，是“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然而2015年之前，这里是山东省贫困村，村庄外债30余万元。村庄虽有种植草莓的传统，但传统草莓种植多为老式矮小的“立柱竹竿棚”。

因为要照顾生病的父亲，从造船厂辞职返乡的徐勇先是在村里担任会计，后当选为村支书。他决定要改变这个贫穷村庄的处境，带领村民们去外地考察，学习先进种植经验，大胆提出“合作化生产，规模性经营”的发展理念。发动全村进行土地流转，在各级扶贫资金的帮扶下，先后投资445万元建设了56个现代化“无柱钢管棚”，组织成立了西海岸草莓公社，成为青岛市规模最大的草莓产业园，当年草莓生产规模就突破50万斤。

“为了建草莓园，全村需要拆除家禽饲养场地，村里两个最大的饲养场地一个是我300平方米的养猪场，一个是姑姑家的养鸡场。我带头拆除时，姑姑还把我好一个数落。”徐勇为村里争取到了20多万元用于硬化拓宽道路，整修排水沟，还建起了停车场和旅游厕所，一座草莓飘香的新农村拔地而起。

今年50多岁的村民李大爷对徐勇心存感激。他家的3亩地原来主要种白菜、玉米，一年忙到头连1万元都赚不到。徐勇回村后，为村里像李大爷这样没有资金的5户村民争取到了联保贷款，让他们的草莓大棚顺利建起来，“现在一年能收入十几万，比在外面打工强。”李大爷笑着说。

“在村里干事，只靠苦口婆心地讲道理是没有用的。我的3亩草莓棚就是试验田，我在干，他们在看，我干成功了，他们也学会了。”3年前，徐勇在农科院专家的指导下率先采用物理技术，使种植的草莓可以提前成熟，提前上市，“提前一个月成熟的草莓能卖到50元一斤，正常成熟的一斤只能卖到30元。不用劝，第二年他们就会来学习提前上市的技术了。”

去年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草莓销售出现难题，徐勇大胆提出举办线上草莓节，打造“线上直播配货+线下无接触配送”的新商业模式，他联系了八九个社区配送，并在网上直播卖货，为期一个月的线上草莓节，订单累计15000余单，销售量超过7万斤。“他们都知道，跟着我干不会吃亏。”徐勇自信地说。

小小的草莓成了致富果。南辛庄富起来的事迹被中组部收录为“脱贫攻坚案例”，村“两委”获评山东省“干事创业好班子”。先富起来的南辛庄成为榜样，大场镇凤凰庄、胜水、柳沟、陈家屯4个草莓生产基地也复制了合作社的模式，全镇规模化草莓种植面积已突破3000亩。

“口音有味儿了”

“前几天我们举办迎国庆文艺汇演，几个年轻的乡镇干部编了一个小品，有一句台词是：一项工作还没干完，另一项工作又安排过来了。”平度崔家集镇乡村振兴办公室负责人王凯鑫，是一名“80后”，对这句台词，他颇有感触。

乡镇干部人手少，基层工作量又大，常常一个人手头上要同时兼顾好几项工作。王凯鑫既是乡村振兴办公室的负责人，还肩负着农村居民信用考评的工作。在王凯鑫办公室旁的一面墙上，贴着考评项目表，密密麻麻的打分表格，考评项目有200多项。“我们全镇加上不在编的乡镇干部，满打满算在岗的也就是180个人，负责121个村的事务，常常想自己要有分身术就好了。”王凯鑫开玩笑地说。

王凯鑫家住黄岛区，开车单程也要1个多小时，周一到周五住在镇上的集体宿舍，只有周末才能回家和媳妇孩子团聚。“经常到了周五晚上7点多，儿子就搬着小凳子坐在门口，一直嘟囔：等爸爸，等爸爸。家里的大小事我都帮不上忙，媳妇也经常埋怨我说：家就是你的旅馆。”

身为乡镇干部，王凯鑫经常身不由己。赶上工作没忙完，周末加班也是常有的事。“有一次一个村民晚上9点多来投诉，接待的同事从家里开车1个多小时返回来给这个村民处理纠纷，好容易安抚好他的情绪把人送走，第二天早上他又来了。”农村工作的复杂性常常让乡镇干部付出更多精力。“一年四季没有完全让你放松的时间。去年疫情期间，我们大年初三全员管区干部就上岗了，一直到出了正月都没回趟家。”

王凯鑫毕业于山东农业大学，从农村走出去又回到农村，他坦言没有失落：“我对农村很熟悉，更多的是一种得心应手的感觉。每次在村里走，看到年纪大的叫一声叔、姨，有天然的亲切感，就像见到我自己的亲戚一样。”王凯鑫来平度工作已有些年头，平度话已经说得非常地道：“我一般不说普通话，在村里工作的时候都说方言。你对老百姓说普通话他们听不懂，他们觉得和你有距离感，所以我们很多年轻干部，待过一年之后，口音就基本上有味儿了。”王凯鑫笑成自己的口音很复杂，“家乡是黄岛，上大学在泰安，我在莱西还干了三年，现在又有平度口音，反正四不像了。”

王凯鑫说，他们经常讲一句话：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千根线都要靠这一根针串联，都要落实到基层，这千头万绪的工作，全靠乡镇干部默默无悔地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