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印记:烽火中的成长——一名特工的人生转变

2021-06-06 20:38 大众报业·半岛网阅读 (37731) 扫描到手机

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张文艳

一个人为了革命事业,可以有多大的改变?王艺给了我们答案。王艺的夫人、93岁的关瑛璇说,王艺原来是个“很活跃好动的年轻人,喜欢游泳踢足球等”,后因转做地下党情报员,性情大变,从此一丝不苟,谨小慎微,从不多说一句话。王艺的次子王忻教授也告诉半岛全媒体记者,父亲在他们四兄妹的眼里,严肃认真,不苟言笑,“我们都有点怕他”。

王艺是谁?和他一起工作过的邹鲁风又是谁?半岛全媒体记者独家专访了英雄们的家人,还原山东大学抗日救亡斗争和崂山抗日游击队建立的过程。

初来青岛

积极组织学生抗日救国

驻足鱼山路与大学路网红墙前,观看游人排队拍照,阳光和煦,夏日的色彩让一切显得清晰而有序。沿着鱼山路蜿蜒上行,停留在5号,这里是中国海洋大学的校门。一座如今安静的象牙塔,曾经在抗日救亡中发出嘹亮的吼声……

手拿一张复印的简历,名为王艺自述,是王元会先生和王绍君导演赴北京拍摄纪录片《追寻——青岛特支在崂山》时,从王艺夫人关瑛璇家中拿到,并转送给半岛全媒体记者的。

简历上有一张一寸照,非常珍贵,因为这是王艺唯一一张1949年前的照片,王艺因为从事地下工作,早已销毁了以前的一些资料和照片。作为中国海洋大学前身国立山东大学的校友,海大校史研究室主任杨洪勋先生说,王艺很神秘,他在山大的学习和活动情况记录也不多。我们只能根据他的一段1936年的回忆录和夫人与次子的描述,以及李欣的回忆录来还原王艺的特殊经历。

王艺自述摘自1934年中央大学实验学校高中第一届毕业纪念册。彼时王艺(曾用名王良,1913年~2003年)21岁,江苏涟水人。他自幼家境贫寒,“历年费用,多出借贷,益以天灾人祸,纷至沓来,农村经济,久频破产,艰困之状,难以言喻”。尽管如此,王艺的父母宁愿自己吃苦,也要供儿子读书,希望他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于是,王艺得以在“艰难困苦中接受完中等教育”。

1934年的中国,政局动荡,目睹一切的王艺深知百姓的苦难,所以,他立下志向:“自今以往,艺当排除颓唐之气,痛自奋勉,以求学业之精进藉谋自救而救众生也。”

1935年秋,王艺考入山东大学外文系,来到青岛,彼时的王艺非常活跃好动,踢球、游泳、唱歌,样样精通。这年年底,轰动全国的“一二·九”运动爆发。旧历年期间,山大同学组织了“抗日救国会”,王艺在寒假结束返校后,立刻积极参加了活动。由于部分同学到校外进行抗日宣传活动遭到警察局镇压、逮捕,山大校方又宣告解散“抗日救国会”,并开除了六名同学,引发了学潮。于是,王艺就承担起恢复“抗日救国会”的任务,并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

当时,有两批同学被开除,第一批6人,第二批9人,在同学们不满的呼声下,第二批被开除的学生廷荣懋、吴綪等9位同学的开除令最终收回,他们又能重返校园。

1936年3月初,青岛的春天仍有些寒意,第一批被开除的同学,除个别人,如李声簧已离青返平外,大部分如王广义、陈延熙等,还被软禁在市政府招待所内,等待坐船赴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本来就心中愤懑,再加上离别之情,所以内心集聚着不满的情绪。每天,都有不少人去看望被软禁的同学。

终于,还是要分别了,那一天,去招待所和他们话别的、到大港码头送行的络绎不绝,全校有一半的同学都来了,“连当时接近‘护校团’的人,也有不少人前往送行,不过他(她)们站在人群的后边”。

王艺他们看到了在同学中间发酵的不满和抵触情绪,在送走被开除同学后的第二天,就召集了全体同学,召开了一次大会,出席的人数达到了全校的百分之八十,“大家一致同意恢复‘山大学生抗日救国会’的组织,选举我、周仲篪等为常务负责人。当时我们需要办什么事,总是分头先找些正派的有威信的同学,如廷荣懋、郁少英、王瑭等商量,并决定由我通过吴綪去联系女同学,了解她们的意见”。

大概复课以后两个月左右,日本海军百艘军舰抵达青岛耀武扬威,救国会为了表达不满,“在校内下半旗,并派数名代表见沈鸿烈市长,要求全市下半旗,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炫耀武力”。

学生们一面在内部进行系列活动,一面关注着外面的动向,1936年5月下旬,救国会派廷荣懋同学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会议。同年秋冬之际,日侵犯绥远,救国会随即召开大会,抗议日寇侵略,声援抗敌将士,并建立“绥远抗敌后授会”。

终于,有好消息传来,1936年11月,百灵庙大捷,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国立山大派出了吴綪同学和周学普老师等数人前往慰劳。

周学普是国立山大的一位名师,1934年至1937年应赵太侔之邀执教于外国文学系,任日文讲师。周学普翻译的《哥德对话录》是中国最早的译本,直到1978年才有了朱光潜的新译本,胡适曾在晚年谈话录中提到周学普译的《哥德对话录》,认为“这部书是值得翻印的”。

通过王艺的回忆录不难发现,日文讲师周学普有着强烈的爱国之心,他与学生一起为抗日救国而努力着。

回忆旧友

邹鲁风与鲁迅的秘密交往

沿着鱼山路继续前行,大约500米就可以看到鲁迅公园,沙滩上,游人如织,孩童们挖沙赶海,构建出快乐的童年记忆。就在1937年的春天,在当时名为海滨公园的礁石旁,一场热烈的会议正在召开……

1937年春天,在中华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国立山东大学一批进步学生在青岛海滨公园(也有说法是在中山公园),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山东大学队部,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李欣、王冠仲、王艺、吴綪、周仲篪、韩宁夫、陈振麓、王桂荣、李风等20多人,选举吴綪担任队长,暑假前改选,由李欣当队长。

“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流亡同学经青岛转赴内地时,山大学生救国会向当时市政府社会局要求提供流亡同学住所,几经交涉,才将车站附近民教馆拨为流亡同学临时住所,山大歌咏队、演剧队多次为流亡同学演出。在王艺的回忆录中,有一个同学值得注意,当时有一位东北大学的同学邹鲁风,曾担任北平“一二·九运动”游行队伍总纠察,也是民先队的一个领导成员,他被留在青岛担任流亡同学办事处主任。

邹鲁风,原名邹宝璠,曾用名邹素寒,辽宁辽阳人,他是翻译家曹靖华的得意门生,邹鲁风的儿子邹伏婴先生说,1936年初,邹鲁风曾以北平“学联”代表的身份去上海参加全国“学联”筹备工作,为了安全工作,他找恩师曹靖华寻求帮助。曹靖华给他介绍了一位影响他终生的朋友——鲁迅。

邹伏婴说,邹鲁风提着曹靖华托他带的小米,来到上海,到达内山书店。关于与鲁迅先生的交往,邹鲁风也撰有回忆录《党最亲密的朋友》一文,他回忆,第一次和鲁迅先生见面,鲁迅没有丝毫客气,只是低声地说了一句:“回头到外面喝茶去。”就又继续和内山先生去谈天了。“待喝完了内山先生倒给我们的两盅茶,鲁迅先生才向内山先生告辞,我们一起走出了书店。在横过电车道的时候,鲁迅先生告诉我说:那站在书架前向他打招呼的穿西装的人,就是日本领事馆的特务”。在一家咖啡馆,两人畅谈了两个多小时,鲁迅先生对于当前的抗日救亡运动表示了极大的关心。

由于有了这样的交往,回到北平后不久,学联秘书长姚依林要他将一封重要的信送到鲁迅先生那里,再请他转交给党中央。来到上海后,邹鲁风很快将信送到了鲁迅手里,此信后经宋庆龄辗转交付党中央。由此,中共北方局与党中央恢复了联系。

第二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东北大学“一二·九”运动中的骨干力量,纷纷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线。邹鲁风被派往山东开展地方工作。在青岛,邹鲁风见到了好友李欣,李欣回忆说,“因为我和邹鲁风以前认识,我们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那时我们曾请路过青岛的知名进步教授刘清扬和我们一起座谈形势。为了准备迎接抗日游击战争,我们请曾经参加过东北抗日联军的邹作华给我们讲授游击战术”。

1937年的11月,邹鲁风与伍志刚、王再天等被派往高密,争取地方武装蔡晋康部。时任鲁东南工委书记的邹鲁风,与副书记伍志刚等,从青岛带领一批包括东北和平津流亡学生,青岛、即墨、胶县一部分工人和山东大学的学生等进步分子七八十人,参加了蔡部,对他们进行统战工作。蔡部后来坚持与人民为敌,到1938年2月,进步学生只得撤出该部,因此有一百单八将南下的典故。

邹伏婴先生说,山东简称鲁,这也是他后来将名字改为鲁风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则是他感念去上海时,鲁迅先生的关怀。

崂山烽火

奔波在毕家村里的王秘书

北宅街道毕家村,风景秀美,山峦叠嶂,由于村南山上有一个酷似笔架的巨石,便定名为笔架村。后来,毕氏从云南迁入,人丁繁衍兴盛,得名毕家村。采摘樱桃的热闹景象刚刚落幕,游客似乎意犹未尽。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崂山游击队的烽火,也曾在这里燃起……

这要从王艺他们与王氏兄弟的缘分说起。

由于国立山东大学政治基础好,李欣根据“东工委”的指示,立即着手进行恢复党组织的工作,“我看到陈振麓、王艺两位同学政治表现很好。同时,我了解到,陈振麓早在1933年,在察北抗日同盟军已加入了共青团。因此,我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接着,我又发展王艺加入共产党”。

经“东工委”的批准,中共青岛特支建立,李欣任书记,陈振麓分管组织,王艺分管宣传。

特支成立后,很快又在山大发展了一些“民先”队员入党。青岛特支的建立,不但使被破坏近三年之久的中共青岛党组织又恢复了生机,而且为组建抗日游击队伍确立了领导核心。

作为工委与特支的联系人,王艺与陈振麓、李明海等人一直忙碌着,王艺作为联络员,奔波于山东省内的各个地点。在此期间,还恢复了王景瑞、王焕章的党籍。

就是通过王氏兄弟,王艺他们与崂山的老党员们接上了关系。得知毕家村的政治基础较好,他们研究确定,集中力量到郊区去,以毕家村、蓝家庄为中心,组织崂山抗日游击队。于是,陈振麓和王艺带领着山大学生章茂桐、王桂荣等到崂山毕家村住下,和李西山、王景瑞、王焕章等一起,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游击队。

之后,兵分两路,李欣与邹鲁风等一起到高密争取力量,留在青岛的则继续在毕家村工作。

鉴于青岛党组织的力量发展到一定规模,“东工委”决定:撤销青岛特支,成立中共青岛市委,由陈振麓任书记,王景瑞任组织部长,李西山任宣传部长,王焕章任职工运动部长,李明海任武装部长。这是抗战时期第一届青岛市委机关,直到青岛解放,市委机关一直驻在郊区。宣布这一重大消息的,正是王艺。1937年11月底,天气日渐寒冷,毕家村的人却一点都感觉不到。当秘书王艺把“撤销青岛特支,建立中共青岛市委”的消息告诉大家后,众人斗志高昂。

没有枪没有炮,崂山人民有的是不怕困难的坚强意志。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这里的革命火种被深深种下。

1938年1月,日军在崂山登陆,在紧急情况下,中共“东工委”决定,青岛市委率领崂山抗日游击队前往诸城,与中共高密游击队工委掌握的力量汇合,组成高密游击队第四中队。为避免途中遇到日寇时易遭损失,上级指示不带武器,化装成老百姓,分批出发。王艺他们将所有的武器就地藏匿起来,连夜赶制便衣,分三批离开青岛,奔赴新的抗战征途……

采访特写

一名地工的惊人转变

离开青岛,王艺1938年9月先后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并担任支部委员,1940年受中共中央社会部派遣赴莫斯科学习,1941年回国后,进入地下工作,被派往上海、南京负责收集日军政治军事情报工作。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从事筹建电台工作,直到1948年回到解放区,并在解放前进入北京接管警察局,正式进入公安系统。

很多认识王艺的人,都说他很神秘,就连最亲近的爱人和子女,都不了解他以前的情况,因为他从来不说。

王艺夫人关瑛璇今年已经93岁高龄,她接受采访说,她和王艺是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时,经组织介绍相识相恋结婚的。那么,之前的王艺到底什么样呢。照片?没有,因为地下工作的原因,全部销毁;性格?不知道,只听老战友说他以前是个“很活跃好动的年轻人,喜欢游泳,踢足球等”。后来因为任务在身,时刻需要保持高度警惕,所以他变了,变得守口如瓶,变得谨小慎微。

这个习惯,到了老年仍未改变。

在经典谍战剧《潜伏》中,余则成为了提防有人偷偷潜入自己家,就在家门口的脚垫上撒上香灰,只要家里地板上留下了香灰脚印,就说明有人偷偷进来过了。在王艺的次子、任教于清华大学的画家王忻教授看来,这样的情节太艺术化了。电话那头,远在北京的王忻笑着说,敌人的反间谍能力也很强,香灰很容易被注意到,而且一般人不会在门口撒香灰,余则成这样反而更容易暴露。

王忻说,父亲曾经在苏联进行过特训,“三个人中只有他自己留下了,他到底接受过什么样的考验,我们都不知道,他也从来不说”。他们兄妹四人,都很怕父亲,因为父亲非常严肃,遵守组织原则,容不得半点马虎。“这样,反而给我们四个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我们全部都是靠自己努力才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不错的成绩的”。没有人靠父母,因为父母不容许他们这样做。

尽管不知道父亲到底经历了什么,王忻还是从父亲的只言片语中,得悉父亲是名优秀的地工,因为他从事地下工作七八年的时间,从未暴露过,就算后来与组织失联,经组织证明也与他无关。而这些信息,是从组织上寄给他的一封信和一笔奖金才揭秘的。这笔奖金,当即被王艺全部作为党费上交了。

在刀尖上行走,必然异常危险。

王忻教授说,父亲在上海做地下电台发报工作时,由于往苏联发送,需要的电台功率较大,所以信号很强。他每天都是在夜里趁别人熟睡后再发。有一天,房东太太突然找到他,对他说:“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不能再住我们这里了。”原来,房东的儿媳妇刚刚产子,半夜经常起来喂奶,发现了王艺的秘密。这也说明,王艺随时有暴露的危险。

在生死线上徘徊的2000多个日日夜夜,让原本积极活跃、从事宣传工作的王艺,变得沉默寡言。

孩子们在他面前噤若寒蝉,“我哥小时候都绕着父亲走”,王忻教授笑着说。但他对人很和蔼友善,一年夏天,王忻回到家,看到80多岁的父亲正在认真地捆旧报纸,一摞摞报纸摆放得整整齐齐,上面都留有提手。“我对父亲说,反正要卖旧报纸,直接给他们称就行。父亲说,他们没有绳子,不好拿,我捆好了,方便他们提走”。

即便退休多年,王艺练就的“基本功”仍然留存在他的骨子里。年逾九旬时,他早上起床都会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毛巾笔直地搭在卫生间的架子上,东西摆放有序,方便取用。

“有一回,我要查阅一本毛主席诗词,记得父亲的书房里有,就到他书架上找了找,没有找到。只是拿出两本书翻了翻,就又推回了原位,我知道父亲不让随便动他的东西。没想到,不久后,父亲问我:‘你要找什么书?是不是没有找到?’我很惊讶,我之前没告诉他我要找书啊!报出书名后,他立刻到书房帮我找到了”。直到今天,王忻教授都不明白父亲是怎么知道他动过那两本书的。

关瑛璇老人说,王艺生前的抽屉里,始终放着一本党章,随时都会拿出来翻阅,为了革命事业,他的初心始终未改。

这,就是老一辈人的革命精神!

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曾在崂山为抗日而奋斗过。青岛女导演王绍君导演的MV《游击队行军歌》正在青岛地铁内播放着,歌曲的填词者是伍志刚,歌唱者则是一批北京新四军的老战士。

他们的精神,正在传承;他们的事迹,永被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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