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呼唤“她视角”丨从女性友好到全龄友好

青岛，浮山湾畔的灯光秀中，几座高楼亮出“关爱女性，珍爱健康”的粉红丝带宣传标语，同时配以国际粉红丝带的巨大标识

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男性人口比女性多出3490万。但与之有所反差的是，包括北上广深4座一线城市在内的15座中国大城市中，户籍人口的女性数量却都超过了男性。

观察近15年北上广城市统计年鉴的户籍人口性别比，可以发现：2009年，上海首次出现女多男少；2017年，北京首次出现女多男少；2018年，广州也开始呈现女多男少。根据《深圳市社会性别统计报告》，深圳户籍人口在2015年到2018年连续男多女少后，于2019年出现女多男少的趋势。

中国妇女报社（全国妇联网络信息传播中心）党委书记、社长孙钱斌曾提出：“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可以用这个城市性别平等的实现程度作为其天然的尺度。”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城市生活，在城市建设和城市治理中纳入性别视角，营造女性友好的社会环境，成为城市治理必须面对且要解决好的问题。

治理新考验

2021年12月24日至2022年1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8万多人参与，共提交42万余条意见，远超同时期其他征集意见的法律修订草案。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亦有多份议案提案为女性发声：全国政协委员于欣伟建议加大面向女性科技工作者专项政策力度、建立提升女性对科技创新贡献的机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认为应关注延长产假可能带来的女性就业歧视风险……

近年来，对于性别平等议题，社会公众持续关切，消除针对女性的偏见、歧视、暴力已成为我国社会的共识。

然而，促进性别平等、构建女性友好的社会环境，仍然任重道远——“只招男不招女”的就业歧视依然存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封建女德说教风气不时蔓延，职场性骚扰和针对女性的暴力也时有发生。

从社会治理角度而言，促进性别平等是构建社会公平正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城市层面上看，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将性别视角纳入城市综合治理、回应不同性别人群的诉求，也愈发显示出必要性。

目前，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是70%左右。女性是城市建设、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营造一个性别友好、男女共享平等发展机遇的环境，有助于调动女性参与城市建设的积极性，在城市发展中发挥其独特的优势与作用。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孙超在《城镇化境遇及其对两性性别观念的型塑》一文中提到：“如果没有女性的被接纳和包容，城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包容性经济也无从谈起。”

在一座城市中，女性夜间出行时是否感到安全和自由？哺乳期的妈妈能否找到母婴室？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在维权时会否遭遇阻碍？女性有没有获得公平的职业发展空间？

可以说，性别视角是审视城市综合性治理水平的一个窗口。以之为抓手，有助于提升城市治理的精细化程度。

然而此前，中国城市治理尚缺乏“她视角”，对于男女两性在城市中的发展差异、体验差异缺乏科学研判分析，也难以破除城市女性在空间环境和个人发展上感受到的多重障碍。

“以人为核心的‘人’，不是抽象的无差别的群体，城市治理中关注的应是一个个具体的、不同的人。性别意识的介入，促使城市建设关注人最基本的差异，也就是男性和女性的差异，从而更加敏感于城市公共政策可能对不同人群权益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建筑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秦红岭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以城市之名

2011年，孙钱斌在《中国妇女报》撰文表示：“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发展定位，这既植根于原有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传统，也与这个城市的未来愿景有关。林林总总的目标指向中，似乎还普遍缺乏与两性平等相关的愿景——建设一个性别友好型的城市。”

2021年初，长沙发布当地“十四五”规划，在全国首提建设“女性友好型城市”。9月，长沙市发改委发布《关于大力发展“她经济”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再次提及建设“女性友好型城市”。

《意见》提出，长沙将出台相应激励补偿配套政策，鼓励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实行共同育儿假、痛经假；在公共设施方面，在商场、公园、景区等公共场所增加女厕位，添置无性别公共厕所，并鼓励有条件的酒店、餐厅设置女性专用楼层、女性专区；支持“她经济”发展，打造女性主题的购物中心、购物街，配套提供母婴室、专用停车场等为女性考虑的软硬件设施及服务。

长沙此举引起了外界的关注。《中国妇女报》对此发表评论认为，长沙的相关规划兼具软硬件设施及服务提升，“不仅能够支持妇女建功立业，实现人生理想和梦想，还能够在这一过程中收获群众认可和发展红利”。

鄂尔多斯也在2021年提出了建设女性和儿童友好城市，并在康巴什区开始试点探索。

康巴什区妇联相关工作人员对本刊记者表示，康巴什区已经拟定三年行动计划，在向社会广泛征集意见的同时，逐步启动女性和儿童友好社区试点建设。

根据《康巴什区建设女性和儿童友好型城市三年（2022-2024年）行动计划（征求意见稿）》，康巴什区将从保障、服务、空间、环境、参与五个方面推进相关建设，并拟定了分阶段实施步骤。

以健康保障为例，康巴什区提出将向适龄女性免费提供“两癌”筛查，为13-18周岁女性免费接种宫颈癌疫苗。

在空间设计上，这份行动计划也提出了一些细节举措。比如，在公共交通工具车厢吊环、座位等设计上考虑男女和儿童身高差异；在公交车站、旅游景点等设施设计上考虑携幼出行、母婴同行、孕妇等群体的需求，设置共享防晒用具、儿童手推车、共享轮椅等。

长沙和鄂尔多斯康巴什的实践效果值得期待，这也代表着一个开始，预示着未来可能出现更多以城市之名关爱女性的行动。

近几个月，各省区市在“十四五”时期的妇女发展规划陆续出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梳理已发布的多个省区市妇女发展规划中发现，自长沙和鄂尔多斯提出建设女性友好城市的愿景后，上海也提出了“推进妇女友好设施建设，打造妇女友好型城市环境”；南京在建设“博爱之都”的全龄友好型城市定位上，明确提出“促进妇女友好城市建设”；福建则“在有条件的地区鼓励支持创建妇女、儿童友好城市（社区），优化妇女儿童发展环境”。

3月8日，天津南开大悦城举办的100张女性“最美的笑容”主题摄影展吸引女性参观者关注

从女性友好到全龄友好

值得关注的是，针对城市提出“女性友好城市”愿景，舆论也出现了一些表示“不理解”的声音：“女性友好”是不是事事女性优先？会不会加剧性别刻板印象？

这表明，相比于已在全国100个城市部署试点建设的“儿童友好城市”，“女性友好城市”在我国仍是一个新概念，其价值主张还需辨明。

实际上，早在2006年，联合国曾启动过一个“联合国女性友好城市共同方案”项目，对“女性友好城市”作出相关的概念界定：

“地方政府在规划和决策过程中考虑到女性的问题和观点，支持并鼓励女性在与男性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城市生活的所有领域。从本质上说，对女性友好的城市，是指所有居民都能平等地受益于财务、社会和政治机会的城市。”

相比于社会层面，目前城市规划界对于纳入性别意识、关注女性友好具有更高的敏感度，这与现代城市规划的一些价值转型密切相关——从注重效率的“功能导向”和注重空间外观的“形态导向”，转向更贴近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生活导向”。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沈洋认为：“过去的城市建设更多是围绕男性需求进行，在对女性的包容度、便捷性和安全性方面尚有一定的改进空间。”

当下，多数城市一般采用同一标准衡量两性的生理和心理需要、行为特征，却忽略了女性成长周期、生活过程中的特殊需求。

举例来说，道路的夜间照明因考虑节能而显得昏暗，忽视了女性的安全体验；大面积草坪视觉美观，但压缩了人行道路空间、减少了公园游憩面积，对带孩子出行的母亲并不友好。

总体上看，最初提出女性友好城市的概念，主要强调的是“关怀女性视角”，关注的是城市空间治理对女性需求的忽视、女性在城市中遭遇的不平等现象以及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近年来，国际上对女性友好城市的理解，早已不局限于“关怀女性视角”，而是更加注重空间人性化、包容性与共享性特征，即城市应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健康、宜居和安全的环境，这将有助于消除空间中的性别不平等，助推城市向对居民更友好的方式转型。

秦红岭认为，“女性友好城市”的价值主张是致力于在城市治理层面促进性别平等，提升城市的包容性和公平性，为女性提供与男性一样多的发展和成功的机会。

同时，“女性友好城市”也是一项城市人性化的愿景，其最终价值指向是走向对所有人友好的城市，即人人共享的城市。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黄怡也撰文表示：“在本质精神及大部分内容上，女性友好城市与儿童友好城市是相似并贯通的……儿童友好、女性友好、老年友好最终都将通向全龄友好。”

怎样衡量女性友好

在我国，将性别意识纳入城市公共政策的决策主流，深圳开风气之先。

十年前，深圳出台《深圳经济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填补了我国内地性别平等地方立法的空白，此后又率先创立了性别平等促进机构、建立性别统计制度。

虽然深圳并未提出“女性友好城市”的定位，但针对性别平等作出的诸项突破性制度设计，助推其在营造女性友好的城市发展环境上拿出了许多落地之策。

自从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提出应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后，性别意识作为重要的分析要素，已纳入许多国家的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之中，并成为衡量各国社会发展和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

2016 年，联合国人居署发布《新城市议程》，全文以性别视角作为价值原则与核心关注，倡议促进城市生活的平等包容、安全舒适和可持续性，创建人类社会的理想城市。

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在顶层设计上纳入性别视角，接下来有必要思考的是：如何衡量一座城市对女性的友好程度？

孙钱斌认为，这需要有一套科学的、可量化的指标体系予以评测，可以称之为“性别友好指数”，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进行科学的指标筛选和精确的量化设计。

毕竟，从性别视角看城市治理，不仅涉及城市公共设施和公共产品及服务，如合理配置母婴室、女性卫生间，也涵盖女性安全、反家暴庇护机制、妇儿健康、就业平等、女性参政议政、贫困女性和单亲母亲的救济制度等诸多议程。

孙钱斌曾提出五项“性别友好指数”的维度。

性别发展指数和性别赋权指数可以作为一种基础指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此都进行过指标体系设计，前者包括预期寿命指数、教育指数和人均GDP指数，后者则是基于男女参政比例分析女性是否在公共政策中得到赋权。

另外，“性别友好指数”的维度还应包括：城市的发展战略、政策法规和城市规划是否体现性别平等的原则；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及服务的提供是否体现两性的平等共享、是否关切女性的特殊需求；城市主流文化和市民的性别观念是否体现两性平等的价值观；女性对城市性别友好状况的主观感受。

尽管现阶段各地“女性友好城市”的建设布局还以倡议为主，具体的行动框架如何落实尚待观察，但却显示出了这些城市的决心——尊重女性的价值，回应女性的需求，通过更精细和人性化的治理手段，让城市实现更平等、包容和共享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