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文艺批评的力度温度与美感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繁荣发展文艺创作，离不开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文艺批评也被称为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是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抵制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的有力武器。有了真正的批评，我们的文艺作品才能越来越好。

在新时代如何做好文艺批评，批评的标准应该如何把握，真正的批评如何实现？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孙书文，长期从事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领域的学术研究，出版专著、合著、主编、副主编著作12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1项，主持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项。他认为，当前的文艺批评，存在批评乏力、批评失语的现象，要做好新时代文艺批评工作，需要重视理论积累，抓住社会意义上的“人”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核心点，按照美的规律去建设文艺批评，从而不断提升文艺批评的力度、温度、美感。

文艺批评不能失语

记者（以下简称记）：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是相互影响的，文艺批评的作用如何体现？

孙书文（以下简称孙）：文艺批评曾经是、也应该是一个有尊严的事业。文艺批评应收获作家的尊重。创作小说《奥勃洛莫夫》的冈察洛夫认为，批评家杜勃洛留波夫对小说主人公性格的分析，增加了小说的分量。我国也不乏这样的例证，比如著名文学批评家胡采之于陕西文学事业的发展。贾平凹曾经说过：“他对我的关注和爱护，我至今想来仍很感动。我在文学上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不乏胡采的‘点化’之功。对于他当时的一些建议和批评，我至今也还要吸取。”

但是，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的关系并非一直如此和谐，有时候因为观点的差异、观察与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会产生激烈冲突。比如在2010年举行的电视剧《乡村爱情故事》研讨会上，与会的专家学者与电视剧主创人员之间的观点对立明显，双方针对作品本身、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手法、人物形象塑造等发生了激烈争论。这一文化事件当时引发广泛关注，影响持续了很长时间。其中，对于文艺批评的批评，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文艺批评的某些尴尬，值得认真思考。

记：目前看来，文艺批评存在一些什么样的不足呢？

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批评的无力。专业性的批评渐少，中肯的批评渐少，令人心动的批评渐少。第二，批评的失语：生于中国传统、中国当下语境的批评渐少，与历史有呼应、对当下有阐释力的批评渐少。比如，网民数量急剧增加，网络对当下人们生活状态影响的深入程度增加，但对网络文艺的批评，尚存在一些问题，包括对网络文艺作品的现象层面的个案研究较多，但对网络文艺本体的深入研究较为少见；对各种网络文艺类型的研究还缺少系统性、体系性；对网络文艺创作的规律和特点的研究还需深化等。

与此相对，批评者处于躁动状态，人们对当代文艺批评的批评处于高频的状态。洪治纲在《维护文学批评的基本伦理》一文中认为：“越来越多的人都感到，现在的批评家们不是忠实于文本的细读和基本的学理，不是忠实于艺术的审美律则，而是依赖于公众舆论和个人私情。”

记：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有哪些？

孙：文艺批评尊严的失去，主要原因是批评家的责任伦理出了问题，即批评的腐败的滋生。孙绍振的观点非常尖锐：“文学评论腐败，令人痛心疾首。它使文学评论失去可信性。很大一部分的文学评论早已脱离了广大读者。”

抓住“人”这一核心

记：文艺批评的可信性，在于对作家、作品的正确、准确把握和分析，在于体现批评家认识的高度和理解的深度，怎样实现这一点？

孙：首先是抓住社会意义上的“人”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核心点。文艺创作要抓住这一点塑造人物、结构情节，文艺批评也要抓住这一点分析和评价人物和作品。这其实也是克服文艺批评领域存在的那些不良倾向或现象的根本。

“社会的人”认识起来并不容易。茅盾先生曾说过：“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这个道理，在那些经典的、优秀的文艺作品中都有鲜明的体现。比如《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在于作者刻画生动、深刻。书中表现了人物的地位、权势与口才，写出了其权势与口才只是作战的武器，掠取财富才是作战的目的；也写出了人物的软弱。

从文艺批评的角度来看，应该通过分析揭示的是：曹雪芹并没有把王熙凤当作一个普通的恶的典型来谴责，他只是要指出，在一个腐败、动摇、惶惑和空虚的没落贵族群中，有一个最强烈的功利主义的挣扎者；王熙凤征服了自己周围的一切，似乎已到了现实成功的岸边，但是，她挽救不了贵族家庭崩溃的整个趋势。能写出这种生活的深度，正是因为作者对生活对社会的认识达到了这种深度，并能通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表象直达生活的本质。

从“社会的人”这一角度来看，当前一些作品在人物形象的刻画和塑造上根据不足，因而人物立不住，更不用说打动人。比如，电影《长津湖》中的伍万里，刚出场时有点《哪吒之魔童降世》里的哪吒的既视感，虽然为电影增加了不同的色彩，但交待不足显得单薄，人物的可信性和感染力就差了些。很多文艺批评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记：文艺创作被认为是美的创造，文艺批评如何体现这一点？

孙：文艺创作是美的创造，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文艺批评当然要充分认识、深刻把握这一点，才能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与评价。

举个例子，叶芝的诗《当你老了》，有多个中文译本，其中飞白的译本和袁可嘉的译本，各有不同。如第一节，飞白译为：“当你老了，白发苍苍，睡意蒙眬/在炉前打盹，请取下这本诗篇/慢慢吟诵/梦见你当年的双眼/那柔美的光芒与青幽的晕影”；袁可嘉译为：“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意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对这两种译法，大家的评价也不一样。喜欢飞白译文的，喜欢其雅，喜欢“那柔美的光芒与青幽的晕影”的感觉；喜欢袁可嘉译本的，喜欢其平实，淡中有味，欣赏“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的韵味。无论是哪一种，译者是按照美的规律来翻译的，批评家也都是按照美的规律来评论的。

有理论积累，批评才有质感

记：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是讲真话，怎样才能保证内容不虚、方向不偏？

孙：要重视理论的积累。有理论积累的文学批评才能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说真话的批评，才能是对文学创作提供借鉴的批评。

有了叔本华、康德的理论，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才会有对《红楼梦》美学上、伦理上的价值新解；雷达的《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贯穿着现实主义理论，体现理论的巨大力量。

理论是批评者进入作品的入口，理论积累磨砺的是批评者说真话的能力。在文学批评的领域内，说真话之真应是真理之意。作家作品与批评者激烈碰撞的火花照亮这个世界，让世界的真理——世界的文学性的真实的存在——变得澄明。有理论积累的文学批评才是有质感的批评，这样的批评益于袪除或捧杀、或棒杀的批评；也只有这样的批评，才能道出作者心中所无。

在一些批评者看来，理论有着抽象玄妙的道理、叠床架屋的逻辑框架，这些特点造成了批评与创作之间交流沟通的障碍，也使得批评难以到达、更不用说打动读者。这些方面，当然涉及文学理论的某些特质，但这尚不是理论的全部，甚至还只是理论的表层特征。每一个理论的形成都是基于一代代理论家社会观察、生命体验、心灵思考的基础上的反思。理论有力度，也有温度、有美感。

在当下的文学批评中，理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记：理论堆积是否会引起批评的模式化？

孙：批评者须将理论积累有效地化为思想与智慧。

讲理论积累，不是要将某一种理论套用到某一部、某一位作家、某一种文学现象。例如，有些研究者所批评的，是有一类文学批评者强行把自己所熟悉的套路当作通之四海的真理、包打天下的利器，不分青红皂白地运用到一切的作品、作家、文学现象上。这样的批评，只能导致言不及物、不接地气。尤其令人反感的是这些批评者真理在手的傲气与霸气，拒人千里之外，难以与作家、读者、其他批评者平等交流。批评者若把理论内化于己心，把诸种理论融入自己的血脉，甚至如创作一样，在理论运用上进入无意识的不自觉的状态，这样他在面对作品时才能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

批评者的生命体验，包括文学的感受力、领悟力等等，与理论积累共同构成了文学批评的两翼，甚至可以说，融入批评者血液的理论，与生命体验是无法剥离的、圆融一体的。这样的批评家创作出来的文学批评，才可能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