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佘宗明
8月3日下午，在武汉十多名赤膊男用门板抬“尸”并宣称城管打死人了。岂料没过多久，“死者”耐不住天热，“复活”并趁乱逃跑。经调查，抬“尸”示威，原来系小贩一手策划。
不得不说，抬“尸”示威的策划者，挺懂传播规律和舆论亢奋点：在周末闹市区，声讨“暴力执法”，本就有剧场效应；而抬“尸”控诉，既能切中忌惮“挟尸闹事”的维稳心态，又能激发人们的同情心。“诈死维权”，是种表演性抗争手段。涉事小贩这么做，或不乏苦衷：因遭受不公待遇，抗诉遇挫，无奈之下，才祭出“诈死”法子。可即便如此，采取偷奸耍滑的手段，仍有待商榷，甚至是应被鞭挞。
就算小贩的单向申述，都没掺水分，那“诈死”做法也不值得鼓励。城管若暴力执法，则应被究责。策划出闹剧，带人聚众闹事，而非诉诸更优路径，或触犯法律，涉嫌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从社会后果上讲，将社会关注度作筹码，不惜使诈作伪，也是在消费公众的同情心，透支社会的信任资源。
而在城管形象蒙垢的语境中，“诈死维权”的误导性，也不言而喻。在真相不明的前提下，它渲染了猫鼠式角色对立，也加剧着公众对城管的固有成见。蓄意营造的紧张对峙氛围，无益于矛盾化解。对此闹剧，官方在信息公开上的“反应迟钝”，也难辞过失。“诈死维权”，并不可取。毕竟，消费公众同情心，甚至把它当成“扯线木偶”，绝非正义支点。 (作者系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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