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季羡林

跋履

□ 刘国良

在临清宛园，我看到一块大石头上刻着季羡林的题字“壶中天地，曲径通幽”，没标年月，但几乎可以确定是季老晚年所题，因为字不是“风樯阵马，沉着痛快”一类，而呈现出没有火气、没有棱角、平和朴素的面貌。同伴说这字也看不出有多好，我说品赏书法，可别被那种龙飞凤舞、张牙舞爪的字唬住，人书俱老往往不见技法，显得平淡无奇，但它却不是淡而无味，它的醇厚如同陈年老窖。

字如其人，看到这字，季老的音容笑貌浮现在眼前。我曾见过季老，那是1996年初秋，我参加北京大学文学院举办的一个研讨班，有幸在北京大学的一个小会议室听他谈散文创作。那一年季老已经八十多岁，头顶秃了，两鬓稀了，眼睛有点浮肿，但精神矍铄。当时季老没用多少文坛流行的新名词，声音也不是多么铿锵有力，也不假夸张的手势，完全像和老朋友拉家常一样，给我们讲了一个多小时。如今课堂内容大都忘记，只记得他反复强调的一点：“真诚是散文的灵魂，散文的生命。”讲罢，与每个学员亲切握手，眼神里满含着期望。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他站在楼下看我们走出老远。

回到学校，我就去阅览室，从杂志上“搜”季羡林的散文读，一口气读了好几篇。我很喜欢他的散文，有真情实感，朴实自然，从不装腔作势，更无剑拔弩张，这在当时是不“新潮”的，当时一种故弄玄虚、华而不实的文风正受到读者追捧。我也曾一度怀疑自己的审美鉴赏价值取向出了问题，及至读到钟敬文先生庆祝季羡林八十八岁米寿说的两句话“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才走出困惑，我又跑到书店，买了季羡林两本新出版的散文集。

之后再没有见到季老的机会，我就注意他的照片，报纸杂志上常常有。有一帧他身着蓝色中山装，两手握着拐杖柄把，坐在椅子上，神态那么安详；有一帧穿着睡衣，手持放大镜，低头从字缝里找什么，专心致志；还有一帧，他弯着腰为一只猫梳理发亮的背毛，这只猫通体雪白，十分可爱，很乖地趴在季老的腿上，任他抚摸。季老给这只猫起名“虎子”，把它看成“家庭成员”。痛失老伴儿的十余年间，是猫们陪伴他度过一个个凄清的日子。季老的猫都是老家临清送的，我孤陋寡闻，来到临清才知道这里产一种闻名世界的狮猫。历史上运河开通，波斯人来临清传教，也带来了他们的猫，波斯猫与鲁西狸猫便繁育出一只黄眼一只蓝眼的“鸳鸯眼”临清狮猫，非常名贵。临清狮猫不仅外形漂亮，而且活泼、温顺、通人性。写作累了，季老与猫们嬉戏一会儿，沉醉在对家乡的思念中，这对他是怎样的安慰？

在临清的两天，我们看了元运河，看了运河钞关、鳌头矶和几家清真寺，当然得去参观季羡林纪念馆。纪念馆冲门是一尊季羡林铜像，还是那朴实、和蔼、平易的老者的形象。他永远这样微笑着，好像是在欢迎大家。但是一进展厅，右侧墙上悬挂着两幅季羡林青年时代的照片，却瞬间颠覆了我多年形成的印象。照片上青年季羡林着装入时，发型考究，身姿挺拔，目光锐利，有一股逼人的英气，甚至有几分傲气。季羡林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里穷得买不起课外书，六岁时叔叔才接他到济南读书，但他天资聪颖，学习用功，顺利考取山东省立济南高中，高中毕业顺利考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后又出国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这个时候的季羡林真可谓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在德国留学期间还有一段美好而心痛的经历：毕业论文需要打成清稿让教授看，可他没有打字机，也不会打字，同住一条街的伊姆加德小姐愿意帮助他。几番往来，美丽的伊姆加德被季羡林的英俊潇洒和出众才华深深吸引，季羡林也被伊姆加德的热情真诚所感动。接下来的四五年里，他们相偕快乐地走遍了哥廷根每一个角落。但季羡林清楚祖国需要他，经过长久的内心矛盾、折磨，最终他下了狠心：回国，再不与伊姆加德联系。而季羡林走后，伊姆加德选择了终身不嫁。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访问德国，忙完公务，他一刻也不耽搁地向伊姆加德的住所奔去，急促的脚步踩得楼梯咚咚响。多么熟悉，陈设依然保持着原样，素洁的桌布，银灰色的老式打字机，并排摆着的方凳和深蓝色沙发椅，却唯独没有伊姆加德的身影。他慌忙下楼询问邻居，这邻居是新迁来的，说不认识伊姆加德这个人。季羡林悻悻而归，哪知此时伊姆加德正在原来房间的楼上，一个人默默地思念着他。1991年季羡林在长篇回忆录《留德十年》中披露了这段珍藏心底的感情，又经十年辗转，伊姆加德看到了该书，在季羡林九十岁诞辰前夕，她含泪寄来一张自己满头银发、端庄恬静的照片……

时间会褪去一个人身上的色彩和光芒，会在一个人额头刻上皱纹，会佝偻他的背，也会把稚嫩熬磨成老辣，但却并非无所不能。从临清回来，我重新捧起季羡林的散文集，读《九十述怀》一文。我过去没读过这篇散文，一读，惭愧我其实并不真正了解季老。文中说，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各种社会活动占用太多的精力，他学术研究真正冲刺的起点是在八十岁，从八十岁到九十岁十年内，他撰写了一生中最长的一部长达八十万字的著作《糖史》，完成了研究吐火罗文A方言的专著《弥勒会见记剧本》。那些年他每天都是“黎明即起”，每天都去一趟大图书馆，查资料、记卡片，他从来不感到累，反倒觉得是“在瑰丽的风光中行走”。同时他还在文学园地深耕细作，创作了大量散文作品。就是站上鲐背之年的高坎，他仍雄心勃勃，披坚执锐，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位“过客”一样，任务就是向前走，向前走！我恍悟，对有些人，岁月只能改变他的模样，却无法改变他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