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晓哲
11月18日，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庆熊发文称，11月10日下午，他去上课时发现教室里空荡荡的，后来得知学生被团委安排为香港艺人梁朝伟的到访维护秩序。张庆熊教授对此十分愤怒，斥责“团委的相关领导分不清楚教学科研是第一位还是娱乐追星是第一位。”（11月19日《广州日报》）
组织学生牺牲正常上课时间参与活动，在教育和教学领域早已屡见不鲜。从幼儿园到中小学，但凡有大的活动来临，第一时间“牺牲”的总是学生上课时间，如学校让学生们在凛冽的寒风中苦等领导检查 、政府部门布置和抽调学生为大的聚会或庆祝活动充当“观众”……这早就是一种见怪不怪的事情。在幼儿园、中小学早已通行成规则的“东西”，到了大学就能“免俗”吗？因此，如果就“迎明星活动”责怪复旦，倒不如从骨子里反思反思，一些教育部门或学校是不是已经以此为习。
其实，类似“旷课”或“停课”搞集团性活动的事情，在其他大学也不少。某某大学为搞校庆活动，就在上课时间，抽调了至少三分之一的学生参与集体操和文娱活动“彩排”。只不过，其他学校类似的“校庆”、“迎宾”、“捧星”行动，没有像此次复旦大学“给明星维护秩序”炒得这么火，因为它们没有像张庆熊那样“认真”和“执着”的哲学系老教授。
对类似的团委在上课时间组织学生为明星维护秩序的行为，其症结在于多年以来教育系统的行政化过浓。学校的教学秩序与教育所应坚持的独立精神，都应该得到充分尊重，行政力量不应过多介入，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教育本应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连一些自诩为名牌的大学，也很匮乏“独立之精神”。这既是教育之悲哀，也是一些大学鲜有敢于直言的个性教授与个性鲜明的教育理念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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