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海建
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温思美在政协委员分组讨论中说，农民现在都不愿费力气使用畜禽粪便等农家肥了，“要大幅提高农药、化肥的价格，让他们(农民)用不起。”(3月9日《华商报》)
这个逻辑很含蓄，翻译得直白一点就是：现在的农民懒惰了，于是化肥农药用得滥了，于是农家肥就用得少了，再于是靠农家肥养活的“有机蔬菜”等就稀罕了。食品健康的板子，轻飘飘就打上了农民的屁股。这令人联想起一个现象：有人要看原生态的风景，刀耕火种、筚路蓝缕，于是就不肯让风景里的人过上现代生活 ，觉得这是破坏了主体的审美情绪；但你若是让他过上这种情思绵长的“美好日子”，他是一刻也过不下去的。
如果因为想吃有机蔬菜，于是希望“农民一大早起来，都拿筐子出去拾粪”，这是何其荒唐而自私的想法。任何时候，“省力”都是推动时代进步的引擎。农民用化肥农药没有错，因为农业现代化必然要终结“捡粪”的日子，譬如生物农药等早就可以破解农药残留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公共治理为什么不能从源头上管控好农药化肥？如果市场准入门槛是干净的、健康的，滥用问题岂会久治不愈？
农民也是人，也希望享受到现代生活的科技化、便捷化。你坐上了汽车，不能要求别人骑着毛驴过“低碳生活”。再说，对农村稍有了解的就知道，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格局早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事实上，农村也正遭遇着“用工荒”，哪里还有充足的劳动力“迎着朝霞去捡粪”？
“提价促农民不用化肥”，这样的路径依赖并不鲜见。这些年，制定公共决策的时候很流行一种说法，叫做“以提价促××”，譬如以提价促节电、以提价促节水、以提价促节约汽油，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价格手段成了万金油，于是涨价从羞答答的“失足妇女”、一跃成为神圣的“贞节烈女”。
这样的逻辑之所以可疑，是因为它以惩罚的手段，幻想扭转客体的观念，而观念是个意识问题，就算被罚得叮当响，思想也不会盛开得像花儿一样，所以“提价促农民不用化肥”实在算不得什么好主意，倒是这种逻辑值得相关部门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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