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青岛|遗留问题，旷日持久—观象台日员案、国武农场案等成为青岛主权回归的后遗症

□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张文艳

难忘百年前激动时刻，青岛回归，全市欢腾。等一切尘埃落定，百姓回归生活轨道后发现，日本残留在青岛的势力还有很多。不甘撤离的日方，想方设法在青岛留下了一些侨民和工作人员，甚至还有一些特权，如鲠在喉，阻碍主权回归，成为悬而未决的遗留问题。这也暴露了日本继续侵占青岛的野心。本期，我们采访专家，遍查档案，围绕着观象台日员案、国武农场案和令人瞠目结舌的日本总领事馆内设置日本警察署等问题一一阐述。

风口浪尖 

蒋丙然挑起接收重担

“高耸层台入望遥，当年日日此登楼。抛将心血成陈迹，赢得浮名愧白头。惨淡经营惊破碎，从容恢复费筹谋。遑遑巨册闲披览，往事依稀眼底留”。

1948年，收到曾经合作过的学生、继任者王彬华(也名王华文)的来信和《青岛观象台50周年纪念特刊》时，蒋丙然热泪盈眶，激动的他挥笔写就以上诗文。

那一刻，浮现在蒋丙然眼前的，是青岛的山、海与碧蓝的天空……

蒋丙然（1883年～1966年）字右沧，福建福州人，气象学家，青岛观象台台长，首开中国现代气象预报历史。作为中国最早出国学习农业的留学生，这个出身于书香门第的福州人，成为中国第一个气象学博士。从比利时学成归国后，应时任中央观象台台长高鲁之邀，蒋丙然出任了气象科科长，并成为中国近代气象事业的开创者。

作为一个科学家，蒋丙然从不愿和政治扯上什么关系。但日本人的“无赖之举”，却将他推上了历史的风口浪尖。

我们将目光定格在观象山上，冬日的山上游人不多，葱郁的松树在寒风中摇曳，让凄冷的北风变得胆怯起来。登上石阶，踏过圆门，眼前是别有洞天的公园景象。一条长长的走廊，通往老城可以遥望到的石头楼。

观象山，在德国侵占青岛之前名为大鲍岛东山。1897年11月，德国舰船在栈桥登陆，强行侵占青岛后，于此山兴建贮水池，遂命名为“水道山”。1905年，德国人将原设于馆陶路1号的皇家青岛观象台(1898年创建)迁至水道山上，与上海徐家汇观象台、香港观象台并称为远东三大观象台之一。1910年，在天文学博士梅尔曼的主持下，青岛观象台大楼兴建。1911年1月1日，德国天文学会将其命名为“皇家青岛观象台”，这座山也就有了“观象山”的名号。1914，日军侵占青岛，更名为“测候山”。1922年名义上接收，1924年才真正接管，蒋丙然的工作就从这里开始。

蒋丙然担任接收青岛测候所组组长，竺可桢、高平子为组员，宋国模为工作人员。1922年12月10日正午12时，蒋、竺、宋三人如期到达。本来应该顺利接收，中间却经历了很多曲折，也让蒋丙然殚精竭虑。

心有不甘的日本人，关于测候所的接收规定了两个前提条件：“甲、暂时日本职员不收中国政府报酬，为该中国测候所之经营、维持，照旧职务。该测候所与日本测候所交换报告之电报，中国政府务竭力予以方便。乙、将来中国测候所职员养成后，与旧职员交代时，更定与日本测候所报告联络之方法。”日本故意曲解此规定内容，声称在上述条件未达到之前，拒绝将测候所交还中国。

蒋丙然在回忆中说：“王先生（王正廷）聘余为筹备接收青岛测候所委员，当前往青岛与日本人所长入间田毅洽商接收事宜”。当时因为日本人不想归还，便找到了很多借口，他们以中国没有此类人才为由，提出仍然由日本人经营，等中国有此类人才后，再进行完全移交，“故只举行接收仪式，而实际仍由日本人主持，故余又返中央观象台任气象科事”。

如此接收，着实令蒋丙然愤懑不已。

为了尽快接收测候所，北京政府外交部、胶澳商埠督办公署与日本驻华领事、驻青岛总领事多次交涉。1923年4月，经鲁案善后督办王正廷与日本公使小幡酉吉几次商谈后，制定了《青岛测候所办法》，共8条，允许中国派工作人员入驻测候所，但测候所的技术事务及青岛测候所与日本测候所的报告联络仍由日本职员主持。1923年底，蒋丙然再次代表中央观象台接收青岛测候所，并率领高平子、陈开源(即陈展云)等七八名专业人员前往青岛，人才储备到位，让日本人无话可说。1924年2月10日，胶澳商埠督办公署任命蒋丙然为观象台台长。5天后正式接收，成立胶澳商埠观象台，至27日接收完毕。这是“外国人所建的观象台中最早收回自办者”(《中国近代气象事业的先驱——蒋丙然》)。

观象怪事

日员不走，两套班底

正式接收那天的景象，让蒋丙然惊呆了。

“1924年2月15日那天就是观象台接收日，进入观象台后，蒋丙然先生发现好多资料设备仪器都被日本人带走，而且之前的资料也都比较少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青岛观象台台长孙立南告诉半岛全媒体记者。这是蒋丙然没有预料到的，观象台如此复杂的身世和背景，让他感受到了身上的千斤重担。

1924年2月28日，观象台成立了气象地震科和天文磁力科，本来气象地震科的科长是中国近代气象学家竺可桢，磁力科科长是“名字刻在月球上的中国天文学家”高平子，遗憾的是竺可桢未到任，蒋丙然只得兼任。

就在一切准备妥当时，荒唐的一幕出现了。

即便青岛观象台已经成立，人才也都到位，日本人员仍然赖着不走。不但厚颜无耻地另设台长，还另外成立一个体系在观象台工作，肆无忌惮地使用观象台的仪器进行观测工作，将气象、地磁等观测数据发送回日本。

其实，就在这一年的5月，日本中央气象台台长冈田武松来青岛做过调查，称赞中国设备齐全；10月，日本前任所长入间田毅称中国已经有了专门的气象人才，希望拖了这么久的悬案尽快解决，他好卸任回国。青岛观象台当即把这个情况呈报给了督办公署，但是日本政府多方推诿，说青岛测候所移交时条文有限制，始终盘踞着不走。对此蒋丙然非常愤慨，他在其《青岛观象台日员悬案交涉之经过》中如此感慨：“不料仅一测候所，日人竟横生梗意，不能与其他机关一致接收，荏苒至今，东望胶州湾预报之旗帜，高悬天空，依然异国之色彩，固为国家之耻，抑亦我科学界之羞已。”

陆陆续续，蒋丙然曾经先后十多次上书呈请政府赶紧解决移交悬案，撤走青岛测候所的日本人员。1927年1月28日，蒋丙然上书中国驻日本公使表示：“与台中原留日员同居异职，国权相关，合作为难。”然而当时的政府腐败无能，以至于他多年的愿望在他离开时才得以实现。据悉，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方撤退所有在青日侨时，‘日员悬案’才最终得以解决”。

事变将蒋丙然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他在青岛的气象海洋事业也只得戛然而止。1938年日本再一次侵占青岛之后，蒋丙然把台里望远镜上最珍贵的镜片取下来，“藏到火车站旁的一个旅社里。到了抗战胜利后，王彬华台长按照旅社老板留下的线索去把镜片找出来安上了”，孙立南台长说。

1946年，蒋丙然重新回到了青岛，出任复校后的国立山大教授。不过时间很短，是年12月便赴中国台湾任教于台湾大学农学院。1966年12月24日，蒋丙然去世，享年83岁，人们对这位气象学家的评价是“为人低调，不发恶声”。

斯人已去，再登公园，自是感慨不已。观象山在1932年被辟为公园，“穹台窥象”也被列为青岛十景之一。记得青岛教育家刘少文曾在《观象山》一诗中写道：

欲齐七政在璇玑，开阖阳明变化奇。毕竟天门詄荡荡，神明难遣世人知。

漫天要价

旷日持久的国武农场案

“李村”，顾名思义，以“李”姓命名之村。追溯李村来源，与“李”分不开。“一个姓李名周的人来到这里，发现了这片平坦土地，盖了一个茅草屋，垦荒种田，繁衍后代”，《李沧文史——记忆中的村庄》执行编辑、撰稿人刘锦女士说。

德国侵占青岛后，自然不会放过这片富饶的土地，把租借地划分为了市区和乡区两大行政区域，市区叫青岛区，周围统称“李村区”。1898年，德国在李村设置了按察司，正式在此办公。1913年，李村还设立了法庭、警署、学校、消防队，并修建了德华大学实习农场、苗圃等，根据档案显示，建成二层楼44座，西式平房28座，平房39座等，这里已经成为当时青岛较为繁华的城镇。

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1914年9月，日军第十八独立团侵占李村，这一年11月，日本赶走了德军，霸占了青岛的土地，并在李村设置了李村军政署。

日本侵占青岛后，日侨大批移居青岛。“为便于日侨在青生活和经营，日本当局向日侨出租、出售大批地产，日侨强买中国市民土地的情况屡有发生。北京政府收回青岛后，根据《鲁案细目协定》附件的规定，打算收回国武农场等土地，遭到拒绝。胶澳商埠督办公署、胶澳商埠局、青岛特别市政府先后与日本驻青总领事馆为此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交涉”，青岛市档案馆张晓言在《中国收回青岛遗留问题的中日交涉》一文中称。

国武农场，充满了血泪的过往。

据刘锦女士讲述，1914年12月，日军侵占青岛后一个月，大街小巷里张贴着青岛向日本国内的居民开放的布告。国武金太郎是最早踏上中国青岛土地的日本人之一，他随着日本的移民大潮跑过来，火速加入了“跑马圈地”的行列，在青岛市档案馆里，收藏着大量有关国武金太郎霸占中国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原始资料。

国武金太郎相中的是离市区15公里的沧口和李村。1915年元宵节前，几名穿军装的日本人手拿米尺，在李村、郑庄、侯家庄等村的农田里边挑选边丈量插牌；过了元宵节，日本李村军政署长多贺宗之就将各村首事、地保及被选中插牌土地的地主传到衙门里，宣布日本人要收买所丈量的土地，每亩付银30元。其时地价在100～500元左右，日本人所出之价颇有些天方夜谭，何况有许多农户还得依靠这些地生活，所以大家都表示不卖。

自此后，日本人隔三差五地就把各个农户们传进衙门恐吓游说，村民们咬定牙关不从。农历的二月底，村民们又被传唤，进门先问卖地不卖，“不”字尚未说完，多贺宗之及日本人小川庄藏、赤泽宇之助上来就是拳打脚踢，用刀背乱砍一通。十几个村民们被关进小黑屋里，两天不给饮食，不准大小便，还用冷水浇在头上，衣服尽被湿透。“李村村民李吉敬、安肇修受伤最重，当场口鼻流血，死而复苏数次；侯家庄的王维德被刀背砍伤后，又将发辫拴在马鞍上直拖到李村军政署衙中，再囚禁两天……多贺宗之一会儿做人，一会儿做鬼，软硬兼施，先威胁说，现在是军政时代，无论何事，在本长官范围内即以压力行事，如敢故意违本长官之命，重者立即枪毙，轻者封门驱逐出境。后又哄着说，买你们的地，原要保护你们，给你们钱好做全家赡养之资。虽是收买，仍是你们的地，你们各自租种，犹如借钱给你们，以地做质而已。待租金纳足30元之数，勿用你们再格外纳钱，即将地如数归还你们，定不失信用”。时值冬末春初，天气寒冷，村民们两天水米没有沾牙，棉衣又被日本人泼湿，饥寒交迫之中被迫答应将地卖给日本人。日本人早已将地价按每亩30元算好，分别装在信封里，村民们稍一松口，迅即按手印发钱放人。国武金太郎利用官府、军队的力量将土地搞到手，立即把地租佃给原地主本人耕种，签订“佃价每年4元50钱（即4元5角）”，“地面所有石树等都归地主不许乱动”，“佃户服从地主遵守规章决不能滞纳佃钱”等苛刻条件的合同。

1919年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的吼声响彻中华大地。而国武农场却仍不收敛，继续故技重施，以140到150元每亩不等的价格收买了沧口、板桥坊等处农田，以年租金4元每亩租给原来的农户。1920年，国武农场又以90万日元的价格转卖给了其子国武喜次郎所设国武合名会社。1922年秋，该会社再次购买沧口农田，开辟为市街地，成为日本在青岛最大的农场。

在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下，1922年12月10日，青岛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然而，日本舍不得放弃这棵摇钱树，仅土地案之“国武农场赎买案”，就交锋了多次，留下了大量的档案史料。

接二连三

厚颜无耻，私自设警

国武农场案拖到1924年4月12日，国武金太郎通过日本领事馆递交了一封《放弃既得权要求赔偿金之请愿》，因他已将沧口的农地建成街市，租金收入极高，坚决不肯交出，咬定续租；在李村一带买的两千余亩农田，1915年霸买时共花费3.1623万元（请愿书上自称花费7.44万元），竟然狮子大开口，提出赔偿金额高达1040余万元。但随后日本驻青领事堀内提出书面要求，自降补偿金额为79.8万元，要求保留沧口市街地。然而，这仍然跟村民要求的价格差得多。谈判中，日方将偿价再降为35.7万元，但双方终未达成协议。在1926年至1929年间，因难以筹措资金等原因，收回国武农场一事毫无进展。

赎买国武农场土地的谈判像跑马拉松，艰难地进行着。赎买金的谈判一次又一次，青岛市政府的土地丈量、房屋登记、村民调查也进行过无数次，国武金太郎的谎话被揭穿无数次。

1932年间谈判重开，经过数十次的反复协商，1935年3月，中日就国武农场问题达成最后协议，由青岛市市长沈鸿烈及驻青日本总领事板根准三签订《解决国武农场悬案协定》及《国武合名会社承租沧口附近公有地附件》，该协定中，赔偿金为15万元，减去日方承租沧口市街地的租金81000元，抵消后中方只需支付69000元。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中方终于收回了土地权……

除了观象台日员案和国武农场案外，还有日本在青岛设警案。

青岛主权回归时，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开馆，并借口享有领事裁判权，擅自设置总领事馆“日本帝国警察署”，并分设了9处警察署派出所，公开挂牌执行警察职务。如此行为堪称荒唐，是赤裸裸地挑战。

“日本警察在青岛行使警察职权，自称是为了保护在青日侨权益。实际上日本警察横行于青岛城乡地区，对青岛的城市管理、地方治安等进行直接干涉与干扰，日本警察还直接抓捕中国人，由警察署派出所审理，甚至还直接处理中国人之间的纠纷。这些做法严重侵害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必然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收回青岛遗留问题的中日交涉》）。

日本在青岛设立警察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激起青岛及山东人民的极大愤慨，社会各界纷纷提出抗议。全国各界也纷起声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1923年2月3日，日本领事先是答应将派出所木牌撤去，希望消减抗议，谁知，第二天又反悔拒绝摘牌，甚至说设置警察派出所在实际上及条约上均属正当行为。

中方自然不同意他们的说辞，外交部照会驻京日本公使，提出反对。迫于强大压力，日本最终只是将警察派出所的木牌摘掉。但是，据胶澳商埠督办公署1923年12月进行实地调查发现，青岛有7处日本警察派出所，仍在继续执勤，横加干涉青岛警务，公然庇护从事贩卖枪支、走私毒品的不法日侨，干扰中国警方执行缉私公务。

根据档案记载，1925年10月3日，日警30多人在码头布岗，护送从日船上下来的形迹可疑的日侨，青岛港政局上前检查，日警拔刀示威，声称“外国人不能受中国人之检查”，强行将日侨护送出界。在日本警察的庇护下，港口码头几乎成了日侨走私毒品、军火的安全通道。

岂有此理。胶澳商埠继续提出严重交涉，诘责日本在青设警问题。但是，日本对此根本不予理会。据记载，1937年仍有日本领事馆警察署的档案。直到“七七事变”发生，日本在青机构和日侨撤离青岛，这些日本警察派出所才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