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主要靠志愿者
“中小农户一般来说根本负担不起有机认证费用，而且在目前的市场乱象之下，做了有机认证也不一定给这些农户增加经济效益。但农夫集市就给了中小农户一个机会。”常天乐说，通过热心志愿者的牵线和组织，小家小户的优质农产品生产者也将能直接对接上城市消费者。
至于农夫市集上的产品入市标准，组织者大多考核都比较严格。例如常天乐的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要求参与农户不使用化肥农药、产品也必须是产自本地的，为此，组织者还经常派志愿者去实地考察，这些费用都是由志愿者自己出。
深圳自然生态农夫市集在考察农户的时候会邀请市民一同前往。“我们考察农户时，会跟那些关心生态食品的市民打招呼，带上他们，大家一块拼个车去，比较方便。”柴磊告诉记者。
常天乐建议，市民可以自己考察一些农户的信息，然后将信息在微博上发布，形成信息共享。“这个考察费用对于想买到真正安全生态农产品的消费者来说还是能负担得起的，但仅仅靠自发组织、自愿者参与等考察模式，并不是长久之计。”常天乐设想设立一个准入门槛，将考察农户的指标固定下来，形成一种常态化的制度，可这个光靠民间力量操作起来难度不小。
还得回到制度上来
农夫市集是否是公益还是微利的？这个也是影响市集长期发展的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济南农夫市集的组织者高爽一开始就要面对这个问题。“以这次为例，因为跟师大新村的物业比较熟，场地不用花钱，这就解决了费用问题，那以后呢？活动推广、摊位设备等都是需要花钱的，这部分钱谁出？最后是不是都摊到消费者身上？”
常天乐也认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农夫市集的性质不明确，是纯公益性的还是商业活动？如果是纯公益性的活动，那么只能依靠志愿者的热情来支持，这很难长久维持；如果是商业活动，那么它和普通农贸市场又有什么区别，谁又来保证入市产品完全都是放心生态的？
“北京农夫市集一直也在尝试新的制度建设，比如筹建一个由农夫、消费者和第三方共同参与的管理委员会，由这个管理委员会授权一些NGO组织去管理筹划农夫市集，这样会越来越规范。”常天乐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模式，经营一个市场，制度和监管比“良心”更为可靠。
小农户联合共享配送
常天乐认为，一周赶一次市集并不能保证农户的产品都能得到销售，也不能保证消费者的需求，但农夫市集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一个平台，方便消费者和农户之间面对面交流、取得互相信任和长期联系，之后消费者可以通过网上订单等方式请农户配送产品进行交易。
这就势必对农产品配送体系提出了更要的要求，既要便宜、还要送货勤快。这跟高爽的想法不谋而合。在高爽的计划中，农夫市集其实只是小农户的一种推广手段，就是在这个集市上宣传自己的产品，真正实现大量销售还得靠配送。
“现在有很多小农户，生产的产品种类和数量都有限，比如一家小农户只有鸡蛋，如果有市民想买鸡蛋，通过配送需要花费20块钱，这个市民要再想买小米，还得需要通过其他小农户才能买得到，配送费又要花20块钱。下一步我们想建立一个共享的物流渠道，将这些产量低、种类少的小农户联合起来，市民可以一下子同时购买到多种原生态的农产品，买得多了，还可以直接免费送货。”高爽告诉记者，这才是农夫市集最值得推广的地方。
小规模生态农业之路
“目前来看，既能够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又能够解决农产品销路难问题，农夫市集不失为一种选择。”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何慧丽曾经帮一位用自然生态饲养法养猪的农户推销猪肉，她用自己的实践经历证明农夫市集值得推广。
之所以认为农夫市集能在中国推广，何慧丽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随着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不断扩大，加上国家对于生态建设的宣传，越来越多的人有能力去提高生活品质，追求生产环节无污染的农产品，另一方面则是当前食品安全问题愈演愈烈，迫使很多生产者和消费者不得不关注值得信任的农产品，而这正是农夫市集的优势所在。
何慧丽建议，政府一方面要为农夫市集提供免费场地，另一方面则要扶持源头生态农业建设。“现在很多事情都是在NGO组织去做，只有当做得很成熟了，政府再去介入，我觉得能够从立法和财政等方面提供帮助，尽早扶持这种小规模生态农业的发展。”
文/图 记者 李杨（署名除外）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郭新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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