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青岛：探访改造中的芝罘路 旧时光里打捞沧桑往事

文/图　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张文艳(老照片除外)

上街里,逛里院,寻觅老字号的踪迹。

芝罘路,南北贯穿大鲍岛街区,连通李村路和安徽路,用不同的建筑风情,解读着老街里的故事。孟家大院、广东会馆、裕长酱园,商业版图上的代表们齐聚这条不到600米的道路。里院间或其中,人来人往,有逊清遗老,也有市井小贩,他们畅游在历史的长河中,圈画出自己的生存之道。翻看泛黄的历史档案,每一条记录上,都记载着大小网点的名称和投资金额、经理姓名、籍贯、年龄等详细的信息。半岛全媒体记者解读档案,采访专家,再现芝罘路上的生意往来和百态人生。

次第更迭

那路,那楼,那人

芝罘路,一条贯穿大鲍岛街区南北的道路,它偏居东侧,“走过”两个夹角,缔造了许多的商圈往事。

走访芝罘路,从北到南,几乎每段路都有正在整修的建筑。它清晰的面貌被脚手架阻挡在内,留给来访者的,是缝隙里的砖瓦和隐约可探的建筑风情。沿路而行,熟悉而又陌生。熟悉的是建筑的风格,陌生的是生活气息。对芝罘路的记忆不是繁华,而是平静。早年在潍县路工作时,午休时分喜欢在大鲍岛街区逛一逛,到里院里走一走。在芝罘路,看到的建筑总感觉与其他道路不同,更具亲切感。

芝罘,来自于烟台芝罘区。“芝”即为灵芝,“罘”即屏障,古代指一种屏风。芝罘湾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具有屏障作用的天然良港。

大鲍岛街区道路,山东路(今中山路北段)东侧以青岛地名和附近县城名称命名,与潍县、黄岛一样,芝罘也在路名的序列之内。芝罘路的宽度与潍县路、博山路等一样,只有12米,相较于沧口路、李村路、胶州路的15米,是要窄不少的。

最初的青岛大鲍岛街区,来青岛经商的来自胶东半岛地区,资金不雄厚,靠小本经营。在档案里,记载着一家家个体经营户的生财之道。他们投资很小,有的仅仅几百元,靠卖杂货为生。如果有两三名雇员或者股东参与的商号,那就属于中型商号了。13号的双聚永合记、23号的德聚永记、24号的丰聚祥米面烟酒杂货、28号的德和泰洋服、31号的福昌泰义记等等,几十个留在档案中的商号,分布在道路南北,成立的年代不同,从上世纪初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有的经营了几十年,有的则仅仅开业不久。而有的,则用“注销停业”的字眼,退出了青岛市商会的会员登记册。

建筑次第更迭,商号主人也是,道路也在悄然变化着。

芝罘路的路面从土路,到石子路,在烟尘中度过了十几年的时光。遇到大雨,泥泞与沟壑为行人和商户制造不大不小的麻烦。

随着城市的发展,道路的硬化也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据《胶澳志》记载,青岛收回主权后,1924年,在沧口路、芝罘路、博山路共计新铺设了563米的双轨车轮石。这种道路网络,在中国的其他口岸城市算是罕见的。随着交通工具从马车、人力车到汽车的过渡,一个建筑新形式也就出现了,从1932年开始,青岛工务局明确规定,凡是在大鲍岛地区翻造房屋,必须将位于街角的建筑改为半径为6米的圆弧形,原因很简单:有利于汽车转弯。毕竟,大鲍岛街区的道路狭窄,建筑必须为交通让路。

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上世纪30年代,芝罘路等的新楼建设出现了退线改造的规定,为的是给胶州路和中山路的拓宽让路。尤其是1935年建设的广合兴大楼,在芝罘路与胶州路口形成了气派的商业综合楼,后来被东方贸易大厦取代。商业传奇却延续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上街里与国货地位相当的大厦标志。

改造正在进行中,穿梭在工棚下狭窄的人行道上,斑驳的建筑立面讲述着百年时光的兴衰。

商业故事

一座酱园,一个书店

老字号,带给一座城市的,不仅仅是信得过的商品,还有那难以磨灭的记忆。

孟氏功臣创办裕长酱园

芝罘路上,和海泊路交叉口的泉祥庄茶庄,是青岛的老字号,是孟氏家族“祥”字号产业的组成部分。就在这附近,曾经享誉岛城的裕长酱园,造就了沙氏创业的传奇故事。而孟氏家族企业的开始,与沙氏有着深厚的渊源。沙文峰,又名沙裕福,与孟洛川氏同乡,都是章丘人。在孟洛川看来,沙文峰就是他的左膀右臂。因贡献巨大,沙文峰被孟洛川提升为济南全局总理,也是瑞蚨祥的首位总经理。孟洛川常对人说:“沙文峰是我孟家创业发家的功臣。”他也被视为孟家的“活财神”。

有商业头脑的人,是性格大胆而目光锐利的。在帮助孟洛川经营“祥”字号的同时,沙文峰也在累积自己财产。他另辟蹊径,开设了自己的商号章丘长源酱园、庆源居。来到青岛后,他又创办了裕长酱园。

在沙文峰看来,酱菜是百姓餐桌必需品,尤其是大量移民拥入青岛,他们需要基本的生活物资:苞米面加咸菜。而那些吃惯了大鱼大肉的逊清遗老、王公贵族们,也会时常以咸菜佐餐改善口味。实业家丛良弼的后人丛肇棠先生就曾告诉半岛全媒体记者,祖父在青岛生活时,非常节俭,经常吃咸菜。而刘子山这样的青岛首富也喜欢吃咸菜。这种自下而上的需求,让沙文峰看到了商机:经营稳定利润高,是一门“子孙生意”。

裕长酱园”在青岛独家经营长达八年之久,直到1912年,才有“同和福”、“和兴”加入,其后,到1920年又有“谦祥泰”、“万升”相继开业。

在青岛市档案馆,半岛全媒体记者查阅到了裕长酱园的资料,一份详实的调查书,记录了商号的详细信息,除了商号名称、地点外,代表人是王雨轩,大股东是沙裕福,贩卖货物的种类“系在本市购买芥菜以盐腌成咸菜,兼做豆酱、酱油、高粱醋之类,并在本市贩卖花生油、烧酒、豆油、精盐等类”,买卖双方“购入自乡间来青岛市小贩,卖出于本市饭馆、商号或市民应用”,资本一万五千元。职工有23人,月薪平均7元。

由于裕长酱园的声誉和经营得法,产品不仅占领山东市场,而且远销河北、天津等地。为了加大生产,酱园还在大连路和丹东路口建立了生产车间,“在这里腌制的是半成品,还不能上市,然后拿到门市上再加工成各种成品,才可上柜。到1946年12月,经营达到相当规模,酱缸有800余口,门市屋6间,加工车间7间,职工27人,生产设备先进齐全”。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后,裕长酱园改为青岛第三酿造厂。后来,随着青岛灯塔酿造有限公司的成立,又以“灯塔牌”重新闪耀商场。

从小书摊到敬修书局

在档案资料中,还有一家老字号书局,是青岛早期的著名书店。

芝罘路1号,书局名为敬修书局,档案显示,经理叫孙敬修,所租房屋的业主为李腾芝。书局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位于安徽路、平度路、芝罘路路口,从安徽路看,是三层楼,曾是亚细亚旅社；从芝罘路上看是四层楼,敬修书局开在一楼。1942年5月23日,孙敬修曾申请将原有地下室窗户改门,最终因地下室高度太矮,未获得批准。

孙敬修的长子孙玉琨接受半岛全媒体记者采访说,父亲生于山东乳山县,因家境贫寒,11岁便跟随乡亲“闯关东”,到了丹东。

孙敬修先在一家缫丝厂里做学徒,18岁时,因厂主克扣工资参与工厂罢工失败,被绑在树上打得遍体鳞伤。只得离开工厂,与老乡开的成文堂丹东分店合作,靠走街串巷卖书为生。

后来,孙敬修回到山东,辗转到青岛,继续与成文堂青岛分店合作,摆书摊。他主要在大鲍岛一带摆,有时在四方路和中山路正对的拐角,有时在海泊路。“父亲在这里卖了十年书,从肩挑变成推车,从小书摊发展成大书摊,书越来越多。也拓宽了进书的渠道,甚至从上海进书,还回收旧书。国立山东大学毕业学生也卖书给他。然而,由于学生的书籍中有抗日书籍,1944年,日本宪兵队在书摊上发现了这些书,抓走了母亲,母亲一口咬定不识字,不知道这是什么书,才算逃过一劫。但是日本宪兵队下令,不让在这里卖书了,父亲便被迫找了间房子,开了书局,也就是敬修书局”。

地点定在芝罘路1号,是因为楼上是亚细亚旅社,住客多。头脑灵活的孙敬修开办租书业务,以一天一两毛钱的价格把书租给旅社住客。亚细亚旅社与著名的新新大舞台(永安大戏院)百步之遥,许多在戏院演出的演员住在亚细亚旅社,他们当中有些人也在敬修书局租书看。敬修书局经营十分广泛,既有图书,也有文具；既有古代线装古籍,也有现代平装图书。孙敬修还尝试翻印图书,生意红火,名声渐增。1946年,书局迁到了平原路,改名“复兴书局”,取中华复兴之义,书店开到1963年,后并入其他书店。

老报刊载

案件纠纷,“晨报”里的名人

搜寻老街故事,离不开档案。而档案中关于芝罘路的记载,有一部分源于老报纸。

这些报纸中,刊载了发生在芝罘路上的大小事件,既诸如寻物启事之类的小事,还有持枪抢劫、房产纠纷等案件。

1947年7月13日,报纸刊载了《芝罘路口擒飞贼　巨盗刘波二次入狱》的内容:在黄岛路芝罘路口,抓获一名善于飞檐走壁之抢犯刘波(又名刘振亚,28岁),刘波曾操绿林生涯,被逮捕扣以手铐脚镣。不料该犯却带镣越狱而逃。故彼时一般人谈及刘波,均为之色变。他越狱后,到处流浪,于去年返回青岛。他持枪抢劫了多户居民,抢得首饰都卖给了市内著名的珠宝店,“连连续续,犯案屡屡,事被侦察队得知,费多日侦察,始行就逮。现已关押于拘留所,为慎重起见,以双手足镣加之,并派专人看守”。

芝罘路84号房屋的产权启事,也频频见诸《平民报》《民言报》报端,先是吴显仁律师代表义昌信经理王子祥声称“该房屋全部八十余间系本号自置产业,近据传闻一部分租户意图私自顶兑借以谋利,殊属侵害产权,一经查明事实,自当依法诉究”。随后,宋嘉翰律师代表义昌仁暨经理人姜梁臣发表声明,称该地“系毕君山先生所有,于1941年,双方约定由义昌仁与宏昌和在该基上共同出资建筑现有楼房,使用收益期限15年。兹阅报载王子祥通告该房客重行订租约系无权,有悖事实,特此驳复”……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青岛报业繁荣,出现了多家报纸并存的局面。在芝罘路上,就曾有一家报纸《青岛晨报》。

《青岛晨报》有两份,一份报纸创刊于1923年9月23日,社长是隋石卿(青岛市商会会长),总编辑是胡信之(后与共产党人李慰农就义于团岛)。因两人意见不合,胡信之退出,报纸也于1924年停刊。正是因为与商会关系密切,青岛总商会于创刊当日专门致开幕纪念祝词:

十月之朔,贵报开幕。提倡舆论,先知先觉。国之轩,民之木铎。笔挟风霜,胸罗丘壑。发聋振聩,暮鼓晨钟。崂山之麓,泰岱之东。恭祝贵报,声誉日隆。

另一份《青岛晨报》1932年6月创刊于青岛,初名为《青风报》,不久即改名为《青岛晨报》。社址位于芝罘路75号。社长王景西,副社长杨恩厚,总编辑陈迈千(共产党地下党员)。萧军来青岛时,就在这家报社任副刊编辑,他化名刘均(刘军),边编辑,边创作。他还曾开创过一个发表中学生文章的版面,名字叫《黄金时代》,黄宗江曾发表过作品。地下党员、荒岛书店负责人、“左联”成员孙乐文也在这家报社兼任编辑。

1935年的年末,《青岛晨报》向青岛市商会发出了“贺年广告”刊发邀请:“梅花香里,一元复始。际兹佳节,不可不有所表示,以庆良辰。敝报……特行出版《元旦增刊》,征集名流文章,以作社会南针,广登贺年广告,籍以联络情感,求其在卧,服务大众。素仰贵会交游广阔应酬众多,愿作青岛之使,代传鸿雁之音。”

遗憾的是,1936年,《青岛晨报》未能迎来生机勃勃的春天,而是悄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广东会馆

藏身街区,曾盛况空前

芝罘路上,施工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就在芝罘路与四方路路口,广东会馆藏在脚手架之后。它记录着广东商人在青岛的密切往来,也见证了孙中山莅临青岛的热闹盛况。

上世纪初,大鲍岛街区里,全国各地的商人来青岛寻找商机。其中,就包括广东人。那时,客居青岛的广东人主要居住在甘肃路、陵县路一带,因此,甘肃路一度被称为“广东街”。随着北上人数的增加,为了便于相互往来、沟通,1906年,广东会馆成立,由广东香山人、大成栈经理古成章和怡和轮船公司华人经理何永生(广东东莞人)创办,馆址在芝罘路。

古成章在青岛的商业版图开展得较早,广兴里最初的建筑就是由他出资建筑的,后来出售给了青岛市商会第一任会长周宝山。

会馆最早是进京赶考举子们的落脚之地,后来因为商业的发展,演变为商人们落脚的地方,再后来慢慢变成商会性质,为同乡维权,保护同乡利益。因此,会馆的凝聚力大、且具有联谊的性质。“广东会馆由在青的广东富商们捐助资金,专门为老乡服务。凡老乡有困难来找广东会馆,没饭吃管饭,没衣穿发衣,没钱花给钱,如失业便帮助找工作,想回乡则资助路费……”(吕铭康《青岛老街里的广东商贾》)。

在《胶澳志》中,半岛全媒体记者查到了这样的记载:“广东会馆于前清光绪年间成立,初由广东帮商号组织,历年经办本埠公益,同乡善举甚多。附设小学。”小学是岭南小学。

广东会馆在档案中,主要以商会往来为主。而作为广东老乡的聚集地,在青岛的历史进程中,最为热闹的一段记录,应该是孙中山先生的莅临。1912年9月,孙中山参加了广东会馆的茶会,并在广东会馆前同广东会馆人员合影留念。就在当晚,他又出席了粤东同乡会的晚宴,并发表了激情演讲,他说中国应该破除夜郎自大的心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把中西文化结合,“青岛的建设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中国人当以此为榜样”,他还提到铁路建设需要商界支持,也要开放吸引外国资本参与。广东会馆会长古成章随即起身提议:“我们中国千百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国家实现了民主共和,孙中山先生就在面前为我们指点迷津,设计未来。”在他的提议下,在场的人们起立举杯,整个青岛一时洋溢着节日的气氛(《1912年孙中山先生的青岛之行》)。

抗日战争爆发,广东会馆被迫停办。直到1946年,广东会馆才得以恢复。经过重新改组,更名为广东旅青同乡会……

一条路,有一条路的故事；一条路的故事,又见证着一座城的经历。芝罘路上,有里院的市井,有老字号的传奇,也是大鲍岛街区的代表道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