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跳槽去海牙

半岛全媒体记者 牛晓芳

对很多人来说，30岁是一个微妙的年龄，意味着很多妥协与放弃都有了合理性。一些关于“放弃”的故事总在这个年龄段上演：放弃职业路径的大角度急转，放弃对陌生与未知的探索，放弃对理想爱情的追求，也放弃年少时的梦。

到海牙后，郭一旻常利用假期去周边国家旅行。

对郭一旻来说，30岁好像才是人生的开始。

30岁之前，她是大专毕业生、酒店秘书、超市客服；30岁之后，她换过4份工作，经历了上海、南京、青岛再到成都的迁徙，最后在50岁停靠在荷兰海牙。

如今的她戴着Tiffany的钻石耳钉，穿着白衬衫和亚麻裤，风姿飒飒地在高级写字楼里开会。当然，就像她喜欢的小说里那些独立潇洒的女性角色一样，她至今孤身一人，没有伴侣和孩子。

在这个关于“潇洒小姐”的故事中，一个问题横亘在所有问题之上：当她老了怎么办？

知天命之年，她咽下至亲双双离世的悲痛，开始直面衰老、疾病与死亡。她以失去的岁月与刀割般的痛苦为代价，理解了生命的朴素真谛：“好好活着”，在有生之年，去追逐每一个未竟的梦想，是对生命的最高致敬。

“我现在依然不觉得我的人生就这样了。”她说。

不是勇气，是运气

在海牙，我是一个很宅的人。

我租住在算不上市中心的地方，房东是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教授，他将这栋三层洋房的二层租给我，两室一厅、一厨一卫、两个阳台，以及阳台外绝美的风景。

八月的海牙，最高气温也只有二十一二摄氏度，早晨出门甚至有点冷。阴雨天居多，阳光珍贵。因此，在这个夏天，遇到天气晴好的周末，我会花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坐在阳台上，看着树，看着窗外的运河，看着河里偶尔经过的单板船，看着岸边跑步、遛狗和推婴儿车的人……什么也不想，只是坐着发呆。这样纯发呆的时刻，我在国内生活时很少有过，安静，有序，慢节奏，符合我对欧洲生活的一切想象。

没想到，去年因为一个工作机会，我真的过上了青少年时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只不过，它比我期待的晚来了十年。这十年的迟到，可能要归咎于我在之前的岁月里没有很努力，如果现在40岁，我可能会更开心。

1973年，我生于山东青岛，今年51岁。按照上一家公司的规定，员工干到50岁就可以选择退休，但是49岁那年，我跳槽去了成都，又在50岁跳槽来了海牙。

这是勇气吗？我一直觉得我不是很有勇气的人，也不是很努力的人。不聪明，也从不主动争取机会——总是机会掉到我手上，我伸手接住了而已。

这不是勇气，是运气。

1991年，我没有考上本科，在青岛读大专，学的是英语专业。那个年代，国内能够流利说英语的人还不算多，因此英语专业的学生出来，就业路子还比较广。但我属于没太有出息的人，英语学得也不好，毕业后就去酒店工作，做销售总监秘书，日日面对顾客，重复着一套标准话术。

这是一份对我来说很没意思的工作，我在几年里换了好几家酒店，直到2002年左右，跳槽去了家乐福，做客户关系经理，负责处理客户投诉。在这份工作中，我目睹了人性的阴暗面——总有人为了蝇头小利，会费尽心机说谎。这令我对人性感到失望。

那年我29岁，正处在人生第一个迷茫阶段。明明手握大把青春，却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对学历不自信，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因此，即便对现状不满，也缺乏改变的勇气。

回想起来，二十多岁时的自己，好像一直困在没意思的工作里，和无趣的生活纠缠不清。那时我常常失眠，一遍遍问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吗？

机会，一个又一个

也许，在看不见光的日子里，需要有一个东西开启心里的眼睛。

在家乐福工作大约半年后，第一个机会砸到了我手上。

一个朋友在一家日本化工公司设立于上海的工程公司做招聘经理，项目急需用人，而她招人又很困难。“你愿不愿意来？”她向我勾了勾手，我欣然答应。

就这样，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在青岛的一切，一个人跑到上海，以项目经理秘书的职位进入这家外企，签下了一年的短期合同。那年我30岁。

事情也不总是那么顺利。

记得到新公司第一次参加项目会议时，一踏进会议室，满眼都是“老外”——荷兰的、美国的、加拿大的、德国的、南非的……“我是到了联合国吗？”

同事帮忙介绍了一圈，而我一个人都没记住。好在，我虽然不擅长记名字，但擅长认脸。

那次会议，我的工作是做会议记录，可是直到会议结束，我只记了一个日期，其他一句话都没听懂。情急之下，我想到一个办法——拿着本子去找参会的每一个人问：“你在会议上说了什么？”

幸运的是，这些刚到中国的外国人对我表现出了极大的友善，他们说，“这样吧，我写个邮件给你。”我就用这种方法，把一封封邮件搜集起来，拼凑了一个会议记录。

虽然问题解决了，但回家后我还是大哭了一场，我心想，开会一句话都听不懂，人家不会不要我了吧？朋友安慰我：“你放心，咱们这个公司还从来没有人在试用期被辞退。”

就这样，我坚持了下来。其实学语言就像开车一样，身处英语语境，天天练就会进步。我记得自己大约痛苦了两个月，半年后，工作开始游刃有余。

一年后，还没来得及担心合同期满的问题，第二个机会又掉了下来。

2004年，一位同事跳槽进入上海的一家德企，因新公司筹备，用人缺口大，经同事引荐，我顺利入职。我在这家公司一直做了18年，直到2022年离职。

最初的7年，我一直在上海。直到2011年，母亲生病，又恰逢公司在青岛筹备建厂，我顺势回青，且获得了一个升职的机会。

那年我38岁，依然没有结婚。

50岁，再出发

我内心坚信，人要走出去才能被看见，停留在原地，只会变得越来越笨、核心竞争力越来越弱。

话虽这样说，但实际行动起来却很难。早在2016年，我就开始通过电话或者视频找工作，一心想回到上海，但结果都不理想，其中，年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且随着时间流逝变得一年比一年更严峻。

印象深刻的两次机会出现在2020年。我对那两份工作十分心动，对方看到我的履历也很满意，但一问年龄，都拒绝了我。我心里明白，47岁的人，对一家公司来说，是不被期待的。人人都认为你是来等退休的，你的有效工作时间已经不多了。但我依然倍受打击，花费很长时间安抚受伤的自尊心。

直到2022年，上天又眷顾了我一次。

那一年，湛江有一个特大项目，国内同行业的工程公司几乎都参与了，由于极度缺人，一家位于上海的德企不顾我49岁“高龄”录用了我。结果阴差阳错，我没能去往湛江，而是先被派往位于成都的另一个项目。

无论如何，能走出去就好。

那时的我依然单身，没有牵绊，打包行李，期待满满，拿着一份包含外派补贴的高薪合同，再次毫不犹豫地告别青岛，跑到六月火热的成都。

我在成都度过了一段相对悠闲的时光。工作内容简单，强度也不大，多年的工作积累以及一定的经济基础，让我有了对抗孤独、从容生活的底气，全新的生活环境，也让我的心打开很多。

30岁初到上海时还要合租，49岁的我已经有能力一个人在公司附近租下一整套房子。我常常独自在成都的大街小巷骑行，遇见美丽的地方就停下来，拍张照片，然后再出发。

2023年，成都的项目结束，当我准备回上海公司接受新的工作安排时，一位有过一面之缘的同事向我推荐了一个去往荷兰的工作机会。

从无比顺利地通过三轮面试，到拒绝掉国内薪资诱人的新项目，再到一件一件处理掉出租屋里带不走的东西……2023年9月，我站在海牙街头，恍然感到，这一切像梦一样。

年满50岁，我停掉了国内的社保，正式成为一个领养老金的人。这对我来说好像一种解脱，终于不再被年龄问题困扰。那些曾经能够伤害我的东西，如今我都不在乎了。

我在荷兰投了社保，网页显示，我的退休年龄是68岁。原来走过半生，人生还有至少18年可以奋斗。

只管努力，永不放弃

到今年九月，我来海牙就满一年了。

工作基本顺心，生活简单安逸，内心平静充盈，人生似乎了无缺憾。如果要我现在回答，选择这样的一生，后悔吗？我的答案是，至少到此时此刻还没有后悔。

我不是不婚主义者，如果在适合的年纪遇见心动的人，我也会结婚的。但许是小时候看了太多爱情小说，我内心对婚姻和另一半产生了极高的期待：我在乎的不是对方的条件，而是和这个人在一起，能不能变成更好的人，我的世界能不能变得更大？

我在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四十多岁时，都曾遇到过世俗意义上“适合”结婚的对象，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必需品的婚姻，对我来说只是奢侈品——除非遇见“非他不可”的人，我的一生不一定要有婚姻。

有人将女性形容为一个圆的一半，需要找到你的另一半，凑成一个完整的圆。我发现在寻找另一半的过程中，随着年龄、阅历、经济能力的增长，我的那个圆逐渐成为四分之三，现在慢慢变成几乎没有缺口的一个圆了。我感激自己可以走出去，可以挣钱，可以独立生活，不用非得嫁人。

也许，真的等到七老八十动不了的那一天，我可能会因为没有结婚生子而后悔。

其实，我并非对养老毫无准备。

35岁那年，当我意识到这辈子可能要一个人过了，就为自己买了一份医疗保险和寿险；四十几岁时，我又跑去香港买了另一份覆盖病种更广的医疗保险。这些是我的安全垫。

另外，我觉得自己大概率是会进养老院的，除了多攒钱，进高端一点的养老院，祈求自己能够通过金钱换取无微不至的照顾外，我也祈求自己能有一个好的“造化”——无痛苦地、体面地离开。

2011年，妈妈突发脑血栓，半边身子不能动。经历了两次手术，在病痛与抑郁的双重折磨下，三年后还是去世了。2023年，爸爸突然查出患有脑瘤，仅仅三个月的时间，病情急转直下，也突然离开了我。

年轻时没有考虑过死亡这件事，直到目睹了父母从生病熬到油尽灯枯，我开始意识到，人老了以后是一件很悲哀的事。这是无论有没有伴侣和孩子，都无法避免的悲哀。

所以，对抗生命的无常，我确定能做且一直在做的，也只有一件事：你只管努力，永不放弃，按自己的意愿过一生。（应受访者要求，郭一旻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