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海建
国家城镇化调研组发现，户籍制度改革遭遇地方官员反对，十年来，地级市以下放开户籍一直无法落实。专家分析，地方政府担心改革带来巨大财政压力，“如果给农业转移人口安置工作，解决低保、廉租房等问题，人均几十万元都打不住。”(11月12日《京华时报》)
地方政府反对户籍制度改革，主要是出于成本的考虑。譬如，社科院蓝皮书指出，今后20年内，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人均市民化成本为10万元，为此至少需要40万亿至50万亿元的成本。只是，户籍改革能耽于地方政府的成本小算盘吗？
一者，抛开煽情的“青春贡献”不谈，地方政府在打好小算盘的时候，恐怕也不能忽略因为人口涌入而带来的额外收益。如果没有数亿的进城打工者，仅仅靠城市户籍人口自然增殖，能催化并支撑出如此庞大的土地财政的蛋糕吗？土地溢价来自于供求关系，离开“农民工进城”的滚滚大势，原来的城郊或农村何以摇身变成今日各色“新城”？
二者，户籍制度造成城市新的二元结构，已经衍生出诸多问题。譬如研究发现，在一个地方，没有当地户籍的人比有当地户籍的人，对政府、社会的信任程度更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研究发现，每年多“市民化”1000 万人口，可使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约1个百分点，而这个过程至少可以持续10年以上——反过来说，推迟“市民化”进程，对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必然是长远的“负能量”。
三者，以户改推动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是义不容辞的权力责任。无论是2011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还是《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都将户改视为推进公共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险、社会服务、医疗卫生、人口计生、住房保障、公共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的重点，明确提出“公共服务将与户籍逐步分离”的目标。
户改自然会有成本，但如果因为眼前的成本而积蓄更多的矛盾与困难，简单的事情也会千头万绪。收入分配改革也好，户籍改革也罢 ，这些“硬骨头”不啃好，体制改革就依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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