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之后，闻一多为什么不愿意再提青岛？

半岛全媒体记者 张文艳

闻立雕，又名韦英，闻一多的次子。曾被父亲评价为“记性不好，悟性不错”的他，仍对父亲的一点一滴记得非常清楚，并把它们写成了《我的父亲闻一多》，还编写了《闻一多全集》，“我也喜欢文学，不得不说，这跟父亲有很大的关系”。闻立雕给半岛全媒体记者讲述了父亲在青岛的“爱与痛”。

在闻立雕的印象中，父亲是严肃的，但对他们的爱是渗透在一点一滴当中的，直到父亲被暴徒袭击之前，他还曾写信惦记三儿子的鞋是否买了。他重视子女的教育，抗战时期，还坚持给孩子们讲诗，这就是他的“诗化家庭”计划，“我们四个人都坐在旁边，他靠在床上一篇一篇地讲，讲完后让我们背不下的要罚给他捶腿”。

听说半岛全媒体记者是青岛的，闻立雕马上笑了，记者就问他当年对青岛的印象，闻立雕说：“我真没什么印象，当年我太小了。”确实，出生于1928年的闻立雕跟随父母来青岛时只有两三岁，虽然闻一多曾经于1932年再次将他们接了过来，闻立雕也只有4岁。这么小的年纪没能给闻立雕小小的头脑留下深刻记忆。这也就解开了记者对他关于父亲的回忆录对青岛只字不提的疑问，“我实事求是地回忆父亲，主要是因为那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不过，后来我又来过青岛两次，一次是我在中宣部工作的时候，搞调研，来青岛出差，不过匆匆忙忙，没能四处走走，就在栈桥逛了逛；一次是《半月谈》的同志陪同，我去看了一下中国海洋大学的一多楼，跟雕塑合了影，因为没跟学校打招呼，也没能进去看一看，只隔着窗户往里瞅了瞅”。在闻立雕的印象中，青岛很美，“是个环境优美的城市”。

优美的环境当年打动了闻一多，因此闻立雕强调，不管后来如何，父亲对青岛这座城市的印象一直是很好的，“学生闹事、发生矛盾这些都是另一回事，不影响他对整个青岛的看法”。

谈到每次都陷入学潮的漩涡，闻立雕说，主要原因是父亲的政治观点和别人不一样，“他比较看重学生的学习成绩，所以就对假文凭和学习成绩不及格不满，赞同学校的做法；另外，还牵涉到抗战的问题 ，他从爱国的角度支持学生，但学生要到南京请愿这样的闹法他是不赞同的，这是政治观点的问题 ，现在看来他做的有对的也有不对的地方”，闻立雕说，这些事情导致父亲回北平以后再也不想过问政治了，更加潜心搞学术研究。虽然后来他“食了言”，但这些给闻一多的心灵造成不小的冲击。

“我们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谈论过青岛”，闻立雕说，在青岛的两年让闻一多“印象深刻，但很不好，是他不堪回首的岁月，所以他跟家人也不愿意提这些”。从离开青岛土地之后，闻一多再也没有和青岛发生联系，“他只是后来和游国恩有过联系，两个人也仅限于学术上的交流”。其实，这样的心路历程是有背景的，在闻立雕的《我的父亲闻一多》中，记者找到了答案：“父亲从1925年夏季回国到1932年暑期，前后整整七年，七年中父亲辗转了北京、上海等五大城市，工作变换了七次，生活很不稳定，每当得到一个新工作，就把母亲和孩子接去住在一起，每当他的工作变动了，他又把我们送回浠水老家。”工作不顺心，壮志未酬，生活颠沛流离，更加严重的是，“七年中失去了两女一男三个爱子”，这种生活和精神上的多重打击，让闻一多“失望、彷徨、苦闷”，他在1933年9月29日写给好友饶孟侃的信中称这段时间是“数年来痛苦的记忆”，一提起来就“伤痛得流泪”。因而，在国立青大的学潮事件无疑是雪上加霜，是伤口撒盐，让闻一多痛得无以复加，因而才不愿回忆，也不忍回忆。

尽管如此，在闻立雕眼里来青岛工作还是让家里的生活得到了改善，“父亲当年教书的工资不低，所以我们全家生活得很好”。他还举例说闻一多到青岛大学之前，经常抽的是一种“红锡包”香烟。执教青岛大学后，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有时甚至改抽哈德门，这是当时最高档的一种香烟。“那段日子，真的像天堂一样，家里还雇着厨师，尤其是我们到清华后，那时我们住的是一座两层高的小楼，有十几个房间。我们通过铃铛来叫佣人。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在孩子的眼里，比起父亲精神世界的变化，物质生活的改变给他们的印象更为深刻。后来我们看到的闻一多叼着烟斗的形象，“那是以后日子穷了，才抽的”，闻立雕说。

原创作品，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