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贵峰
因越狱事件而备受关注的河北深州监狱，最近又被出猛料：监狱为节省电费，有时竟然会拉闸限电；狱中八成以上犯人有手机，犯人不仅可以通过手机蓝牙互传文件，还能与外面的人视频聊天；神通的“倒爷”向犯人倒卖手机卡、现金、白酒等各种违禁品，越狱事件发生后，从监狱里清理出一大批宠物，其中不乏松狮等名贵品种。监狱本是世界上一个最严格限制自由的地方。一个人被判有罪进入监狱服刑，便意味着，其原有的各种生活自由，均将受到全方位的限制和监控。但是在河北深州监狱，这种“原本”的监狱生态，显然被完全彻底颠覆了。如此高度自由、有钱便能买自由的监狱，显然已不宜再称之为“监狱”了，叫做“俱乐部”或许更加名副其实，“频发越狱事件”当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开阔一些、站在更广泛的中国监狱系统的角度观察，又会发现，这种触目惊心的监狱“俱乐部”化现象，其实并非河北深州监狱独有，甚至也不算最严重。据《瞭望》周刊此前报道，在一些地方的监狱，如“黑老大”、落马贪官之类服刑人员，都不同程度存在“服刑如度假”的情况，可以享受如“不穿囚衣，不吃囚饭、回家过夜、外出会友，甚至去酒楼赴宴”等特权待遇。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服刑如度假”的监狱生态，如深州监狱存在的“承包制”、“重经济，轻改造”，当然是非常直观的原因。但深层的体制性缺陷和权力失控，显然才是更为重要的根源。
近年来，我国监狱系统虽然一直在推行以“监企分开”、“经费全额保障”为主要内容的管理体制改革。但事实上，目前上述这些改革内容都还没有完全到位。这正如司法部调研报告曾指出的，“目前承诺的经费全额保障，仅是低标准经费保障，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全额保障”。同时，监狱与企业的经济利益关系，也并没有完全切断分开——“监狱局仍要向各监狱下达经济指标”，“经济指标是否能够完成，仍决定着狱警的福利待遇”。
另一方面，监狱系统自身可以方便用来进行寻租的巨大权力，在现实中，也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监督和控制。而也正是在这种体制性缺陷和权力失控的双重背景下，一个时期以来，监狱系统日益成为大案频发的腐败“重灾区”，多位省级监狱局长接连落马，如四川省监狱局原局长李文华、浙江省监狱局原局长田丰、湖南省监狱局原局长刘万清等。
“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相比公检法等其他司法部门，作为最终看管服刑人员的监狱系统，显然又是“最后防线”中的“最后环节”。现在，在诸如深州监狱这样高度自由的监狱生态面前，这一“最后环节”，显然是断裂、失守了。如果任由这样的断裂持续下去，社会的公平正义，将会面临一种怎样不堪的前景，无疑让人不难想象——如果狱中自由也是可以用钱赎买的，人人平等的法治信条还如何可能坚守？如果“坐牢如度假”，谁还会畏惧忌惮法律、甘心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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