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印记丨一本居住证 道道生死关

2021-06-27 19:22 大众报业·半岛网阅读 (61288) 扫描到手机

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张文艳

1960年,一位中年男人走进青岛市博物馆,将一本泛黄的居住证郑重交给了工作人员。

居住证的封面上印有“青岛特别市公署发给居住证”的字样,编号是第414007号。捐赠者名叫李研吾(又名李砚吾,1916~1987年,莱阳人),居住证上的名字是李炳玉,这是他1943年为了掩护地下共产党员身份办理的证件。

如今,证件的原件正在青岛市博物馆展出,6月25日,一楼开放的“红色足迹——青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成果展”里,也可以看到证件的照片。展览部主任郑海燕告诉半岛全媒体记者,每次看到居住证的时候,就会感受到当年在那个没有销烟的战场上,它与它的主人经历的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战斗。

这本居住证,伴随着李研吾走过了一道道关卡,让他得以顺利地开展工作。接下来,我们打开这本泛黄的居住证,就像打开一段抗日战争史,与多位亲历者一起,还原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共地下党员的艰苦奋战和血泪往事。

事件背后,:同志们血的教训

“姓名李炳玉,年龄26岁,住址:西达翁村180号,职业:德香斋伙(计),时间:中华民国32年1月21日。填发机关:青岛特别市公署。右食指印,左食指印,发给此证不取分文”。

“照片上的这位年轻人,虽然因为时间久远而面容有些模糊,但利落的寸头,坚定的表情,仍然显出几分刚毅”,郑海燕主任告诉记者,证件的主人是李研吾,这是他1960年亲自捐给青岛市博物馆的,放下证件,他什么都没有说。“居住证的办理时间是民国32年,也就是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的1943年。它的主人真实姓名叫李研吾,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地下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共上海市委财贸部副部长等职。李炳玉则是他当时做地下工作掩护身份用的化名”。

于是半岛全媒体记者根据李研吾回忆录,以及胶东区党委敌占区工作科科长王台、中共青岛工委书记谢明钦等人的回忆片断,还原了李研吾以及抗日战争前后青岛市区地下党的艰难工作。

李研吾

1938年初,日本侵占青岛后,在胶东、滨海两大根据地党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青岛地区即墨、胶县、莱阳、平度的党员紧急行动起来,克服重重困难,恢复、建立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在青岛地区燃起了武装抗日的烽火。然而,青岛市内的大部分党员都撤了出来,因此,市内地下党的力量比较薄弱。

为此,1941年6月,胶东区党委设立了“敌占区工作科”,后将敌占区工作科改名为“城市工作科”,充实了人员,明确了任务。在抗战时期,青岛的地下党组织就是这样一步步艰难地建立起来的。

经王云九推荐,胶东区党委将曲华派进青岛。曲华原名李继仁,来自五支队六十五团。在青岛期间,曲华积极工作,在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发展了杨真(刘文卿)、张辽(韩大珉)等党员,然而,让党组织很担心的是,当时青岛市区形势严峻,环境恶劣,曲华的危险意识不够,党员之间都互相认识,“横的关系太多”。为了安全起见,胶东区党委把莱阳县委书记谢明钦派往青岛,整顿组织。

接到任务后,谢明钦进入青岛市区,住进了东光路13号杨真的家里,杨真家有母亲、姊妹7个。杨真是文德女中的学生,大姐在烟草厂工作,大姐夫在四方机厂,二姐和三姐也都是烟厂的工人,杨真的妹妹刘文毅(梅山)是女中的学生,已是党员,还有个妹妹是“抗先”。这是一个思想进步的家庭。

杨家是独院,邻居关系也不错,杨真托人给谢明钦报了户口。安定下来以后,谢明钦便带领大家建立了青岛地下党工作委员会,谢明钦任工委书记,曲华任组织委员,杨真任宣传委员。工委机关就设在东光路13号,杨真的六妹担任政治交通员。几经努力,谢明钦让房子和以账房先生的名义托人办了“良民证”,化名李子斌,搬离了杨家,住到了西太平村房子和家。

没想到,胶东区党委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942年1月5日早晨约4点多钟,党员高文旭用脚踏车带着谢明钦到盐滩村纺织工人张仲美的家中。谢明钦是受组织委派,打算到沧口盐滩村开个磨房作为职业掩护的。和张仲美聊了几句,谢明钦感觉此人不可靠,便不再多说。是日晚,谢明钦、高文旭和周永智正在聊天,突然3个日本特务闯了进来,二话不说就将他们绑起来,关进沧口飞机场特务机关。

在那里,谢明钦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和严刑拷打,“(敌人)用自来水管子、钻条从背上到大腿来回地抽打,打得我眼里出血、奄奄一息了,他们才把我拖回看守室”,但谢明钦咬定他是来考察生意的。敌人没有问出什么,宣布判决:高文旭死刑,谢明钦三年半徒刑,周永智两年徒刑。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谢明钦才重获自由。

谢明钦被捕后,青岛工委遭到破坏,曲华立即部署有关同志转移隐蔽。5月4日,曲华前往胶东区党委汇报工作,在途经即墨大北曲村时,被日伪军逮捕,关押在青岛市伪警察局。在狱中,曲华悄悄捎信出来,告诉党组织他被判处发往东北充当“劳工”。一个月后,曲华被敌人押往东北,在济南四站换车时,他鼓动同车难友一起暴动逃跑,不幸被日军枪杀。

曲华虽然经验不足,但对党绝对忠诚。他的妻子1940年病逝,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无人照看,他托付给老人,自己单独住在工人宿舍中,全力投入革命事业,为了地下工作的需要,长期不准孩子前去看望。1983年青岛市政府正式批准曲华为革命烈士,以褒扬他对革命的贡献。

谢明钦等被捕后,青岛工委改为“特支”。特支书记是杨真,张辽、莫易为委员。莫易分管工人方面的工作,张辽负责学生、青年工作,就3个人的小组织,虽小却精悍,一直保持到1943年。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研吾自1942年到1945年的4年时间里,接管过青岛的城市工作,几进几出青岛。

1945年8月,中共山东军区发出5路大军进攻大城市的命令,图为八路军进入胶县时的情景。

首度进青:摇身变成小伙计

来青岛的第一个阶段,让李研吾收获最大的,是搞到了一张“良民证”。

1942年10月份,李研吾来到青岛,胶东区党委派他来,是为迅速整顿恢复组织关系,防止敌人进行更大的破坏行动,也打算从根本上解决市内党组织的扎根问题。

出发前,胶东区党委组织部城工科长王台嘱咐李研吾说:“组织决定从长远计,让你一个人先打入市内,想办法以合法身份长期住下,先不要忙于工作。”这个任务看起来不重,却让李研吾很犯难。

“当时青岛的敌人十分疯狂,特务便衣多如牛毛,市内岗卡哨警戒备森严。我在青岛市内又没有亲戚朋友可利用,进来就不容易,更何况还得驻扎下去”。正在此时,中共南海地委的葛冲晓给他带来一个好消息。葛冲晓有个舅舅在青岛市中山路、即墨路一带搞运输做买卖,经过他的帮助,李研吾得以顺利进入市区,住在了沧口西达翁村纪富章的家里。纪富章的岳父参加了胶县游击队,所以比较可靠。

然而,纪家人靠纪富章卖点心维持生计,生活本来就不富裕。现在又突然添了一位“不土不洋的外来客,有诸多难言之隐”。不能白吃白住,李研吾每天帮纪富章做点心,早出晚归帮他操持点心挑子,收入倒还可以糊口,大家相处得也很融洽。

期间,纪富章帮他搞到了一张居住证。这张当时的“良民证”,让李研吾日后得以顺利进出青岛。

日子一天天过去,李研吾有点着急了,毕竟他不是来做伙计的,他有重要任务在身,那就是扎根市内,用合法的职业掩护身份。纪富章无权无势,不能帮忙。思量再三,李研吾决定回到胶东区党委向组织部汇报,1943年春节前,李研吾返回胶东区党委组织部,组织上也认为如果没有合法的职业,是不宜在纪家久住的。更何况,他也曾遇到过惊险一幕:“有一回我走到四方桥上公共汽车站时,被一个警察盯上,他喊我过去,我假装没看见,他用警棒子狠狠敲了我一下,要检查我拿的什么东西,结果他把《鲁迅全集》端详了好一会,又没好气地撂给我走了。”

撤出青岛市区,李研吾住在了位于平度的中共南海地委。

王台

再度进青:汲取经验,单线联系

平度位于山东半岛西部,历史悠久,是著名的抗日根据地。从1943年开始,李研吾就驻扎在了这片连接青岛和胶东区党委之间的安全地带。

在李研吾到达平度以前,王台和耿桥在这里掌握着一批青岛市内的地下关系,李研吾抵达后,就陆陆续续接管了这些工作,并担任中共南海地委副书记。

彼时,青岛市区最大的问题是地下党员、地下关系相当暴露,市内横的关系太多,连家属之间彼此都熟悉,少数人在群众中也有所暴露,很危险,容易出问题。一旦遭敌人破坏,一抓就是一大片。

除了谢明钦和曲华,还有一位共产党员也付出了血的代价。

1942年春天,谢明钦被捕后,王台他们还不知道,组织部部长刘坦找王台商量决定,再向青岛派一名干部。经过权衡,他们决定派李晨去,因为李晨会做鞋,有这个手艺很容易掩护。“我们布置让李晨和其爱人秦光一起去,开个‘夫妻店’,单线和党委联系。我们找来负责人刘宿贤交待了此事,让他通过关系派进去”。然而,是年5月份,刘宿贤带来了噩耗:李晨同志被捕牺牲了,这让众人非常地震惊和难过。李晨夫人秦光也赶来,含泪向大家汇报了事情的经过:李晨在根据地拉队伍,进行抗日救国活动,经常参加群众集会并讲话,很多人都认识他。莱阳的一个坏蛋跑到了青岛,在马路上认出了他,向敌人告密,将他逮捕,让狼狗活活地给撕了。李晨同志牺牲得如此惨烈,让在场的人都握紧了拳头……

东光路13号,青岛党组织活动点。

如此下去,必定危险重重。

1944年冬天,胶东区党委成立城工部,李研吾调到城工部任城工科长,主要抓青岛、烟台、威海、大连等城市,准备里应外合武装起义,解放大中城市的发动工作。

李研吾和王台研究决定,为了安全起见,需要将青岛特支再一分为三,按职业分为3个独立的支部。一个由杨真负责,分管妇女工作;一个由莫易负责,分管工人工作;一个由张辽负责,分管青年工作。仍由在南海地委时的政治交通员刘琪,负责市内与青岛工委的联络工作。要求3个特支成立以后直接由青岛工委领导起来,彼此间不横向来往,主要任务是发展党员,团结群众,扩大力量,待机而动。

这样虽然领导起来头绪多,但工作的独立性大,保密性强,在敌占区城市开展工作方便。市内3个特支只能独立作战,然而,他们发挥了较好的作用,物色了不少青岛市内工人、学生、商人等,并把他们集中在根据地学习党的政策,教授密工方法,重新派回市内执行任务,有些还送到胶东党校去深造,成了党的干部。

这是李研吾持证在青岛工作的第二个阶段,时间跨度是从1943年到1944年底。

几进几出:一证在手,有惊无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形势急剧变化。胶东区党委决定派李研吾再赴青岛,抓解放青岛的准备工作。

山东分局已经在根据地成立了中共青岛市委,林一山任书记。在军事上也作了相应部署,刘中华的一个团进驻了崂山,聂凤智率六十三团开到即墨灵山,目标都指向青岛市。

任务紧急,李研吾需要迅速打入青岛,向地下党传达上级指示,凡有条件的力量都要迅速组织起来。1945年8月23日,李研吾从海阳县胶东区党委机关驻地出发,匆匆赶到了崂山。随即跟随刘中华的部队开到青岛近郊前沿阵地,事不宜迟,来不及休息,李研吾就简单地化了装,让自己看起来像个伙计,并从当地找了一位向导,拿着李炳玉的居住证向市区进发。此时,形势极其严峻,国民党军队在郊区层层封锁,沿途盘查很严。

“良民证”再次起了重要作用,李研吾拿着李炳玉的证件,顺利通过了岗卡。谁知,刚过了沧口,向导突然不见了,这让李研吾又气又急,束手无策,往哪儿去?怎么办?突然,李研吾记起窦郁山的家在仲家洼,窦郁山是诸城人,194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胶东区党校学员,青岛地下党东镇支部书记,是信得过的同志。于是,李研吾立刻不顾一切地坐上车,直奔仲家洼,几经辗转终于找到窦家,这才与市内地下党接上联系。

经过研究,大家决定让李研吾搬到东镇杨真家里去住。为了安全,李研吾在开展工作时,只同几个特支负责人见面,不开全体会。即便是负责人,也是岔开时间逐一传达上级指示,避免横向暴露。必要的时候,由杨真、张辽、莫易传递情报,还有左毅的妹妹、窦郁山的小姑帮忙送信看门。有任务,大家分头行动。

1945年,日军投降。

李研吾晚年统计说,青岛市内仅3个特支这条线,就有党员50多个,几百名骨干群众。崇德中学、烟草公司、四方中学、纱厂工人中也有几十个党员,如果这些力量统统组织起来,前景是非常乐观的。

曙光在前,大家很激动,对武装内应的安排也非常积极。大家分工明确,护厂护校,收集情报,保护要害部门,有条不紊。

然而,1945年9月13日,国民党青岛保安总队李先良抢先接管了青岛,并与驻青日军勾结起来,阻止八路军进城,拒绝日军向八路军投降。更糟糕的是,烟草公司地下党支部遭到破坏,支部书记马文被捕,交通员刘琪和窦郁山也被抓。觉察到情况不妙,李研吾立即从杨真家搬到西镇一个小学教师家隐蔽起来。

是年9月下旬,市委派交通员来通知李研吾,胶东区党委放弃了里应外合解放青岛的计划,让李研吾马上撤回解放区,并指示:鉴于市内地下党几人被捕,要把已经暴露的党员同时带回解放区,没有暴露的也要隐蔽得更深一些。李研吾当即行动,安排好大家的去留问题,9月底,撤出队伍准备出发了。

进来不易,这么多人安全撤出去也难。市内到解放区必须经过即墨西关卡,经过精心策划,大家决定分几路出发。

还是靠着这张居住证,李研吾闯过了几道关口。

在即墨西关最后一个关卡,李研吾又遇到了麻烦。出示证件后,刚要通关,一个带班的小头头突然过来抢过证件,仔细打量了一下李研吾:“你这样貌,只是个伙计?不可能!不能放走,得查一下。”随后,他开始盘问李研吾的籍贯住址,家里都有什么人,都是做什么的,就是不让李研吾通过。额头上,汗珠冒出来了,李研吾心想,再这样追问下去,非露馅不可。说也凑巧,正在这时,屋里突然有人喊小头头进去打牌,小头头一听,立刻答应一声,把证件扔给岗哨,急急忙忙进去了。

岗哨很同情李研吾,一看头头进去了,赶忙把证件还给他,使了个眼色:“还不快走!”李研吾会意,转身便走,一口气跑出十几里,身上大汗淋漓,回到即墨灵山,进了聂凤智的团部,才算松了口气。

不久,撤退的同志也陆陆续续到齐了。这时,胶东区党委已后撤至莱阳城,城工部机关也没有了。干部化整为零,大部分去了东北,有的去了烟台。李研吾因在青岛市内撤回来较晚,向胶东区党委汇报了市内地下武装发动情况后,上级指示,里应外合工作已经结束。1945年10月,便调到了胶东区党委党校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研吾去了上海,任上海市委财贸部副部长、市委常委等职,1978年7月调任天津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后任市委临时纪委书记。1987年病逝。

1960年,44岁的李研吾曾再回青岛,郑重地把那本屡次助他脱险的居民证,捐给了青岛市博物馆,这是他在青岛的印记,也是青岛历史的见证。

现在这本泛黄的居住证静静地陈列在博物馆的展柜里,它把我们带回到那段老一辈共产党人艰难抗争的岁月中,无声地讲述了那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郑海燕主任说,李研吾先生捐赠时,没有留下太多的话,“或许,这种‘不说’,正是地下工作者所坚守的信条,也是他们最坚定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