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印记：烽火中的成长——一名特工的人生转变

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张文艳

一个人为了革命事业，可以有多大的改变？王艺给了我们答案。王艺的夫人、93岁的关瑛璇说，王艺原来是个“很活跃好动的年轻人，喜欢游泳踢足球等”，后因转做地下党情报员，性情大变，从此一丝不苟，谨小慎微，从不多说一句话。王艺的次子王忻教授也告诉半岛全媒体记者，父亲在他们四兄妹的眼里，严肃认真，不苟言笑，“我们都有点怕他”。

王艺是谁？和他一起工作过的邹鲁风又是谁？半岛全媒体记者独家专访了英雄们的家人，还原山东大学抗日救亡斗争和崂山抗日游击队建立的过程。

初来青岛

积极组织学生抗日救国

驻足鱼山路与大学路网红墙前，观看游人排队拍照，阳光和煦，夏日的色彩让一切显得清晰而有序。沿着鱼山路蜿蜒上行，停留在5号，这里是中国海洋大学的校门。一座如今安静的象牙塔，曾经在抗日救亡中发出嘹亮的吼声……

手拿一张复印的简历，名为王艺自述，是王元会先生和王绍君导演赴北京拍摄纪录片《追寻——青岛特支在崂山》时，从王艺夫人关瑛璇家中拿到，并转送给半岛全媒体记者的。

简历上有一张一寸照，非常珍贵，因为这是王艺唯一一张1949年前的照片，王艺因为从事地下工作，早已销毁了以前的一些资料和照片。作为中国海洋大学前身国立山东大学的校友，海大校史研究室主任杨洪勋先生说，王艺很神秘，他在山大的学习和活动情况记录也不多。我们只能根据他的一段1936年的回忆录和夫人与次子的描述，以及李欣的回忆录来还原王艺的特殊经历。

王艺自述摘自1934年中央大学实验学校高中第一届毕业纪念册。彼时王艺（曾用名王良，1913年~2003年）21岁，江苏涟水人。他自幼家境贫寒，“历年费用，多出借贷，益以天灾人祸，纷至沓来，农村经济，久频破产，艰困之状，难以言喻”。尽管如此，王艺的父母宁愿自己吃苦，也要供儿子读书，希望他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于是，王艺得以在“艰难困苦中接受完中等教育”。

1934年的中国，政局动荡，目睹一切的王艺深知百姓的苦难，所以，他立下志向：“自今以往，艺当排除颓唐之气，痛自奋勉，以求学业之精进藉谋自救而救众生也。”

1935年秋，王艺考入山东大学外文系，来到青岛，彼时的王艺非常活跃好动，踢球、游泳、唱歌，样样精通。这年年底，轰动全国的“一二·九”运动爆发。旧历年期间，山大同学组织了“抗日救国会”，王艺在寒假结束返校后，立刻积极参加了活动。由于部分同学到校外进行抗日宣传活动遭到警察局镇压、逮捕，山大校方又宣告解散“抗日救国会”，并开除了六名同学，引发了学潮。于是，王艺就承担起恢复“抗日救国会”的任务，并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

当时，有两批同学被开除，第一批6人，第二批9人，在同学们不满的呼声下，第二批被开除的学生廷荣懋、吴綪等9位同学的开除令最终收回，他们又能重返校园。

1936年3月初，青岛的春天仍有些寒意，第一批被开除的同学，除个别人，如李声簧已离青返平外，大部分如王广义、陈延熙等，还被软禁在市政府招待所内，等待坐船赴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本来就心中愤懑，再加上离别之情，所以内心集聚着不满的情绪。每天，都有不少人去看望被软禁的同学。

终于，还是要分别了，那一天，去招待所和他们话别的、到大港码头送行的络绎不绝，全校有一半的同学都来了，“连当时接近‘护校团’的人，也有不少人前往送行，不过他(她)们站在人群的后边”。

王艺他们看到了在同学中间发酵的不满和抵触情绪，在送走被开除同学后的第二天，就召集了全体同学，召开了一次大会，出席的人数达到了全校的百分之八十，“大家一致同意恢复‘山大学生抗日救国会’的组织，选举我、周仲篪等为常务负责人。当时我们需要办什么事，总是分头先找些正派的有威信的同学，如廷荣懋、郁少英、王瑭等商量，并决定由我通过吴綪去联系女同学，了解她们的意见”。

大概复课以后两个月左右，日本海军百艘军舰抵达青岛耀武扬威，救国会为了表达不满，“在校内下半旗，并派数名代表见沈鸿烈市长，要求全市下半旗，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炫耀武力”。

学生们一面在内部进行系列活动，一面关注着外面的动向，1936年5月下旬，救国会派廷荣懋同学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会议。同年秋冬之际，日侵犯绥远，救国会随即召开大会，抗议日寇侵略，声援抗敌将士，并建立“绥远抗敌后授会”。

终于，有好消息传来，1936年11月，百灵庙大捷，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国立山大派出了吴綪同学和周学普老师等数人前往慰劳。

周学普是国立山大的一位名师，1934年至1937年应赵太侔之邀执教于外国文学系，任日文讲师。周学普翻译的《哥德对话录》是中国最早的译本，直到1978年才有了朱光潜的新译本，胡适曾在晚年谈话录中提到周学普译的《哥德对话录》，认为“这部书是值得翻印的”。

通过王艺的回忆录不难发现，日文讲师周学普有着强烈的爱国之心，他与学生一起为抗日救国而努力着。

回忆旧友

邹鲁风与鲁迅的秘密交往

沿着鱼山路继续前行，大约500米就可以看到鲁迅公园，沙滩上，游人如织，孩童们挖沙赶海，构建出快乐的童年记忆。就在1937年的春天，在当时名为海滨公园的礁石旁，一场热烈的会议正在召开……

1937年春天，在中华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国立山东大学一批进步学生在青岛海滨公园（也有说法是在中山公园），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山东大学队部，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李欣、王冠仲、王艺、吴綪、周仲篪、韩宁夫、陈振麓、王桂荣、李风等20多人，选举吴綪担任队长，暑假前改选，由李欣当队长。

“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流亡同学经青岛转赴内地时，山大学生救国会向当时市政府社会局要求提供流亡同学住所，几经交涉，才将车站附近民教馆拨为流亡同学临时住所，山大歌咏队、演剧队多次为流亡同学演出。在王艺的回忆录中，有一个同学值得注意，当时有一位东北大学的同学邹鲁风，曾担任北平“一二·九运动”游行队伍总纠察，也是民先队的一个领导成员，他被留在青岛担任流亡同学办事处主任。

邹鲁风，原名邹宝璠，曾用名邹素寒，辽宁辽阳人，他是翻译家曹靖华的得意门生，邹鲁风的儿子邹伏婴先生说，1936年初，邹鲁风曾以北平“学联”代表的身份去上海参加全国“学联”筹备工作，为了安全工作，他找恩师曹靖华寻求帮助。曹靖华给他介绍了一位影响他终生的朋友——鲁迅。

邹伏婴说，邹鲁风提着曹靖华托他带的小米，来到上海，到达内山书店。关于与鲁迅先生的交往，邹鲁风也撰有回忆录《党最亲密的朋友》一文，他回忆，第一次和鲁迅先生见面，鲁迅没有丝毫客气，只是低声地说了一句：“回头到外面喝茶去。”就又继续和内山先生去谈天了。“待喝完了内山先生倒给我们的两盅茶，鲁迅先生才向内山先生告辞，我们一起走出了书店。在横过电车道的时候，鲁迅先生告诉我说：那站在书架前向他打招呼的穿西装的人，就是日本领事馆的特务”。在一家咖啡馆，两人畅谈了两个多小时，鲁迅先生对于当前的抗日救亡运动表示了极大的关心。

由于有了这样的交往，回到北平后不久，学联秘书长姚依林要他将一封重要的信送到鲁迅先生那里，再请他转交给党中央。来到上海后，邹鲁风很快将信送到了鲁迅手里，此信后经宋庆龄辗转交付党中央。由此，中共北方局与党中央恢复了联系。

第二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东北大学“一二·九”运动中的骨干力量，纷纷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线。邹鲁风被派往山东开展地方工作。在青岛，邹鲁风见到了好友李欣，李欣回忆说，“因为我和邹鲁风以前认识，我们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那时我们曾请路过青岛的知名进步教授刘清扬和我们一起座谈形势。为了准备迎接抗日游击战争，我们请曾经参加过东北抗日联军的邹作华给我们讲授游击战术”。

1937年的11月，邹鲁风与伍志刚、王再天等被派往高密，争取地方武装蔡晋康部。时任鲁东南工委书记的邹鲁风，与副书记伍志刚等，从青岛带领一批包括东北和平津流亡学生，青岛、即墨、胶县一部分工人和山东大学的学生等进步分子七八十人，参加了蔡部，对他们进行统战工作。蔡部后来坚持与人民为敌，到1938年2月，进步学生只得撤出该部，因此有一百单八将南下的典故。

邹伏婴先生说，山东简称鲁，这也是他后来将名字改为鲁风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则是他感念去上海时，鲁迅先生的关怀。

崂山烽火

奔波在毕家村里的王秘书

北宅街道毕家村，风景秀美，山峦叠嶂，由于村南山上有一个酷似笔架的巨石，便定名为笔架村。后来，毕氏从云南迁入，人丁繁衍兴盛，得名毕家村。采摘樱桃的热闹景象刚刚落幕，游客似乎意犹未尽。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崂山游击队的烽火，也曾在这里燃起……

这要从王艺他们与王氏兄弟的缘分说起。

由于国立山东大学政治基础好，李欣根据“东工委”的指示，立即着手进行恢复党组织的工作，“我看到陈振麓、王艺两位同学政治表现很好。同时，我了解到，陈振麓早在1933年，在察北抗日同盟军已加入了共青团。因此，我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接着，我又发展王艺加入共产党”。

经“东工委”的批准，中共青岛特支建立，李欣任书记，陈振麓分管组织，王艺分管宣传。

特支成立后，很快又在山大发展了一些“民先”队员入党。青岛特支的建立，不但使被破坏近三年之久的中共青岛党组织又恢复了生机，而且为组建抗日游击队伍确立了领导核心。

作为工委与特支的联系人，王艺与陈振麓、李明海等人一直忙碌着，王艺作为联络员，奔波于山东省内的各个地点。在此期间，还恢复了王景瑞、王焕章的党籍。

就是通过王氏兄弟，王艺他们与崂山的老党员们接上了关系。得知毕家村的政治基础较好，他们研究确定，集中力量到郊区去，以毕家村、蓝家庄为中心，组织崂山抗日游击队。于是，陈振麓和王艺带领着山大学生章茂桐、王桂荣等到崂山毕家村住下，和李西山、王景瑞、王焕章等一起，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游击队。

之后，兵分两路，李欣与邹鲁风等一起到高密争取力量，留在青岛的则继续在毕家村工作。

鉴于青岛党组织的力量发展到一定规模，“东工委”决定：撤销青岛特支，成立中共青岛市委，由陈振麓任书记，王景瑞任组织部长，李西山任宣传部长，王焕章任职工运动部长，李明海任武装部长。这是抗战时期第一届青岛市委机关，直到青岛解放，市委机关一直驻在郊区。宣布这一重大消息的，正是王艺。1937年11月底，天气日渐寒冷，毕家村的人却一点都感觉不到。当秘书王艺把“撤销青岛特支，建立中共青岛市委”的消息告诉大家后，众人斗志高昂。

没有枪没有炮，崂山人民有的是不怕困难的坚强意志。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这里的革命火种被深深种下。

1938年1月，日军在崂山登陆，在紧急情况下，中共“东工委”决定，青岛市委率领崂山抗日游击队前往诸城，与中共高密游击队工委掌握的力量汇合，组成高密游击队第四中队。为避免途中遇到日寇时易遭损失，上级指示不带武器，化装成老百姓，分批出发。王艺他们将所有的武器就地藏匿起来，连夜赶制便衣，分三批离开青岛，奔赴新的抗战征途……

采访特写

一名地工的惊人转变

离开青岛，王艺1938年9月先后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并担任支部委员，1940年受中共中央社会部派遣赴莫斯科学习，1941年回国后，进入地下工作，被派往上海、南京负责收集日军政治军事情报工作。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从事筹建电台工作，直到1948年回到解放区，并在解放前进入北京接管警察局，正式进入公安系统。

很多认识王艺的人，都说他很神秘，就连最亲近的爱人和子女，都不了解他以前的情况，因为他从来不说。

王艺夫人关瑛璇今年已经93岁高龄，她接受采访说，她和王艺是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时，经组织介绍相识相恋结婚的。那么，之前的王艺到底什么样呢。照片？没有，因为地下工作的原因，全部销毁；性格？不知道，只听老战友说他以前是个“很活跃好动的年轻人，喜欢游泳，踢足球等”。后来因为任务在身，时刻需要保持高度警惕，所以他变了，变得守口如瓶，变得谨小慎微。

这个习惯，到了老年仍未改变。

在经典谍战剧《潜伏》中，余则成为了提防有人偷偷潜入自己家，就在家门口的脚垫上撒上香灰，只要家里地板上留下了香灰脚印，就说明有人偷偷进来过了。在王艺的次子、任教于清华大学的画家王忻教授看来，这样的情节太艺术化了。电话那头，远在北京的王忻笑着说，敌人的反间谍能力也很强，香灰很容易被注意到，而且一般人不会在门口撒香灰，余则成这样反而更容易暴露。

王忻说，父亲曾经在苏联进行过特训，“三个人中只有他自己留下了，他到底接受过什么样的考验，我们都不知道，他也从来不说”。他们兄妹四人，都很怕父亲，因为父亲非常严肃，遵守组织原则，容不得半点马虎。“这样，反而给我们四个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我们全部都是靠自己努力才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不错的成绩的”。没有人靠父母，因为父母不容许他们这样做。

尽管不知道父亲到底经历了什么，王忻还是从父亲的只言片语中，得悉父亲是名优秀的地工，因为他从事地下工作七八年的时间，从未暴露过，就算后来与组织失联，经组织证明也与他无关。而这些信息，是从组织上寄给他的一封信和一笔奖金才揭秘的。这笔奖金，当即被王艺全部作为党费上交了。

在刀尖上行走，必然异常危险。

王忻教授说，父亲在上海做地下电台发报工作时，由于往苏联发送，需要的电台功率较大，所以信号很强。他每天都是在夜里趁别人熟睡后再发。有一天，房东太太突然找到他，对他说：“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不能再住我们这里了。”原来，房东的儿媳妇刚刚产子，半夜经常起来喂奶，发现了王艺的秘密。这也说明，王艺随时有暴露的危险。

在生死线上徘徊的2000多个日日夜夜，让原本积极活跃、从事宣传工作的王艺，变得沉默寡言。

孩子们在他面前噤若寒蝉，“我哥小时候都绕着父亲走”，王忻教授笑着说。但他对人很和蔼友善，一年夏天，王忻回到家，看到80多岁的父亲正在认真地捆旧报纸，一摞摞报纸摆放得整整齐齐，上面都留有提手。“我对父亲说，反正要卖旧报纸，直接给他们称就行。父亲说，他们没有绳子，不好拿，我捆好了，方便他们提走”。

即便退休多年，王艺练就的“基本功”仍然留存在他的骨子里。年逾九旬时，他早上起床都会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毛巾笔直地搭在卫生间的架子上，东西摆放有序，方便取用。

“有一回，我要查阅一本毛主席诗词，记得父亲的书房里有，就到他书架上找了找，没有找到。只是拿出两本书翻了翻，就又推回了原位，我知道父亲不让随便动他的东西。没想到，不久后，父亲问我：‘你要找什么书？是不是没有找到？’我很惊讶，我之前没告诉他我要找书啊！报出书名后，他立刻到书房帮我找到了”。直到今天，王忻教授都不明白父亲是怎么知道他动过那两本书的。

关瑛璇老人说，王艺生前的抽屉里，始终放着一本党章，随时都会拿出来翻阅，为了革命事业，他的初心始终未改。

这，就是老一辈人的革命精神！

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曾在崂山为抗日而奋斗过。青岛女导演王绍君导演的MV《游击队行军歌》正在青岛地铁内播放着，歌曲的填词者是伍志刚，歌唱者则是一批北京新四军的老战士。

他们的精神，正在传承；他们的事迹，永被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