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贾传奇丨老楼故事：强占被毁 它们见证青岛沧桑

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悦

二爷爷经常通过收音机听当时的抗战新闻,有一次他还对我们说,‘你们都是刘家的人,咱家的孩子绝对不能给日本人做事,也绝不能当汉奸!’”刘洪祥先生告诉半岛记者。

虽然关于刘子山和日本人关系密切的传闻很多,但是家人听到的都是刘子山绝不向日本人屈服的豪言壮语。即便是在抗战最激烈时,东莱银行日益艰难,如果不和日本人合作,都有破产的可能,刘子山也不妥协。“事实的确如此,抗战期间东莱银行坚壁清野,虽亏本但坚持不倒闭,靠我家积蓄和房产维持同仁生计,可想而知抗战八年间家产已耗尽大部”,刘植先生说。

银行的业务紧缩,直接影响到东莱银行在青岛的办公。湖南路39号营业大楼的遭遇更是曲折。

这栋大楼的命运曾被认为是刘子山讨好日本人的证据,为此,刘家人曾经“声嘶力竭”地申辩。幸而,青岛文史专家鲁海先生查证,这栋大楼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日本宪兵队强占而去,这才让刘家人松了一口气。

刘植先生在自己的博客中连续回顾了湖南路39号大楼的缘起和经历。他称,之前刘子山将妻子林氏从老家湾头村接到青岛后,住在曲阜路1号(今浙江路26号)的安娜别墅里。当时,刘家人只知道这里曾是朝鲜李王府,还不知道这栋大楼曾是德国商人罗伯特·卡普勒的私邸。然而,很快,他们就搬了出去。

“李王府被我家称作‘凶宅’,因为没几年在里面就死了两个人。1919年我亲祖母突然病故,相隔不久,1922年包括我的继祖母多人煤气中毒,其中一女佣抢救无效身亡。不吉利的死人事件,促使全家从曲阜路迁出,暂住太平路37号。因太平路靠海潮湿不易久住,故与此同时着手建造湖南路39号。”

刘植先生说,湖南路39号为1923年所造,设计师是青岛礼和洋行买办杨浩然。“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业余建筑师,我家在青岛的许多房子的设计出自他手,包括天津路东莱银行旧址”。进口的红松、精致的樱桃木西式家具,以及各式各样的德国钟表,证明刘子山的用心。　

只是,在这栋大楼住了没几年,刘家人就搬迁到了天津。大楼“1929年曾由青岛总商会作保,租给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租期为一年。1933年青岛东莱银行分行在此楼一楼复业,地下室为保险库,二楼保留作为居住之用。1933年起每逢夏日家母都带我们子女来此避暑,直至1936年。日本侵略中国,青岛沦陷,湖南路39号被日本宪兵队霸占,东莱银行青岛分行被赶出至湖北路上的太平保险公司之内营业。当时青岛东莱银行经理们都在天津不敢回青,只有襄理高子佩等主事。他们感到湖北路离日本宪兵队太近,威胁甚大,故又将分行迁至中山路大陆银行二楼”。

其实,比湖南路39号更命运多舛的是旧太平路37号,“旧太平路37号原属鲁大矿业公司,北洋政府期间其总部设于此。鲁大矿业因经营不善欠下债务,故将该房产卖于我家,用以还债。适逢战乱,找不到出租下家,故房屋一直空置。1929年被国民党市党部强占。众所周知,1932年1月12日,日本的暴徒烧毁了这栋大楼,国民党市党部被迫关闭撤出”。

自1928年起,刘子山就厚德堂的事务交给了儿子刘少山管理,所以太平路37号大楼被毁后,刘少山亲自来到青岛主持修缮事宜。这次修缮,去掉了角楼,有一种说法称这也是跟安娜别墅上的塔楼有关,认为这种形状的设计会给刘家带来厄运。“青岛被日本侵占后,该房屋又被日本兴亚院霸占”。

1940年,离开青岛多年后的刘子山悄然回来,一起陪同的有三子刘仪泉、长孙刘燊等,他此行非常低调,参观了湖南路39号大楼、天津路东莱银行大楼,以及馆陶路的东莱贸易行,蒙阴路8号住宅,和安娜别墅、太平路37号等,这些建筑物里有他的心血和家人。

“那时候我父亲在天津,头发一下子就掉啦,因为日本已经侵占青岛,就怕爷爷他们再也回不去了。爷爷他们确实也遇到了困难,中间几经辗转才从济南回到天津,父亲这才松了一口气”,刘植先生叹息说,祖父其实很迷恋青岛,只要有机会都想到青岛看一看,只是晚年时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加上时局不稳,出远门对他来说是一种奢望。

这一次,是刘子山最后一次来到奋斗过的第二故乡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