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青岛|祖父在青岛的那十年——一名德国教授的后代来青，追踪祖父的踪迹

□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张文艳

与迪特里希·邓尼茨（Dietrich·Doenitz）先生见面，是在5月底，相约在信号山畔的青岛紫砂博物馆见面，听他讲述了一段祖父来青岛前后的故事，再现了一所学校，一名德国任教老师，与一段沧桑的岁月。

在青岛，邓尼茨一路寻找祖父的踪迹；而我们，通过他，了解了一名德国年轻人在上世纪初的经历和心路历程。毋庸置疑，对这座城市来说，那段岁月是带着殖民色彩的，我们打捞历史细节的过程中，也在铭记，铭记来时路，是为了更好地前行。

一杯咖啡 

觅得一起赴青的伴侣

5月底的青岛，尚余凉意。迪特里希·邓尼茨先生正在翻译孙珍妮女士的带领下，参观青岛。

刚刚从青岛市实验小学出来，邓尼茨先生还保留着一丝兴奋。在紫砂博物馆落座，他向记者展示了两天来他在青岛拍摄的照片，街道、大海，食物、风光，都是让他感到新奇。在青岛，他寻觅祖父的踪迹，到广西路，到湖北路，到江苏路。

随即，他用英语滔滔不绝地讲起了祖父的故事。

“我来自德国郊外的一个小镇，我的家乡人口很少，但没有青岛这么蓝的天，总是雾蒙蒙的”，邓尼茨先生说，他的父亲是名医生，1919年出生，是祖父的第三个孩子，前两个孩子都出生在青岛。因为父亲在德国出生，所以他不了解中国，“我是从祖母那里听说祖父的故事的”。

邓尼茨先生的祖母比祖父小18岁，所以去世得晚，听到祖母讲述的关于中国的经历后，他一直想来中国，到青岛探访祖父工作生活过的地方，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成行，终于，这次得以来到青岛，“我中文不好，联系了孙珍妮女士为我做翻译，安排我到祖父工作过的江苏路青岛市实验小学访问，那里的教学楼还在”。

讲起祖父的经历，邓尼茨先生陷入深深的回忆中。

邓尼茨的祖父保罗·邓尼茨（Paul·Doenitz，1866年~1955年），是哲学博士，出生于萨勒河畔特雷布尼茨。作为家中的长子，保罗在乡村学校上学后，于1887年高中毕业。随后在蒂宾根、基尔、柏林和哈勒学习历史、地理和德语。1891年10月31日，他在哈勒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

尽管拥有博士学位，但完成学业后无法在德国找到工作，因此他在西班牙找到了一份私人导师的工作，这份工作他做了3年。这份工作很适合他，因为一方面报酬更高，另一方面可以满足他抑制不住的旅行欲望。在欧洲，每两年都会有更多的辅导职位，他学习了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直到34岁时，他才在桑格豪森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当地高中担任科学助理教师，后受聘为高级教师。

然而，德国小镇井然有序的生活，对于爱游历的他来说，有些乏味。因此，他向政府提起申请，想到青岛府立学校任教。

1903年5月8日，他前往柏林，与海军上将马克斯·罗尔曼讨论了他在青岛的任务。然而，问题是：这个职位只提供给已婚申请人。但到目前为止，保罗没有交过女友，更没有妻子，毕竟他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没有安家的机会。为了能够去青岛，保罗参加了一个聚会。

“在当时的德国，有一个习俗，待嫁的女子，会参加各种咖啡聚会，并在那里举行宫廷活动。祖父为了能够觅得心仪的女孩，也去参加了这样的聚会”。在桑格豪森，36岁的保罗公布了他的学历、财务状况，以及他未来的打算，他开门见山地宣布：他需要一个女孩愿意和他一起到中国去创业。

这一举动在现在看来难以置信，但保罗真的遇到了他的终身伴侣：18岁的格特鲁德·弗鲁格尔。弗鲁格尔于1884年7月6日出生于桑格豪森，她是天然气公司董事弗里德里希·卡尔·弗鲁格尔和他的妻子克拉拉·艾玛·艾米莉的女儿。在邓尼茨先生看来，祖父和祖母的相遇就像电影情节一样，看似有目的性，实则非常浪漫。1903年11月16日，两人在桑格豪森举行婚礼，随后启程前往亚洲。闪婚的举动，让亲朋好友都非常惊讶。18岁的年龄差没有成为他们的障碍，日后，即便被赶出青岛，四处游历，他们两人仍相依为命，一起闯荡，并先后育有三个孩子。

来青十年 

教学旅行两不误

“祖父和祖母一度一无所有，远在德国的公寓也被战乱毁掉了，但他们一直携手恩爱，多年以后，祖母给我讲起这些经历，我非常感动，所以一直想来青岛看看他们相爱的地方”，邓尼茨先生接受半岛全媒体记者专访说。

青岛。

大鲍岛村，一个延续了700多年的村庄，很长时间里，村民过着平静而简朴的生活。1897年11月，德国舰船撕开了往日的宁静，强行侵占青岛并签订99年的租借条约。城市规划大张旗鼓，大量的德国侨民拥入青岛。1898年，为了解决德侨子女上学问题，在大鲍岛村的几间民房里，主要招收在青德国子弟及散居在东亚各地欧洲儿童的学校有了雏形。

从13名儿童到18名儿童，学校的招生在一年年增加，课程以宗教、阅读、写字、德语、算数、历史、地理、博物学、绘画、唱歌为主。教授课程的主要是基督教牧师，后来才有了从德国派来的基础课教师。

随着德国侨民的增加，学校学童的数量也递增，于是，新校舍的建设提上了日程。

1901年春天，一栋全新的教学楼出现在信号山下的俾斯麦大街（今江苏路）。“校舍建筑格局体现了传统的中国式建房规范，背山面水，依坡而建，以山丘遮挡住北风，而南面则与海湾遥遥相对”（《榉树下》），1901年校园里种下的那棵大榉树，已经深深扎根于这片沃土之中，见证了学校一步步回归到祖国怀抱的历程。

这栋留存至今的中楼，正对着学校的大门，从校门口拾级而上，就能够近距离感受历经123年风雨的建筑带给人的震撼。它造型对称，大门设在中央，内凹的中段建筑体高于两侧配楼。对比老照片，几乎没有多大变化。八级台阶上，四根廊柱，迎客而入。

1901年，隆重的校舍落成庆典，师生们欢欣鼓舞，因为他们有了固定的办学地点。崭新的校舍由德国建筑师贝尔纳茨设计，一楼有四间宽敞的教室，每间可容纳40名学生。另设有一座礼堂和一栋教师宿舍。到了1901年10月，学生增加到了29名，其中男生17人，女生12人，年龄在6岁半到13岁半之间。当时设有6个年级，教学计划大致相当于德国的中等学校，并计划聘请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教育专家担任学校的业务领导，将学校改建为1所实科或者同等程度的中等学校。

1902年4月，德国胶澳总督府接管了学校，改称胶澳总督府学校，女学生分离到教会开办的女子学校后，原学校成为了男童学校。日后，不断地有更多的学生加入进来，师资也逐年增多。于是，1908年，学校又附设了一所女子学校。到1910年，《青岛》中如此记载：“总督府学校是外观极其漂亮的建筑，学校前边是几处小操场和几株中国老橡树。学校的楼房大大高于校外路面，空气和光线都很好。现有学生约110人。”

保罗来到青岛，从1904年1月到1914年春任教，并于1909年12月27日获得“教授”称号。除了教学工作之外，保罗自始至终还要承担另一个职务，即图书馆的管理工作，每个人都可以在那里借书或阅读那里有的来自德国的日报。自1906年以来，该图书馆一直位于政府服务大楼的一些房间内。

保罗夫妇在青岛生下了两个孩子：夏洛特·路易斯·阿连出生于1904年9月13日，但三天后去世。迪特里希·恩斯特·荣青出生于1911年3月13日。

1904年至1914年间，邓尼茨一家搬家了三次，第一个是弗里德里希大街校友会的一间公寓，当时由小学教师罗伯特·伯杰经营。1905年4月1日，他们搬进了广西路上商人戈特弗里德·兰德曼住宅内的一间公寓。他的珠宝和眼镜店在一楼，保罗夫妇住在二楼。1907年至1914年间，保罗夫妇住在湖北路13号的一栋房子里，房子属于建筑师兼房地产经销商阿尔弗雷德·西姆森，他是他们的邻居。

如今，校友楼早已被拆除，但兰德曼故居（现广西路27号）和西姆森故居（湖北路）依然存在。

闲不住的保罗·邓尼茨，利用学校假期在东亚进行了广泛的旅行。他在自传中描述了访问过的地方和地区：池府、威海卫、济南府、泰山、泰安府、坡山、北京和长城。1908年7月起，他与妻子一起访问日本。1908年9月，他们经西伯利亚前往德国。1909年4月，他前往东北，然后于1909年7月前往日本，从那里继续前往美国和德国。1910年初，两人乘船返回青岛。家里还存有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车票，甚至还有车厢钥匙。没有固定的路线，后来，他的学生在地理课上反复听到的一句话是：“……我碰巧去过那里一次。”然而，日德青岛战争爆发，日本取代德国侵占了青岛，1914年3月，保罗一家离开青岛去家乡度假（途经西伯利亚）。日本侵占青岛后，没收了德国人在青岛的全部财产，保罗失去所有的家具和藏书。一家人最终落脚在埃尔福特，当时的他们几乎身无分文，他只得再找一份教授高中的工作。

填补空白 

细节展现学校沧桑经历

青岛的街道和风物吸引了邓尼茨先生。青岛的凉爽让他印象深刻，青岛人的热情让他非常感动，而青岛的安全，也让他震惊，无论大人孩子，在夜间出行是安全的。同时，他给记者展示了用一条安全绳绑在腰间的钱包，说他习惯这样做，但在青岛完全不需要。

按照保罗的规划，他可能还会在青岛待很多年。在1949年的自传中，他将在那里的时光描述为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1936年10月4日，约翰内斯·比耶耶(Johannes Biereye)在《图林根汇报》上在纪念保罗70岁生日时写下了爱尔福特岁月：

“当意识到青岛被日本人侵占后不再是他的选择时，他应该何去何从？起初，他在柏林的弗里德里希-韦尔德什体育馆临时受雇了几周，但随后，应他的要求，他又回到了家乡，即埃尔福特的体育馆。在他所有的活动领域中，他在这所学校工作的时间最长，从1915年复活节到1932年，即17年。他能够在那里展示他丰富的知识……事实上，他能够向学生传达他自己的热情，这可能是他首先赢得年轻人心的原因……可以理解的是，他的学生们试图利用一切机会表达对他的钦佩，例如在1928年他的银婚纪念日上，他们为他带来了火炬游行……”

1918年，他成为非营利科学院的成员，并在那里发表了多次演讲。直到晚年，他仍然是各个俱乐部的活跃成员。由于他能够准确地阐述自己的思想，甚至能够结合自己的观点，生动地表达即使是“枯燥”的话题，他在各种官方场合都受到欢迎。1955年1月8日，他因骨折不治高龄去世。

保罗·邓尼茨的妻子1967年10月29日在桑德斯豪森去世。女儿夏洛特·路易斯·邓尼茨1904年9月13日出生于青岛，三天后去世。长子迪特里希·邓尼茨1911年3月13日出生于青岛，1943年10月2日在撒丁岛战争中受伤，在奥芬堡的医院去世。他是德国铁路议员。第三个孩子格哈德·邓尼茨于1919年9月27日出生于爱尔福特，他是一名医生，1986年1月28日去世。

在青岛市实验小学里，邓尼茨受到了学校老师和孩子们的热烈欢迎。校方领导表示，关于保罗先生在学校的记载不多，邓尼茨提供的素材填补了学校记载的历史空白。

保罗不知道的是，他离开后的学校继续前行。

日本侵占青岛后，劫掠了学校和校产，直到1922年青岛主权收回，学校才真正回到中国人的手中。

1924年，胶澳督办高恩洪等设立胶澳公立女子两级小学校，将学校正式命名为“青岛市公立女子两级小学”，也叫公立女子小学校，校长为连索兰卿。由于学校规模逐渐增大，并且增添了幼稚园，学校在东侧新建了6间平房教室。三年后，胶澳商埠公立女子两级小学附设初中部独立成校，校名为胶澳商埠公立女子中学校，两个班租下了观海二路25号民房为校舍，校长由国文教员李岫华担任，这就是青岛第二中学的前身。

在连索兰卿校长的带领下，学校蒸蒸日上，于1930年正式命名为青岛市立江苏路小学校，男女兼收，之所以学校名望日隆，是与连索兰卿校长的功劳密不可分的。她根据民国小学组织法草案规定“旨在养成儿童健康的体力，劳动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社会的能力，团体自知的习惯和精神”，在办学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学校赢得了声望。

学校的命运，与城市的跌宕起伏密不可分，1938年1月，日军第二次侵占青岛，学校于是年2月陷入停顿，师生员工解散，校舍封闭，惨状不堪回首。

为了尽快恢复教学，经过青岛地方人士的合力协调，仅3个月后，青岛市会立江苏路小学校成立，校长鞠文瑛，有教学班12个，教职人员21人，学生577人。到了1939年，恢复了原校名青岛市立江苏路小学校。汇泉广场上，还记录着1945年10月25日日军受降仪式的盛大场面，抗日战争胜利后青岛终于摆脱了侵略，教学秩序逐渐恢复。然而学校设施遭受严重破坏，家长目睹学校的困境，慷慨解囊，使学校校舍得以修复，并配齐了相关设施。当时的校长张叔若为了感谢家长，立碑铭记。青岛市江苏路中心国民学校恢复教学。青岛解放后，青岛江苏路小学废除了奴化教育、法西斯教育，改为教导制，提倡启发式和直观教学，教学质量稳步提高……

孩子们的笑脸感染了邓尼茨，能够在七旬高龄看到祖父工作生活过的地方，他感到十分欣慰。

一个人物的轨迹，再现了一段青岛的历史，记录，是为了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