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偷了一本书。
准确地说是偷了一本刊物，一本大型文学期刊《十月》，2008年第1期《十月》。
这本《十月》是从我所居住的一个社区小诊所病房里偷的。
2008年1月，迄今已四个半年头了，不用说，这本刊物表面是不干净的了，何况是在一个小诊所里，而且是小诊所的病房里。
但是，我还是把它偷来了。
到这个社区的小诊所，是因为家人有病，我陪家人去挂吊瓶的。
这个小诊所的所谓病房，不过是在一间相对较大的屋子里安了七八张病床，病人有需要输液的，就躺在床上输，输完了即离开。在有的床与床之间放了一个很小的床头柜，上面放着几本旧的刊物，意在为病人、抑或为陪床者解闷，抑或仅仅是表示一种姿态。因为那仅有的几本刊物实在是“旧”得可以：《读者》合订本是1996年的，《家庭》是1997年第2和第4期，《小说月报》是2003年某期……这本《十月》是距离现在最近也是看上去最新的一本了。我想它的新除了距离现在近也有少有人看的因素。
但是我看了，不仅看了，还偷了。
一开始，不过为了打发寂寞，翻翻而已。谁知这一翻，就被吸引住了。
因为，开篇有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解志熙先生辑校的《汪曾祺早期作品拾遗》，共10篇。十篇都很短，最长的也不超过5000字。作品后面是解志熙写的校读札记：《出色的起点》。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我喜爱有加，小说爱之更甚，十多年前就购得《汪曾祺全集》。解志熙这次辑校的是汪曾祺写于20世纪40年代，《全集》中没有收进的遗漏之作；尤难得的是其中有汪先生的小说处女作，写于1940年11月21日发表在1941年元月《今日评论》上的《悒郁》，那时汪曾祺是西南联大的一个学生，《悒郁》是为完成老师沈从文布置的作业、受到沈从文老师当面指教过的。——多么珍贵！
一读，果然心里叫绝，不能释手了！
其实我仅仅读了排在前面的《悒郁》、《灯下》、《唤车》和《烧花集》四篇，读了前面的这四篇家人的药液就输完了，我们要离开了。但是我不能丢下这书，这本2008年第1期《十月》。我对家人说，我要把这本书带走。
家人说，不必带走的，反正明天还要来，明天再看就是了。
我说不，我要接着看，忍不到明天的。
家人说，那就跟他们说一声，明天来打针时带回来。
我说不，这本书我要永远地留着，不想给他们了。
听了我这活，家人有些惊异地看着我。
我想，汪曾祺先生的这些遗作，不一定汇集出版的了。因为少有人买这种纯文学又是比较高雅的纯文学的书，少有人买出版社就不会出，因为出了要赔钱；即使出版了，也不会印得多，已过这么多年，书店里没卖完的也肯定“处理”了，反正是不会买得到的了；至于2008年第1期《十月》，我当时没留心，机会已经错过，现在无意中见到是我的缘分，我的福气，不应该失去这个机会了。
我决计要偷走这本2008年第1期《十月》，这本《十月》上有《汪曾祺早期作品拾遗》，是珠玑。
实际上对所读了的四篇，对其意，对其叙述方式，我也不是全弄得通的，但是它却征服了我，深深地征服了我。征服我的不是什么故事、情节之类，而是“文学”，那种扑面而来的浓浓的文学的……气场。这种气场瞬间把我包围了，把我穿透了，使我感受到了一种畅然的愉悦，又是无比的沉重——我好久好久没有享受这种感觉了！
汪曾祺先生晚年说过：“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而且强调“小说语言的诗化”，更强调：“一个短篇小说，是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态度，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摸样。”读了他的早期作品方知，作家从年轻时作品就这样的。这或许就是“这一个”作家的天性，与生俱来的智慧！
总而言之我要偷走这本《十月》，为能随时读到汪曾祺先生的早期遗作，让它永远地属于我。
这举动实在有些猥琐，但属正常。这叫“窃书”，窃书不能算偷，孔乙己说的——不，是鲁迅先生说的，鲁迅先生从笔端流出来，流到孔乙己嘴里，叫这位潦倒的穷秀才说出来的。不管先生是真心还是嘲讽，反正是流于他的笔端的。
当然，前面说了，我偷的根本原因是想当然地认为，书店里买不到；书店里买不到是因为出版社不出版；出版社不出版是因为没有多少人买；不买是因为太文学，没看头……
这样一想，我窃书也便理直气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