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城市治理要有“她视角”之“小事大考”

杭州某家庭育儿App公司办公室随处可见玩耍的孩子

“创建一个对女性友好的城市的关键条件，就是能够正确分析女性（妇女、女孩）对城市基础设施、公共空间的主要需求。”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建筑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秦红岭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公共场所的女厕位够不够用？独行的女性在走入某条街道时会不会害怕？公共交通的扶手拉环是否过高？推着婴儿车的母亲能够在城市里方便地出行吗？

人们对城市空间的感受，往往直接反映着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存状况及生存方式。因此，这些城市空间中的细节，不仅折射出城市规划、设计和更新层面上对不同性别需求的体察，更是一座城市的人性化大考。

细节入法

2021年12月24日至2022年1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该法实施30年来的第二次“大修”。

与现行法律相比，此次“大修”新增了24条，其中包括：各级政府在规划、建设基础设施和提供公共服务时，应当确保女性厕位多于男性厕位，合理配建母婴室等公共设施。

作为我国保障妇女权益的基本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效力等级仅低于宪法。在这样一部大法中，上述新增条款的关注点似乎为细枝末节，却是在国家立法层面对社会呼声的一种回应。

在城市空间的“她需求”方面，我国最早受到社会关注的典型问题就是公厕资源的性别分配比。

2012年，女厕排队问题曾在互联网上引起热议。近十年来，在全国、地方两会上，也常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此提出建议。

有多位受访对象对本刊记者表示，商场、餐厅等场所女厕排队五六分钟较为常见，在节假日的高速公路服务区，有受访对象还曾排队将近20分钟。

女厕供需的结构性矛盾到底因何而起？

根据世界厕所组织统计，女性如厕所花时间是男性的2.3倍。也有多项研究表明，根据女性如厕频率、方式和时间特点，加之部分女性还要照顾幼儿，女厕位需求2-3倍于男厕位。

另外，还有一些社会性因素。

重庆市第一至三届人大代表张华义曾分析，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年代，女性较少参与家庭和社区外的社会活动，公厕设计很少考虑女性特殊需求，女厕的供需矛盾也尚未凸显，随着女性更多地进入到城市公共空间，问题便浮现出来。

其实，早在1989年，建设部出台的《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便有明确规定，城市公共厕所男女厕位比例应达2∶3。

2021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局部修订条文征求意见稿）》再次强调了这一规定，同时还要求，人流量较大的地区女厕位应至少2倍于男厕位。

上述文件编制组曾对北京、上海、济南、西安、广州等城市的234座公共厕所进行调查，发现绝大部分男女厕所比例失调，甚至出现了男厕位1.75倍于女厕位的情况。

既然标准早已存在，为何长期未能得到普遍落实？

一位网名为“孙迅速”的建筑师在知乎的留言道出了一个原因：“以前建筑师习惯平面上厕位排成一样多，男女厕呈镜面对称状，但男厕还多一排小便斗，这样看起来平面比较匀称，水管也好排，厕所的进深面宽也比较适合房屋柱子的布局。”

人性化需求为施工便利让渡，显然有悖于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值得期待的是，“确保女性厕位多于男性厕位”纳入《妇女权益保障法》本轮修订视野，有望使相关政策有更高层级法律依据，改善城市公厕资源性别分配不合理的情况。

重庆国博中心，卫生间均安装上了全新设计的厕所智能系统，可以清晰地看到男、女厕所蹲位的剩余数量

“路灯太暗了”

围绕公厕建设的性别友好议题，还有诸多需要改变的现状。例如，照明不足、厕位之间隔档不够高、没有单独厕位门、缺少洗手池和镜子等。

上述问题看似是“小事”，却从多个侧面反映出城市空间治理和空间设计中重视性别差异的必要性。仅就公厕这个空间而言，女性在安全性、隐私性、整理形象等方面的需求就与男性有所差异。

秦红岭认为，城市空间的“她需求”首先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性化需求；其次，分析“她需求”的意义是要求空间设计不能将两性的生理和心理需要、行为特征置于同一衡量标准之内，应关注女性在空间中的生理和心理需要、行为方式和特殊体验。

以城市公共交通为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佟新基于问卷调查发现，在对公共交通的首要期望上，男性更看重效率前提下的安全，女性更看重安全基础上的效率。

实际上，在“她需求”中，最核心的就是安全。

在2021年上映的电影《门锁》中，独居女性走在昏暗下班路上感到的强烈恐惧，便引起过舆论共鸣。

“作为女性，独自走夜路难免提心吊胆。”在北京从事金融工作的牛倩对本刊记者表示，“我喜欢散步，家附近有一处很大的公园，但路灯太暗了，监控镜头也少，晚上就不敢去了。”

中国应急管理学会发布的《中国城市公共安全感调查报告（2020）》指出，女性对于公共安全的担心程度要高于男性，对陌生人随意进入小区、夜间出行的人身安全都表现出较高的担心。

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数据显示，全球202个国家平均78.7%的谋杀受害者都是男性。然而，男性在单独出入公共空间时，却很少如女性一般与不安相伴而行。

秦红岭认为，除却社会文化造就的观念意识和思维方式外，女性的安全焦虑主要来自于女性身体与男性的差异：“若不从身体出发理解空间，实际上无法准确认识不同性别在空间中的不同处境。”

相比于男性，女性更易感受到身体被侵犯和凝视的威胁，特定空间因此而有了“隐形宵禁”：同样的公园和街道，夜幕一旦降临，对女性而言就显得危机四伏，尤其是一些容易发生袭击、抢劫、性骚扰、性侵犯罪的公共空间，如封闭而僻静的小街小巷、地下通道、地下停车场等。

公共交通工具中可能发生的性骚扰、公共楼梯和扶梯上可能出现的偷拍者等，也会让女性产生不安，在社会文化的规训下，有些女性会因此选择更为保守的着装。

2021年11月，湖北竹山县一年轻女子在城市公园晨跑时于监控盲点不幸遇害，跑者圈因此呼吁女性跑者在晨跑夜跑时应多注意安全、最好结伴而行。

有网民提出，与其总是提醒女性“多加小心”，不如为街道和公园加设监控、提亮照明以预防犯罪：“女性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安全小贴士’，而是更具安全感的公共空间。”

北京，女性在公园夜跑

避免“性别盲视”

良好的城市公共空间，应当让任何年龄和性别的人感到安全、舒适，而不能让特定人群望而却步。

在20世纪的妇女解放运动以前，女性并不具备和男性平等的城市公共空间使用权：雅典时代，城市广场为男性公民议事而建；工业革命时期，欧洲女性单独走向街头会面临骚扰与威胁；封建社会的中国，女性被束缚在闺阁与家庭之中，不能随意抛头露面。

如今，城市的公共空间在理论上已为所有性别共享，但在某些公共空间中女性仍难享受免于恐惧的自由，还有一些场所缺乏母婴室、推行婴儿车不便，让照顾幼儿的母亲体验不佳。

秦红岭认为，中国城市在女性友好方面的主要痛点之一，就是城市规划和设计的性别盲视现象：“疏于关心和反思性别敏感在城市规划与设计中的影响，当然也不可能在城市规划与设计中进行有针对性的控制和干预。”

社会设计师陈涵在接受《半月谈》杂志采访时也提出，目前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中存在不少“性别盲点”：“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空间规划政策的制定应该倾听女性的声音，只有真正将女性需求纳入考量，公共空间才会更具有包容性。”

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的编制阶段，秦红岭就曾提出过一份议案——《北京城市规划实施中纳入性别敏感规划方法的建议》。

议案受到一定重视，并转到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进行答复，相关工作人员对秦红岭坦承：“虽然在规划领域工作多年，但还是第一次认识性别敏感的概念，感到很受启发。”

实际上，所谓“性别敏感”并不局限于女性与公共空间的各项议题，而是一种注重人群差异化、公共服务精细化的规划方法。

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看，这种规划方法旨在考虑、照顾和全面满足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群体对空间的不同需求，提高城市规划和公共服务设施的“精准匹配”度，从而提升城市规划的公共效能，让市民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住房与社区规划学术委员会秘书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刘佳燕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传统的城市规划来自于功能主义，强调绝对理性、男性视角。如何把女性生理感知放入进去，其实非常值得探讨。”

发达国家诸多研究表明，受到历史上性别权利关系不对等的影响，城市规划部门的性别盲视状态一度很常见，女性、老年人、儿童和残疾人的需求也因此被长期忽略。

为改变这种现象，世界银行发布了《性别包容性城市规划与设计手册》，为一系列规划领域提供了明确、具体的设计指南。

一些海外城市也通过引入社会性别分析统计工具和“女性安全审计”，了解和认知城市公共空间实际存在和隐性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状况，为城市规划等公共政策提供基于性别视角的决策依据。

细节就是试金石

城市规划的性别研究普遍认为，在观察和设计城市时，男性更加看重宏观的功能性、效率性，女性则对公共空间和建筑的细节问题更敏感。

“人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其实细节也是决定城市是否宜居与美好的重要特质，是决定城市是否真正做到了人文关怀的试金石。”秦红岭说。

在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作者简·雅各布斯就用女性视角关注着城市日常生活细节，比如自己散步街头的体验、公园中休息的老人和游戏的儿童、街道上推着婴儿车的母亲、凌晨时窗外传来的声音。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对当时城市规划居高临下的功能主义进行了尖锐批判，成为现象级的著作，至今仍提醒着城市规划者从人性需求设计城市的重要性，也显示出性别视角对城市设计的意义。

本刊记者采访了来自不同城市的女性。基于自身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观察，她们提出了不少细节上的建议：

一些城市公交地铁拉环比较高，对儿童和身高较低的人不够友好；有的餐厅桌椅间距较窄且无法调整，孕期女性难以进入座位；一些室内空间中央空调温度过低，经期女性会感到不适；有的人行道很窄，而行道树坑占了不少面积，阻碍了轮椅或婴儿车的通行……

在我国，一些城市已看见公共空间“她需求”并采取策略。例如，深圳已连续三年将母婴室建设纳入市政府民生实事任务，至2021年底，全市公共场所母婴室已从200多间上升到1124间。

在“厕所革命”过程中，故宫博物院通过分性别统计的数据分析方法，将女厕增加至男厕的2.6倍，有效减少了女厕排队现象。

不少地方的机场安检还设置了女性专用通道，在保护女性旅客隐私的同时也有效提高了通行效率。北京首都机场开通女性安检通道后旅客通行速度提升了15%，深圳宝安机场则提升了25%。

不过，也有些出于性别友好目的而采用的空间设计策略引起过争议，比如在地铁中开设女性车厢。

支持观点认为，这有助于提高女性乘坐地铁的舒适度和安全指数；反对者则认为，从实践层面讲，女性车厢并不能做到女性专用或女性优先，与其区隔空间不如精细服务。

一位来自上海的受访对象对本刊记者说：“如果有训练有素的安全员、分出强弱冷区，而且在女性被骚扰时，管理者能提供有力的支持并打击不法行为，那么所有车厢都是女性友好的。”

秦红岭认为，虽然一些具体措施仍值得商榷，但看见“她需求”是一个开始，有助于唤起人们对城市公共空间多样性需求的关注。最终的愿景，则是通过细节的改变，让城市空间变得更具人性关怀，让所有居民感到安全、健康和舒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