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维正:深耕党史五十年

2021-04-17 08:43 大众报业·大众日报阅读 (49426) 扫描到手机

邵维正展示《写给青少年的党史》

□李梦馨报道 《写给青少年的党史》系列丛书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 本报记者 李梦馨

少年从军,奔赴战场;中年转向党史研究,活跃于书斋和讲台之间,研究讲学两不误;年岁愈长,致力于党史的普及——在党史研究和教学的路上,邵维正走过了五十多个年头,至今仍步履不停。

少年从军,奔赴战场

1951年,春天,浙江。

“小鬼怕死不怕死?”

“不怕!”

“怕苦不怕苦?”

“不怕苦!”

“不怕死不怕苦你就来!”

经历了一番简短的问话后,年仅15岁的邵维正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规定的最低参军年龄是16岁,邵维正头一回报名的时候不了解,因为年龄不够被拒绝了,这次他便有意多报了一岁。

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见证了共产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建立新中国的青年人,满腔热血。跟着党走,成为当时青年人的一个“时尚”。“到处都在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说着,邵维正忍不住动情地唱了起来。

美军的飞机已经飞过了鸭绿江,如果朝鲜守不住,战火势必要烧到东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已成为当时人民的共识。在爱国主义热情的感染下,邵维正没念完初中,就毅然离开了书桌案头。在浙江守了一段时间的海防后,第二年,他转入志愿军序列,跟随所在的62师北上奔赴朝鲜战场。

一进入朝鲜的领土,映入邵维正眼帘的是一片又一片的废墟。铁路、公路两边几乎看不到一栋完整的房子,全被炸毁了,邵维正被触目所及的战争场面深深地震撼着。

由于军事实力悬殊,美军掌握了绝对的空中优势,为了防备敌军的轰炸,邵维正跟战友们隐蔽在弯弯曲曲的坑道里,听着炸弹爆破的声音在不远处响起。

战场上条件艰苦,就着冰雪吃炒面是常见的饮食,但雪水冰凉,吃了不免闹肚子。邵维正就先把冰雪含在嘴里,用体温“加热”,等到冰雪化成水,再吞咽下去。在这样极其艰难的处境下,邵维正迅速成长。

他在朝鲜战场上待了6年,1956年9月,在朝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60多年后,再度回想起这段经历,邵维正感慨良多,“在我的一生经历当中,抗美援朝这几年是对自己的一种检验,对自己的一种考察,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思想上的升华。”

1958年,邵维正随第三批志愿军回国。之后,他在西北戈壁滩上驻防长达20年,历任新闻干事、秘书科副科长、宣传科科长等职。60年代中期,邵维正被选派到解放军长沙政治学院学习了一年半党史,这段经历成为他日后从事党史研究的重要一环。

中年转行,考证中共一大

1978年冬天,全军院校恢复招生,军校大量从作战部队调人。时任师部宣传科科长的邵维正,被调任解放军后勤学院政治教研室教员,此后,便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党史研究教学工作。

就在同一年,由胡乔木牵头的12卷大型历史巨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项目启动。新中国是经过流血牺牲打出的红色江山,因此,胡乔木提出,这套书光靠文人写还不够,要从军队里找几个专家。就这样,军人出身的邵维正于1979年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参与撰写该套丛书第一卷《伟大的开端》中的第二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性事件,中共一大是永远也绕不开的起点。从1941年开始,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的时候,通常把7月1日定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很多人就此理解为7月1日是一大召开的时间。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邵维正在起草初稿的时候,发现了问题,仅仅关于召开时间,就有1921年7月1日、7月4日、7月5日等若干种不同的说法,关于出席人数同样众说纷纭。由于一大属于秘密状态下召开的会议,加之年岁久远,一大的召开日期、出席人数等,都成了一桩桩“悬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逐渐在各个领域落地生根。“党史研究更是马虎不得,每个细节都得准确。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问题必须得搞清楚。”邵维正说。

那个年代没有电脑,所有资料都得亲自找,邵维正几乎跑遍了北京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和资料室。中央档案馆、中央党校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料室等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到了晚上,他就归类整合白天搜集来的资料,一忙起来就忘了时间。那段时间,考证一大成为邵维正唯一的目标,其他的什么事情都顾不上,他经常两三个星期才回一次家。

到最后,他整理的资料卡片已经有上千张,堆起来有1米多高。根据这些资料卡片,邵维正制成了一张“一大日期研究提要表”,详列了几十种关于中共一大召开时间的说法。

做考证工作,光靠“死”证据不够,还得找一些“活”资料。于是,邵维正寻访当时还健在的参会人员,他了解到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曾在一大召开期间做过会务,就几经周折找到了老人的住处。当时王会悟老人已经82岁,身体不太好,躺在床上接受了邵维正的采访。

各种资料收集起来,已有几十万字。如何从纷乱的资料中理出个头绪来,邵维正决心从考证一大代表的行踪入手。他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找到了谢觉哉日记的原件,里面记载着:“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1921年6月29日特记。”后来谢觉哉解释,五个圈所对应的字是“共产主义者”,因当时反动势力猖獗,又怕忘记,故以圈代替。

据此,邵维正查找了当时从长沙至上海的班次,按最快到达的日期算,何叔衡和毛泽东的到达日期应该在7月4日以后。由此,排除了7月1日开会的说法。

在一次又一次的走访中,他从当年参加过一大的刘仁静老人那里得知,原来当年刘仁静先去南京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之后才去上海参加的一大。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由李大钊等人发起的进步社团,为了找到这次会议的记载,邵维正跑遍了各种图书馆、资料室,寻找该学会的会刊《少年中国》杂志,但都没有结果。

后来,经多番打听,邵维正来到了中央党校图书馆库房。因为怕打湿资料,进库房的人是不让带水的。当时恰逢酷暑天,邵维正就冒着高温,在一排排书架之间来回穿行寻找。空间逼仄,转个身都困难,他挨个书架看,一本一本找,一页一页翻,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1921年出版的《少年中国》原件。

随着考证的深入,一大的召开时间渐渐锁定在7月20日、23日和24日这三天上。这时候,一份来自苏联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记载引起了邵维正的注意。这份记载提供了几个关键信息:报告采用“我们”字眼,说明是参会者提供;开会时间接近“23”日或“24日”;明确会期为8天;记录了“侦探闯会”的史实。

当时的《上海生活报》《申报》等报纸上,都报道了7月30日晚法国巡捕房惊扰会场的事件。周佛海、陈公博的回忆录也有相应的佐证。种种证据都将一大最终会期指向7月30日,根据苏联档案记载的会期,再往前推移8天,就将一大开幕时间确定在7月23日。

此外,邵维正还考证了一大的出席人数,关于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物的专题论文发表在内部刊物《党史研究资料》上。1981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中文版和英文版同时刊登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

文章发表后,全国几十种报纸杂志进行了报道或转载,该文还被译为英、日、俄、法等文字在国外多种刊物发表,海外学者称其为“中共党史研究走向思想解放的新开端”。胡乔木评价,“这位同志下了这么大功夫,弄清了几十年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党史研究的一项突破性成果。”

老年转向,致力党史通俗化

从一大考证这个起点开始,邵维正党史研究的面渐渐铺展开来。有人评价他,是由“红色的起点”走向“红色的世界”。

1991年,正逢建党70周年,邵维正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出版,以30余万字的篇幅,全面分析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着重介绍建党的过程、意义和影响,填补了中共创建史研究的空白。

从党的创建到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从党史研究到党的创新理论、军队政治工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邵维正一步一个脚印,不断推进党史专业化研究。

随着研究的深入,邵维正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写党史书是给谁看的?“全国从事党史工作的有一万多人,可是读党史的有几亿人。我在想,我写党史是给一万人看,还是给几亿人看。”邵维正说。

近20年来,邵维正一直在追求党史的通俗化写作。2001年,建党80周年之际,邵维正主编了《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聚焦》,这部书用100件大事、1000张图片,图文并茂地解说党的80年历史。随后,建党90年时推出的《中国共产党90周年创新实录》和《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都以通俗化的风格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

进入新时代以后,邵维正想得更多的问题是,怎么能写一套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党史,让青少年能够更好地接受党的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这个想法一直深埋在邵维正心里,直到2018年,因为一次偶然的机遇,想法终于落地。

当时,青岛出版社正在策划出版一套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党史读物,他们从2017年开始,就在沟通国内的党史研究专家学者。编辑刘克东从央视《百家讲坛》节目中了解到邵维正,他主讲的《党史故事100讲》给刘克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邵维正在接到青岛出版社的电话后,十分惊喜,因为这与他此前的设想不谋而合。当时他手头上还有几家出版社的邀约,但考虑再三后,最终答应了青岛出版社的约稿。

一开始,邵维正和团队想要做一套规模比较大的适合青少年的党史历史丛书,分四个时期,每个时期有人物、事件和专题,这样排下来一共有12卷。但如此大的体量,青少年能读下去吗?邵维正团队跟出版社协商之后,推翻了之前的方案,重新组排,决定以问题切入,也就形成了《写给青少年的党史》目前的样貌。

“既然是写给青少年的,我们就要关注青少年的认知特点,他们往往从感性出发,喜欢看一些生动、活泼的历史故事,所以我们就没有采取章、节、目的体系,而是抓住青少年在学习当中的难点、疑点,突出重点,设置了60个问题。”邵维正说。

这60个问题大体上按照历史顺序往前推进,每一个问题独立成章,连起来就是党的发展历史。60个问题编成6本书,第一本书是《中国有了共产党》,最后一本是《筑梦新时代》。从《中国有了共产党》到《筑梦新时代》,基本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奋斗历程。

从事党史研究、写作50多年的邵维正,深知“以情感人,才能达到以理服人的效果”。因此这套书的每一章节,都以故事开篇,中间穿插一些图片,章节末还有两个小栏目,一个是“名言金句”,一个是“学党史、讲智慧”,通过领袖语录,来提升总体的思想内涵。

邵维正主导的写作团队,由他的几位学生构成,他们的年龄普遍在四十多岁,给青少年阅读的党史该怎么写,他们也拿不准。习惯了概念化阐述方式的专家学者们,不得不打破原有的思维框架,一词一句地打磨。就连每个章节的问题设置,背后都经历了一番苦心斟酌。比如,在讲建党的必然性时,邵维正和团队巧用电影名,设置了问题“中国怎样吹响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集结号”。

为了了解、贴近青少年的阅读喜好,他们在编写过程当中,特意找了几位青少年来试读,看看有哪些地方可以改进。经过三年的打磨,几易其稿,这套书最终得以出版。

有人看到这套书后,笑着问他:“你老爷子怎么搞起‘小儿科’来了?”

邵维正笑笑:“我的精力已经有限了,我就想把我还有的一点力量为青少年作一点贡献。我义无反顾,并且竭尽全力。”

这套书在出版后,备受关注,先后入选2020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宣部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中宣部优秀通俗理论读物出版工程、共青团中央中学(中职)团员党史学习教育参考书目。“少年强则国家强。党史学习,更要从娃娃抓起,要给他们一个正确的导向,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邵维正说。

步履不停,研究永在路上

研究与宣传,是从事党史工作的两面。邵维正一边用笔写党史,一边用口讲党史,在书斋与讲台之间来回转换。邵维正经常说,“我是一名教员,首要的职责就是把课讲好,把自己信仰的创新理论传递到每一个听课人的思想深处。”

在教学上,他信奉着这样的理论,要给别人“一碗水”,自己必须有“一桶水”,且这“水”还不能是“死水”,必须是“一桶活水”。他是一个教员,同时也是半个学生。多年来,他平日里最放不下的习惯就是读书,只有不停地吸取知识,“活水”才能流动起来。

对于他而言,成为教员,还有一道关卡要过。祖籍浙江黄岩的邵维正,早年在江浙一带生活,说话难免带有南方口音。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朗诵字句,一个音一个音地纠正。

2000年,在邵维正等人的努力下,后勤政治工作硕士点申报成功,开始招收研究生,此后每一年都有研究生在他门下学习,在退休前的十年时间里,他培养出了近二十名研究生。在培养学生方面,邵维正也事事不含糊,从制订培养方案、备课授课到指导论文等等,桩桩件件都亲力亲为。

对于邵维正而言,他更为广阔的课堂在院校之外。听过他讲课的“学生”遍布大江南北,从总部机关到边防连队,从科研院所到厂矿企业,从党政机关到街道社区。当然,还有许多未曾谋面的“学生”,他讲过的课,被制作成1000多盘教学录像带和光盘,下发到总后师以上直属单位,先后有10万余人次学习观看。

熟悉邵维正的人在跟他共事的时候,琢磨出了他“两个凡是”的规矩。即凡是和别人合作的论文或材料,不管参与的人有几位,他都坚持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凡是别人请他指导写的论文或者教材,不管出多少力,一概不署自己的名字。

有一回,一位年轻的教员来找邵维正帮忙指导论文,近万字的篇幅,大到论证立意,小到标点符号,邵维正都帮着一一修改、校正。看到他忙活了一个多星期,花费了不少心力,那位年轻教员便悄悄署上了邵维正的名字。结果,邵维正看到论文校样后,马上删去了自己的名字。不管旁人怎么劝说,他始终坚持原则不变。

邵维正经常受邀外出讲学。2001年起,他连续三次被选拔参加全军宣讲团,他曾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接连去了北京、沈阳、济南、兰州、广州各大军区以及上海等地方单位。有一次,在济南军区做完报告后,邵维正患了重感冒,高烧不退,但依然坚持赶回北京讲课,不能耽误了大家学习。

当时,邵维正已年过花甲,高强度的工作让身体不堪重负,病倒了。2002年1月,邵维正住进医院,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但术后不到两个月,他又拖着尚未康复的身子重新走上了讲台。

任教以来,邵维正坚持每周七天工作制,寒暑假从没有完整地休息过。

2011年5月,邵维正以76岁超过最高服役年限光荣退休。退出工作一线后,他并没有就此颐养天年,过上悠闲的退休生活。他的理论研究的脚步依旧没有停下。这十年间,他与团队先后出版了《中国共产党90年地图集》《中国共产党历史专题大事纵览》多部著作。

就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当天上午,邵维正还参加了一场会议,下午又同时接受了几家媒体的采访。一天忙下来,面上也不显疲惫。其友曲跃厚在邵维正八十岁生日时,曾写文提起他的状态,对于邵维正而言,思考问题是一种“精神体操”。

85岁高龄的邵维正,仍在且行且思,走过之处,火种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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