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岭与轻骑缘起缘灭>>>>
"轻骑王国"只剩座孤楼>>>>
轻骑路上的“轻骑”二字，已经几乎引不起多少人的注意了。本报特派记者 刘兆球 摄
张家岭
轻骑集团原董事长张家岭因涉嫌经济犯罪，7月1日至3日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在这一案件中，涉及人数众多、罪名复杂，被告既有单位也有个人。轻骑集团被控信用证诈骗罪，轻骑集团下属的光速分公司被控偷税罪。个人被告人共有12人，绝大多数是轻骑内部人员。据介绍，张家岭被检察机关指控犯有6项罪名，分别是信用证诈骗罪、偷税罪、受贿罪、贪污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和挪用公款罪。
7月3日，轻骑集团原董事长张家岭一案继续开庭审理。在当天的庭审中，张家岭在最后陈述中表示，自己的一生不堪回首，他反复思考自己的一生，非常痛心。他表示知罪、认罪、悔罪，希望法庭能宽大处理。
仅对“信用证诈骗”有异议
7月3日下午，几十名被告人亲属坐在下面旁听，法庭气氛庄重。坐在被告人席上的张家岭两鬓斑白，头发有些稀疏，但神态比较平静。首先，法庭审理了他和轻骑集团原办公室主任张春生挪用公款，以及张春生故意伤害张家岭的犯罪案情。
随后的庭审中，公诉人提出，张家岭在3天的庭审供述中，与调查期间主动交代的受贿、贪污、挪用公款等罪行有出入，所以不能认定为自首，建议法官量刑时要从重处罚。对此，张家岭辩护称，自己只是在一些方面提出异议，“不等于翻供”。当天，对于指控的6项罪名，张家岭基本没有辩解，只是对其中的“信用证诈骗”有些异议。
“一生不堪回首”“希望有明天”
法庭辩论结束，最后，被告人张家岭语调平缓地陈述说：“作为被告人坐在法庭上，心情非常沉重。我因为涉嫌六项罪名被关押在看守所一直到开庭审理，反复思考自己的一生，非常痛心。我对6项罪名在各种场合都做了应该的检查和批判。我对不起党、人民、市委市府、全市人民和妻女。”
他总结了犯罪的原因，一是因为生产经营过程中没有风险控制、追踪机制，企业处于高位风险经营。“顺利时能快速成长，但经不起风吹草动，一旦出问题很难把握。”二是缺乏学习，法律知识欠缺。三是对自我的约束和改造不够。正是这些，让他“由原来的立志报国逐渐变为为个人谋利”。“我很快会由被告变为罪犯，我已做好思想准备。我希望有明天，告别昨天。我深知我的罪行很难有弥补的机会，但希望法庭能根据法律宽大处理……我的一生不堪回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在轻骑度过，整整24年。从我到了这个厂就没安心过，一直在上上下下反反复复中度过。坐在被告席上，我非常痛心。我知罪、认罪、悔罪。我会在今后的监狱生活中好好改造自己。”他说。
张家岭的辩护人说，张家岭对中国摩托车行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对济南市也做出了贡献，虽然功过不能相抵，但希望法庭量刑时能予以考虑。
法庭上三大问题成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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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一:挪用公款案
7月3日下午的庭审中，法庭首先审理了张家岭和轻骑集团原办公室主任张春生挪用公款，以及张春生故意伤害张家岭的犯罪案情。
1997年前后，张春生由于赌博被免职，后辞职离开轻骑集团。后来，他找到海南新大洲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的经理，说想借80万美元钱做摩托车配件生意。经理说，自己没这么多钱。于是，张春生来找张家岭。据之前张家岭供述，因张春生威胁要告发他，便令海南新大洲公司借给张春生这笔钱。后证实，拿到钱后，张春生又去澳门赌博，把钱都输了。2006年3月22日，张春生再次去找张家岭，据其说是谈摩托车包装箱生意。双方未谈拢。张春生拿出一把折叠刀，朝张家岭身上捅了几刀，二人滚打在一起……
法庭上的张春生反应机敏，对公诉人和法官的每次提问都会辩驳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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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二:张家岭有没有翻供
随后的法庭辩论中，公诉人提出，张家岭在调查期间，能主动交代有关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贪污、挪用公款的罪行，但张家岭在3天的庭审中供述有出入，所以不能认定为自首，建议法官量刑时要从重处罚。
张家岭辩护说，他只是提出几个需要说明的问题，只是在一些方面提出异议。“我觉得异议并不等于翻供”，甚至在他的最后陈述中，他一再强调，他不回避、会直面自己所犯的罪行，他一贯的态度是不推上也不卸下，不怨天也不尤人。“庭审中由于我表达方式不当，没把握好，向法官和公诉人致歉。我无意躲避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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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三:是否构成信用证诈骗
对于指控的6项罪名，张家岭基本没有辩解，只是对信用证诈骗有些异议。他说，从1994年开始使用信用证融资，当时不知道是非法的，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故意。轻骑集团和他本人一直积极还款，如果不是后来集团陷入困境，还是有能力偿还的。
张家岭的辩护人对信用证诈骗和私分国有资产的指控都做了无罪辩护。辩护人承认，轻骑集团及张家岭是虚构贸易合同骗取信用证，但不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因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取企业发展需要的流动资金。自1993年起，国家实行紧缩银根政策，企业从银行获取资金越来越难。当时轻骑集团面临扩大发展的机遇和激烈的竞争压力，正是这样才有了利用信用证融资。况且，所借资金全部用于集团的生产经营，轻骑集团也努力予以归还。辩护人指出，1995年至1999年间，轻骑集团经营形式大好，客观上不会产生非法占有的目的。
对此，公诉人反驳，从现有证据看，轻骑集团是存在非法占有目的的，采用开新证还旧证的办法正是其表现。获取流动资金只是犯罪目的，目的可好可坏，并不影响犯罪构成，这就像贪污后捐给灾区一样。《齐鲁晚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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