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昆
四川乐山市黑竹沟镇派出所所长老布拉罗在当地被称为“黑脸包公”。截至今年10月底，他已亲手抓获了48名违法犯罪的亲戚，其中有25人被判处刑罚或劳动教养。在他抓获的亲戚中，既有亲兄弟，也有堂兄弟，还有妻子一方的亲人。
说起“大义灭亲”，许多人脑海里浮现的，便是中国清官排行榜上首屈一指的包公。但包公也只是把自己的亲侄一人斩首，老布拉罗却是亲手抓获了48名违法犯罪的亲戚，其铁面无私、秉公执法无疑对得起“黑脸包公”的称号。
然而，包公“大义灭亲”虽然被传颂千年，在当时却似乎并不合法。因为宋朝的法律就规定，如果法官和被告人是亲属，或者有很近的姻亲关系，那么法官必须回避。当今的法律同样也有回避制度，譬如《人民警察法》第45条规定，人民警察在办理治安案件过程中，遇有“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等情形，应当回避。回避制度有利于促进公务人员清正廉洁，避免法律公正受到防碍。而且回避制度是一种强制性措施，回避人要自觉申请，当事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我们可以想见，倘若老布拉罗与当地公安机关遵循了回避制度，“亲手抓获了48名违法犯罪的亲戚”的新闻原本是不会出现的，当然也便没有“黑脸包公”这一颇为悲壮的称号了。遗憾的是，“黑脸包公”在民间却备受追捧。究其原因，关键是很多警察在工作上并不懂得回避、并不愿意回避，甚至试图干预办案为亲属谋取利益乃至逃脱法律的惩处。在这样的社会常态之下，能够回避案件已是殊为不易，更不要说“大义灭亲”了。“大义灭亲”当然值得称道，但是万一“黑脸包公”脸不黑呢，那不是有48名案犯逍遥法外。传统和历史告诉我们，能做“黑脸包公”的公务人员毕竟只是少数。要建立法治社会，显然不能寄希望于出现千万个“黑脸包公”，更为靠谱的还是完善制度、恪守法律。
相关新闻详见本报今日A2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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