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走好!三位艺术大家接连逝世,他们是文学艺术界探索的行者

2021-04-22 16:08 大众报业·半岛网阅读 (26587) 扫描到手机

中国现代文学馆21日发布讣告,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社会活动家,老舍先生之子舒乙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4月21日14时1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消息传来,文化界、出版界人士纷纷表示哀悼,网民们也纷纷留言“一路走好”。

1935年,舒乙出生于青岛。虽然父亲是老舍,但舒乙曾表示,他幼年的生活和普通人家并无不同。

作为老舍唯一的儿子,在舒乙成长过程中,也深受家庭氛围熏陶:虽然物质条件很恶劣,但是所接触到的人的思想是活跃的。

他曾回忆,自己小时候像所有的小孩一样喜欢乱涂乱画,妈妈又在北平出逃的时候带过两三张齐白石的画,自己觉得这可能是非常好的东西,也想跟着画两笔。父亲很欣赏这种兴趣,可父亲在功课上不会给半点指导。父亲觉得,人不管怎么样一定有他自己的特长。

他曾对媒体直言,学习这样的专业,完全是服从国家的分配,当时国内的情况很贫苦,国家却拿出很多的资金供出国留学的学生,在这里学习的学生很多都是国内精选出来的出类拔萃的学生,所以来到苏联,都非常刻苦地学习,就是一心一意地为了报效祖国,学有所成。“那时候除了周日的时间会有一小会时间空闲,其他的时间都是整天的泡在图书馆里看书。”

2010年的5月24日,青岛黄县路的老舍故居(骆驼祥子博物馆)进行修缮后再次开放,老舍的子女舒乙、舒济专程从北京来到青岛,看看自己小时候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半岛全媒体记者 何毅 摄

舒乙望着父亲的铜像久久凝视。半岛全媒体记者 何毅 摄

2013年,老舍先生子女舒乙、舒济、舒雨、舒立,将老舍、胡絜青夫妇生前珍藏的齐白石的《蛙声十里出山泉》、傅抱石的《桐荫图》、林风眠的《川江图》等20幅字画精品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那一年舒乙78岁。他当时说,“当我们老的时候,就要考虑这批画的归属问题了。”

著名作家巴金曾说:“老舍是一个永远和别人分享的人。”舒乙直言,“现在,我们将这批国宝捐献出来,让齐白石、傅抱石、林风眠大师们的真迹变成公有,让公众欣赏、学习、研究、传承。艺术家属于人民,艺术作品应归属人民。”

曾积极呼吁保护老北京及大运河

“太可惜了,他身体一向很好,6年前的一场脑溢血就倒了。他的逝世是文化界的损失。”87岁的周明曾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一大早接受采访时,他难掩悲痛之情,“我们会永远怀念舒乙,我现在心里乱,很难过。”

舒乙病重这些年,周明曾去看望过他多次,“每次看心里难受,他躺在那里,眼睛看着天花板,浑身插着管子,也不会讲话。”周明说,舒乙是特别有朝气的人,这些年就一个人躺在那里,不认人不说话,他夫人和家属一直照料,非常辛苦。

“他继承了他父亲对北京的熟悉,对北京的宣传,对北京的热爱,这点在他身上表现浓烈。”周明说,老舍作品对北京历史、风貌、人物都有大量呈现,舒乙对这些点点滴滴都了然于胸。

周明说,舒乙对北京文物古迹非常熟悉,他在政协的很多提案都是对北京故都的保护、开发,他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北京有的四合院一度乱拆乱建,他发出呐喊,“他还经常带着北京文化界的朋友到市区、郊区的文物保护单位考察,我就经常跟他到很多郊区的寺庙,很是感动。”周明说,舒乙口才很好,对北京古建也非常熟悉,每到一地,他都能讲出这些古建的来龙去脉,关于如何保护,如何修复,提出的都是具体意见,彰显出他的智慧。

而据公开资料显示,2000年,舒乙面对北京旧城区里成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迅速消亡的现实,他与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弥松颐、李燕联合提出“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十条紧急建议”,担当起保护老北京的历史责任。

2002年至2007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致力于对城市文物及文化遗产的保护,写了《京杭大运河,残缺的辉煌》《隋唐大运河,地下的辉煌》和《江南运河,水乡的辉煌》三篇考察实录,积极呼吁保护大运河。他认为,运河和长城一样是伟大的奇迹,一样了不起。

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倾尽心血

“舒乙为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筹建奔走呼号、倾尽心血。”舒乙的老同事、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于润琦回忆。

1985年初,于润琦与舒乙差不多同时调入中国现代文学馆老馆。“建立现代文学馆是巴金等老一代文学家的夙愿,舒乙始终遵照巴老的意愿,全身心地投入文学馆的筹建工作。”刚开始,在万寿寺老馆办公时,条件非常简陋,整个馆只有一部电话,就连副馆长舒乙也只能到传达室去接电话。“他在任何工作人员面前都没有架子,没有人觉得他是个官。他体恤大家,让一些业务部门弹性工作,自己却每天都坚持坐班,兢兢业业。”

筹建期间,尽管舒乙已经是花甲之年,但工作起来完全不知疲倦。“他的身体特别棒,精力充沛,永远都有创新的想法。”在他的策划下,中国现代文学馆专门引进了影视人才,对老一辈作家进行追踪采访,留下了珍贵的影响资料。“这些工作其实并不是作协要求文学馆做的,但舒乙非常主动地去承担,他主持策划的巴金、茅盾、老舍、冰心等一系列展览都非常出彩,办得有声有色。”

在舒乙不断的奔走下,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的馆址和资金终于到位,于2000年5月开放,舒乙也正式担任该馆馆长。“当了馆长之后,他不仅要负责征集、策划、采访、展陈等统筹工作,也要负责琐碎的馆务工作,可以说是一肩挑。”于润琦表示,正是在舒乙的不懈努力下,中国现代文学馆终于成为一座集文学展览馆、文学图书馆、文学档案馆以及文学理论研究、文学交流功能于一身的多功能博物馆。

“文学馆许多设计都是有创意的,舒乙和我们几个天天在外面跑, 看古建筑,看新设计,所以,文学馆建筑后来吸收了很多古建筑的优长,也吸收了新设计的优长。”周明特别提到,文学馆门把手用的巴金老人的手模,这正是舒乙的创意。而文学馆的馆徽设计的是红底白字的逗号,其意在一是中国现代文学始于标点符号的诞生;二是该馆对作家与作品的收藏与研究,永远不会终结。这其中也有舒乙的创意。

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巴金老人的创意,而在文学馆建设过程中,舒乙就和周明等几位一起去上海,亲自到巴金那里汇报,每次巴金都特别认真听,还说“谢谢你们”,并表示将来早日建设后,将和冰心、萧乾相约,到文学馆剪彩。

舒乙还和姐姐舒济、妹妹舒雨、舒立一起,把齐白石最有代表性的《蛙声十里出山泉》等世人广知的四条屏,以及傅抱石、林凤眠的画,约16件重磅作品留给了现代文学馆,成为镇馆之宝。

将北京一草一木留在心里

“我想到有这一天,但这一天来的太突然了。”北京出版社编审杨良志说,76岁的杨良志曾是北京文史馆馆员,他曾编辑过《老舍胡絜青藏画集》,因此和舒乙相识于多年前。

杨良志说:“舒乙太爱北京了,关心北京文化,对大家有求必应,这句话不是空的。”他记得,北京出版社曾开办北京文化讲座,舒乙应邀欣然而来,不仅讲北京传统文化,讲老舍,还自带幻灯片,让观众大饱眼福。为了宣讲北京文化,舒乙只要有空都会去,而请他题书名、题词他也一概应允。

2015年2月2日,“人民的艺术家——老舍、胡絜青藏画展”开幕式上,舒乙致辞

2015年8月13日到8月19日,“品读北京·北京出版集团2015精品图书台湾巡展暨两地出版文化交流活动”在台湾举行,舒乙带来的“文学与艺术的相遇——齐白石与老舍、胡絜青”讲座,让台湾朋友听入了迷。舒乙告诉大家,老舍、胡絜青收藏的100多幅齐白石画作捐献给国家。他还一一讲述了精品收藏背后的故事,介绍其艺术价值。

让杨良志印象深刻的是,那一年台中阴雨连绵,在一家古老的书店,要举办老舍文学讲座,讲座晚上7点钟开始,但观众稀少。“我心里想这么少的人也就是应付下,走走过场吧。”当时舒乙身着白色西装,精神矍铄,出乎杨良志的意料,舒乙仍旧像正式讲座一样,花费一个半小时谈老舍的作品、老舍和朋友们的交往,就仿佛面对的是满屋子听众一样。

杨良志曾参加过舒乙80岁生日聚会,席间,舒乙告诉大家,他日后一是想写点散文,二是画一些画,三是整理父亲母亲的藏画。关于舒乙的散文,杨良志记得,舒乙曾住在安定门附近,往南看是波光粼粼的护城河,他常常会在护城河边散步,把北京草木全留在心里,并化为一篇篇动人散文。而那些回忆父亲老舍的散文更是动人,他还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往事,写巴金、冰心等。关于舒乙的画,并不拘于水墨还是油彩,中西混搭,他画了北京故宫、北京名胜风景,也会在海外旅游随时画风景画、人物画,他还画过塞纳河畔的恋人。“他的画带有灵气,他画故宫石砖缝的小草,常常用独特的眼光看待古老遗迹的生命现象。”杨良志说。

和家人一起把书画宝贝捐给国家

“很吃惊!悲恸!”4月22日凌晨,正在工作室创作的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得知舒乙去世的消息后,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尽管舒乙先生这几年一直没有苏醒,但我总觉得他就在我们身边。”据悉,舒乙在2015年因突发脑溢血后长期住院。前年,吴为山曾去医院探望,“他住在重症病房,我去了之后,他的家人很高兴,说只有那一天,舒乙先生的眼睛睁开了,我听了心里也有一丝欣慰,希望他能醒过来。”

吴为山回忆,他与舒乙神交已久。2013年底,舒乙代表姊妹首先提出愿将父母珍藏赵之谦、翁方纲、傅山等明清书画珍品14件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在沟通过程中,吴为山详细阐述了中国美术馆的藏品序列和学术定位,并表示尤为希望家属能够补充捐赠一些近现代艺术家的美术作品。舒乙随即调整捐赠意向,并同意中国美术馆在其家藏中补充遴选现代艺术作品。于是,任伯年、吴昌硕、陈师曾、齐白石、傅抱石、林风眠、陈半丁、王云等一批近现代艺术大师的精品得以入藏中国美术馆。

“舒乙先生非常慷慨,这些作品填补了中国美术馆在收藏中的很多空白,它们不仅仅是绘画作品,更记载了当时的艺术家以文会友的经历,具有史料和文献价值。”吴为山说。为大力弘扬捐赠精神,中国美术馆这几年以多种形式不定期地展出过这批珍贵的作品。

舒乙先生为小朋友们绘声绘色的讲述每一幅画作背后的故事

就在那次捐赠后不久,舒乙又找到吴为山,请他为中国战略情报专家阎宝航塑像。原来,老舍与阎宝航是好友,舒乙也非常敬佩阎宝航这位“看不见的战线”上的英雄,希望帮他的子女完成心愿。“当时他说多少钱,由他来付。我想,舒乙把家里的宝贝捐献给国家了,我也应该表示我的态度。”吴为山决定,免费为阎宝航塑像。后来,该作品一件陈列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件赠送给了俄罗斯。“我到病房告诉舒乙,你交给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放心。”

在与舒乙的交往中,吴为山深深地感受到了他的人格魅力。“如果用民间的话来讲,舒乙先生是‘好多事’的人,但他的‘多事’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所以才被称为社会活动家。他的风度、风采、风骨、风范令人难忘,中国美术馆人会永远记住他,我也会永远记住他!”

就在前一天,李可染之子李小可辞世……

就在舒乙逝世前一天,4月20日11时,著名艺术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画院艺委会顾问、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名誉理事长,李小可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李小可自幼受家庭影响喜爱中国画,上世纪70年代开始协助父亲李可染创作、生活,并在其父亲的指导之下系统研习中国山水画。1980年代起先后三十余次深入西藏、青海、长江源头、黄河源头、甘肃等西部藏族地区进行写生及摄影创作,体验生活。

李小可是著名画家李可染的四子。李小可生活在一个浓厚而高雅的艺术环境之中,但他并没有过早跟父亲学艺,只是在中央美院附中学习了两年,随后便走入社会底层,迭经磨难。

作为一代艺术大师李可染之子,也许是从小受父亲的熏陶与教化的缘故,李小可在艺术修养与创造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也成就了李小可的绘画生涯。对于李小可来讲,父亲是他艺术生命里的领路者与启蒙者,同时他也在一直打造着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

20世纪70年代,李可染邹佩珠夫妇与儿子李小可合影

李小可早年随父亲李可染学山水,1960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学习,毕业后恰逢十年浩劫,直到1973年才重新拿起画笔,跟随父亲李可染学习中国画,1979年进入北京画院之后一直从事中国画创作。

1947年初春,李可染邹佩珠夫妇与儿子李小可在北平

李小可也被称为是“艺术行者”,通过不断的写生实践(二十余次深入西藏、青海、长江源头、黄河源头等地),来丰富自己绘画的表现能力,以鲜明的绘画语言,匠心独运,最终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从早期的“北京系列”,延续至“藏迹系列”、“山水黄山”等,李小可毕生探索属于自己的“水墨家园”,留下了大量艺术佳作。

藏地,李小可精神家园

在李小可的眼中,“藏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名词,这里的阳光、雪山、云影,还有叩拜的神山、磕长头的朝拜者、斑斓的玛尼堆和在风中抖动的经幡,都有生命在张扬,让你坦然相对,让你牵动神经。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这种自我的深度体验所化成的冲动,使李小可一次次走入藏地,阿里、珠峰、那曲、玛曲、夏河……

藏地在李小可心中,早已成为不灭的精神家园和创作源泉。

1988年,李小可与摄影家郑云峰在黄河源头

“1988年8月我和摄影家郑云峰的黄河源之行,使我与藏地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今已整整三十年。这块神圣的大地和人,使我触摸到生命最本源的状态和那不灭的灵魂;感悟到真切、敬畏、感恩的美好和自然的圣洁、瑰丽、博大与苍茫的震撼……藏地为我的生命注入了特殊的情感。我企图走的更近,可她永远在远方。这远方包含着变化、失去与永恒……这就像人生总是在超越与无法超越的过程之中。我的水墨创作、写生、版画、摄影作品,只是想把我对藏地无尽的崇敬、感动、记忆,不停的“迹”化,以表达我对这块土地和那儿的人们深深的敬仰和感激……”这是与藏地结缘30年后,李小可在2018年8月的回忆。

父亲李可染用“师造化”对中国山水画进行改革,从而开创了二十世纪“李家山水”的辉煌。而李小可自幼受家庭影响喜爱中国画,在父亲的指导之下系统研习中国山水画。李小可生长在北京,北京对他有太多熟悉的记忆,《宫墙》、《夏》、《秋》等作品是他较早时期的创作。

1990年,李小可赴长江源头途中

从上世纪70年代起,李小可跟随父亲去黄山写生,从此也奠定了他以写生为主导的艺术创作方式。从1988年去西藏之后,李小可全身心扑到这里,体察当地的风土人情,藏民、活佛、朝拜、寺庙、雪山、云彩,都在他的镜头里面记录着,用摄影和版画呈现自己的艺术感受。2003年开始创作《藏迹》系列的版画作品,以特殊视角的人文关注和视觉表现的探索引起了美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2005年以来赞助、策划了《雪域彩练》《大美西藏》西藏当代绘画展,为推动西藏当代绘画发展做出努力。

1990年李小可在长江源头与牧民合影

几十年来,李小可的写生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近些年更是远足到异国他乡,也从风华正茂走到了古稀之年。

“一年时间里,李小可大概会有一半时间不在家。藏历的正月十五的时候,一般都会有盛大的佛事活动,人们的衣着打扮非常漂亮。在很多年里,在我的记忆中都是和孩子过年,李小可在初五前就走了,西藏就是他的第二家乡。每次有西藏的朋友来,那就是家里来人了。”他的夫人刘莹女士曾经对雅昌艺术网这样描述。

2016年,李小可在布达拉宫前写生

“在西藏写生并不容易,海拔高有缺氧的问题,人的精神状态也会受到影响,但是他很坚持。这场三十年的回顾,是他对藏地注入的最深的情感,这是一种缘分,作为一个独立艺术家,他表达自己的所处的时代和感受,就在西藏这里,他找到了自己的归属。”刘莹说。

京剧表演艺术家杜近芳逝世,师从梅兰芳

中国共产党党员,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剧)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京剧院艺术风格的奠基者之一,国家京剧院艺术指导委员会顾问杜近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4月1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杜近芳,1932年出生于北京。1939年开始学戏,主攻青衣、花旦、刀马旦。1945年,拜“通天教主”王瑶卿为师,成为王派主要传人。1949年底,经王瑶卿亲笔致信推荐,拜师梅兰芳,成为梅派主要传人。新中国成立后,杜近芳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的文艺事业。1952年,她主动报名参加第二批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受到志愿军官兵的高度赞扬。1955年,中国京剧院成立,由田汉编剧、杜近芳主演的《白蛇传》,被数十个剧种、数百家剧团移植排演,风靡全国。1958年,由她主演的京剧《白毛女》,为京剧现代戏的创作首开先河。

  杜近芳一生创演了数十出优秀剧目,精心培养了一批优秀演员,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杜氏”表演风格,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创造新剧目和排演现代戏最多的艺术家之一,为戏曲的传承创新作出了卓越贡献。杜近芳曾获得文化部“第三届造型表演艺术终身成就奖”,中国文联、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戏剧终身成就奖”等。

生于乱世 长于治世 成于盛世 流传后世

  在《杜近芳口述实录》这本书上,“生于乱世,长于治世,成于盛世,流传后世”这16个字印在封底,旁边是她的舞台照:女官谢瑶环——左手抱着牙笏,右手端着腰带,气宇轩昂地走向金銮宝殿。

  但在舞台以下,杜近芳似乎毫无“轩昂”之气,就像当老一辈革命家为她题词“人民的艺术家”后,同样的一本书中,在序言《我的一点感想》中,她写道:“这么高的荣誉和褒奖,这样的关怀和鼓励,我实在不敢当!”

  然而,对于京剧,在同一篇文章里,她的话却又如此“敢当”:“最后,我要说,我爱我的京剧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放弃对京剧的追求,我总要再做点什么事。”

  现在,这口气散了,说这样“敢当”的话的人,走了。

  4月17日22时26分,国家京剧院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遗传人、旦角名家杜近芳,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随着国家京剧院艺术风格奠基者“李、袁、叶、杜”(李少春、袁世海、叶盛兰、杜近芳)四大头牌的全部离去,一个时代也宣告落幕。

痛惜 她的离去是京剧界的一大损失

  杜近芳原名陈玉华,1932年生于北京,原本是孤儿,生下来被送到唱戏的陈喜光家。后来陈家败落,她被卖给靠抚养小孩唱戏赚钱的杜菊初。杜近芳自幼师从有“梨园通天教主”之称的艺术家、教育大师王瑶卿,后拜梅兰芳大师为师,加入国家京剧院(原中国京剧院)后,她长期与叶盛兰、李少春、袁世海同台合作,世称“李袁叶杜”四大头牌。

  如果说“李袁叶杜”的时代是中国京剧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黄金时代,那么杜近芳则是他们中最年轻的见证者。她首创、首演了二十余部新戏:能唱《白蛇传》,亦能演《白毛女》;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演出的《谢瑶环》《野猪林》《桃花扇》《西厢记》等,都是京剧舞台久演不衰的剧目;现代京剧中,她也有《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代表作。

  “她的离去真的是我们京剧界的一大损失,她的艺术有太多需要后人学习的地方了。”杜近芳曾经的合作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叶少兰在电话里对北京青年报记者这样说。

  杜近芳与叶少兰的合作可以追溯到1979年,叶少兰重新恢复舞台表演便是和杜近芳合作《谢瑶环》。接受采访时,叶少兰没有过多地讲述当时合作的情景,说得最多的就是一句话:“很感谢杜近芳当时不断的鼓励。”这种鼓励的背后,则是杜近芳对叶少兰的了解。而在这“了解”的背后,则是更深的一层关系:杜近芳与叶少兰的父亲叶盛兰曾经是多年的合作同事。

  叶盛兰,作为老一辈的艺术家,对杜近芳艺术的成长给予了很多的帮助。在《杜近芳口述实录》这本书里,有杜近芳与叶盛兰的合作剧照:在京剧《西厢记》里,杜近芳演红娘,叶盛兰演张生,张君秋演崔莺莺;在《蝴蝶杯》里,杜近芳演胡凤莲,叶盛兰演田玉川;在京剧《吕布与貂蝉》中,叶盛兰演吕布,杜近芳演貂蝉;在《白蛇传》中,杜近芳演白素贞,叶盛兰演许仙。

  杜近芳在书中提到了这样一段插曲:1956年,中国京剧院上演《玉簪记》。起初是三团的李少春和侯玉兰夫妇排演,但票房不大好,加上侯玉兰有孕在身,李少春三次找杜近芳,希望她和叶盛兰能够接这出戏。

  叶盛兰对杜近芳说要接这戏也成,但不能按照李侯二位的路数演。叶杜二人重新制作了行头,并请作家重新修改了剧本。当时,周恩来总理很支持,周总理对杜近芳说:“川剧有什么好的‘生旦对戏’,你跟叶先生都可以接下来,根据京剧的特点,排出新戏。”杜近芳随后向叶盛兰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叶老师高兴极了!”杜近芳这样口述道。

  排《玉簪记》只用了两个星期,但天天三班干。用杜近芳的话说“我找我的俏头,他找他的俏头”。在杜近芳的眼里,叶盛兰很“铆上”——中午不休息也要研究。这出戏首演于人民剧场,后来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演出的时候,1200座加小座共1400座,上了九成五的观众。

杜近芳与叶盛兰的合作故事还有很多,从“抗美援朝”一起为志愿军战士演出到1958年二人与袁世海一起排演翁偶虹新编的《桃花村》,及至1959年张君秋嗓音失润,二人从《西厢记》临时改演《玉堂春》……那个时候,叶盛兰是成名已久的小生表演艺术家,杜近芳则是京剧行业的新生代代表,两代京剧人,相互协作,只为了一个共同的舞台。

与杜近芳合作的老一辈艺术家岂止叶盛兰呢?李少春、袁世海、张君秋……除了在师父王瑶卿和梅兰芳那里汲取营养,杜近芳从这些合作的艺术家那里又何尝没有得到艺术的养分呢?

“接受老一辈的培养和提携年轻一代的,这是我们京剧界的一个光荣传统。”叶少兰说在他父亲那一代人心里,最大的希望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艺术传下去,把京剧艺术永远传下去。

传艺 甘心为徒弟“提鞋”

与所有的老一辈京剧艺术家一样,传艺,是杜近芳除了演戏以外,另外一件最重要的艺术之事。在她所收的十几位弟子中,年龄最大的已经70多岁了,2015年她还曾收了两名“90后”的弟子。但其实,忙于传播京剧艺术的杜近芳在收徒上确实非常的谨慎——收徒必须要达到她的标准。在这方面,她的徒弟窦晓璇深有感触。

2006年,刚毕业的窦晓璇在北京京剧院排《野猪林》,导演是李少春先生的儿子李浩天。他们请来了杜近芳给窦晓璇说戏。原本,窦晓璇只是想跟杜近芳学这出《野猪林》里的林娘子,没想到一位领导对杜近芳说,希望她能收窦晓璇为徒。

杜近芳并没有马上表态,只是简单地回应“谢谢,谢谢”。突然有一天,这位领导告诉窦晓璇收徒这件事成了——原来,杜近芳看了几次窦晓璇的演出,认为她确实是个苗子,达到了她收徒的标准。

在窦晓璇的眼里,师父教戏言语温和,但要求严格。“我师父说话总是不急不慌的,也不吼我,她说话很有技巧但又特别准,说得特到位。”例如窦晓璇某个动作不到位,杜近芳会打趣道“你这个动作怎么跟大萝卜似的,腰上没劲……”而为了让徒弟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动作,杜近芳会光着脚踩在家里的木板地上做示范《霸王别姬》里的剑舞。光脚的目的只是为了让窦晓璇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脚站在地上的姿态和位置。

这样一位“光脚”的师父虽然对徒弟的要求严格,却也甘心为徒弟“提鞋”。窦晓璇第一次演《白蛇传》的时候,杜近芳亲自给她把场。由于这出戏旦角文武并重,还有打出手,所以需要不同的彩鞋。而杜近芳就两手提着窦晓璇的彩鞋给她把场。“我一下后台,她赶紧把要换的鞋放在地下,嘴上说着‘该换这双了,该换这双了’。”窦晓璇说。

《白蛇传》 66岁时为这部戏亲自配文戏和武戏

 窦晓璇知道没有人比杜近芳更熟悉也更在意这出《白蛇传》了。对于杜近芳来说,《白蛇传》是她人生最重要的一出戏。因为这出《白蛇传》是周总理点名她演,又是田汉亲自为她写的词。

《杜近芳口述实录》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片段:“我从朝鲜慰问回来后,周总理接见我们。当说到我排演了昆曲的‘金·断·雷’时,周总理笑眯眯地问我:‘你们为什么不演京剧的?’我说:‘不会呀。’周总理说:‘让田汉给你们京剧《白蛇传》的本子呀!’我那时年轻,愣头愣脑地说:‘我不认识田汉,您能跟他说把本子给我们吗?’周总理哈哈大笑,对我说:‘小同志,要叫他田汉老。’……后来,周总理指示郑亦秋陪着我去拜访田汉老。”

杜近芳后来在与窦晓璇说这段历史的时候用“年少轻狂”这四个字来形容当时的自己,但由此也看出《白蛇传》这出戏在中国当代京剧史中的地位,更能看出这出戏在杜近芳心中的分量。

及至于后来京剧音配像工程,当时已经66岁的杜近芳亲自为自己的这出《白蛇传》配像。她每天早晨7点起床,洗漱后不吃早饭,拿着数包茶叶去剧院。从踢腿到下腰到跑圆场,最终在配像时,不仅自己配文戏,还亲自配武戏。而在配像过程中,左右眼先后出现问题,视力受到影响,历经坎坷才最终完成这出戏的音配像工作。

戏痴 告别舞台以后才敢吃坚果

言传身教,在窦晓璇的心中,师父杜近芳便是一位“戏痴”,她说师父的一切理想和愿望都在京剧上,这也使得在生活里,杜近芳会有很多的“遗憾”。

例如,杜近芳告别舞台以后,她才吃坚果,因为以前她老担心吃坚果会划伤自己的嗓子;又如晚年的杜近芳还会在天冷的时候吃冰激凌,仅仅因为想吃,要知道这不是简单地“老太太嘴馋”,而是因为年轻的时候为了保护嗓子一直不吃寒凉的食品,能吃上一口冰激凌反倒成了杜近芳生活里的“奢望”。

几十年来,杜近芳没有留过长发。“长头发梳洗起来多浪费时间呀,有这个时间,能多背两出戏。”工作后,每逢节假日,她都会在门上贴条并放两份礼金于门前,上写“家中无人,来人留言,若有红白喜事请自取”,为的就是将应酬的时间省下来练功排戏。随团出国演出,夜里睡觉,她甚至都在梦游练功。

一般人很难理解杜近芳对京剧的“痴迷”,或许也很难理解她对学生们的责任,但如果追溯她的学艺经历,了解到王瑶卿、梅兰芳对她悉心的培养,又探寻她的从艺经历,体会李少春、叶盛兰、袁世海,乃至于于连泉、杨宝森、谭富英、裘盛戎对她的提携与帮助,再回味周恩来总理、田汉先生等对她的重视,杜近芳,从一位与大师们合作的小坤角成长为一名站在舞台中间的头牌,再到人民的艺术家……无论荣耀加身还是突遇屈辱,她的艺术人生恰是新中国至今京剧发展历史的缩影。

历史总是曲折的,是非曲直也难以尽述,但唯一可以明白的是,杜近芳对京剧事业的热爱,首先源自于京剧对她的爱,她传承的不只是一门艺术,更是一份几代人传递下来的情感和希望。

半岛新闻客户端综合整理,素材来源:北京日报、中新网、澎湃新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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