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青岛|金融中心，商业母脉——中山路上的金融建筑和百年金融历史

□文/图 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张文艳（老照片除外）

节日的气氛在中山路上开始蔓延。与色彩斑斓的灯笼和盘踞在建筑上的龙头相比，银行旧址建筑显得庄严而肃穆。

在这条街上，它们低调却璀璨。

金色的光芒熠熠生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城市的心脏，向各地输入金色“血液”，撑起了整个城市的经济命脉。繁华了街市，也充盈了人们的彩色记忆。如今，中心旁落，但中山路上的金融机构仍然在默默地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守护，见证，有落寞，更多的是欣慰。道路以全新的面貌示人，它们不仅是严肃的机构，也是游客眼中独特的风景。

正如青岛城市人文思想史研究者、《镀金时代》的作者李明接受半岛全媒体记者专访时所说：“我们透过建筑的门窗，可以看到岁月的沧桑，可以听到它的呼吸，感受到它的灵魂，光亮和平静始终告诉我们，这是一座在成长的城市。”

金融博弈 

银行建筑拔地而起

春节临近，中山路上开始张灯结彩，一个个彩色的灯笼挂上了树梢。

路旁，工人熟练地整理着；作业车上，负责悬挂的工人，高高地站在了树梢顶端。就在他们附近，银行旧址静静地坐落着。它们凝望，凝望一切全新的变化；它们包容，接纳着人来人往，嘈杂平静。

沿着中山路一路探访，银行旧址的挂牌如建筑的勋章，记录了它们的辉煌和过往。传奇两个字无法确切解读，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下，有着不同的诠释，但在金融时代，中山路上的传奇一次次上演。在统治者的变化动荡的年代，青岛金融机构依然创造了辉煌，当时在全国都是奇迹。

德国侵占青岛后，在太平路建立了德华银行，始建于1898年5月15日的银行，仰仗着在青岛的特权，开始了经济控制。德华银行发行货币、代收关税和铁路运费，大力组织存款，以低息贷款支持德国洋行控制青岛、山东的对外贸易，从而垄断了青岛的金融业，控制了青岛经济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德国还在青岛成立了山东铁路公司和山东矿山公司。

不过，一家银行并不能满足整个城市发展的需要。1905年，山东官银号在青岛设立分号，自此官办银行开始进驻青岛。然而，毕竟业务范围狭小，无力垄断青岛的金融业。四年后，大清银行青岛分号终于得以在已经呈现出繁荣之势的中山路上开业，成为清政府在青岛最早设立的中央银行分支机构，也成了国家金融的象征。大清银行分号主要是代收胶海关的部分关税和办理公款收付事项，由于控制权还是在德国人手里，所以对市面的影响不大。

1911年后，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1913年定为国家中央银行，青岛分号定名为中国银行青岛分号。

抚摸建筑的肌理，感受岁月的洗礼。阳光洒落，光影斑驳，冷风袭来，历史的风霜带来阵阵寒意。接下来的青岛历经战争的硝烟，也在“还我青岛”的怒吼中登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

终于，1922年的冬天，青岛回到祖国的怀抱。

经济开始复苏，城市进程步入正轨。1929年7月1日，已经成为分行的青岛开始统辖山东境内的中行业务，成功打破了日本第一次侵占时期创办的横滨正金银行垄断格局。中山路的金色辉煌，开始正式书写。1932年，鉴于青岛各家银行都有增建营业大楼的需要，也为了缓解地方财政的压力，青岛市政府决定由银行公会出面，开发由中山路、曲阜路、河南路、肥城路围合的第四公园土地，“规划了一个银行建筑群，这几家银行除了山左银行，其他都是总部，领袖当然是中国银行，形成了一个由中商引领本土金融业的格局”，李明先生接受专访说。

建筑群开启之前，曾经发生了一个小插曲。1932年6月12日，《青岛民报》刊登了一条消息称：“第四公园前由银行公会领租，作为建筑地之消息早见各报登载，兹闻中国银行所领之三五六方步现以代价十二万元，卖与义聚号，昨已成立契约云。”土地被卖了？一片哗然。然而，六天后，政府立刻呈请：没有这回事。

李明先生说：“接下来便是中国银行青岛分行的节日了！”何出此言？

大楼林立

各路设计师大展身手

中山路62号、64～66号、68号，70号，一排建筑，在这条街道上气势十足。虽然列成一排，但又风格尽显。不同的设计师，在第四公园旧址的土地上，搭建起金色的大厦。一笔一画，是智慧与灵感，也是蓝图与憧憬。整整80载的时光，难以覆盖它们散发的光芒。

1934年1月31日，颇有金融旗舰意味的中国银行青岛分行大楼在62号建成。这栋现代风格的大楼，成为金融大楼的领头者，与同时期建成的中国实业银行、山左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大陆银行、进程银行、青岛银行公会紧密组团，构成了中山路金融街的完整序列。

这栋建筑的设计师是陆谦受和吴景奇。两人都是广东人，相差4岁，1933年联合设计中国银行青岛分行大楼的时候，陆谦受29岁，吴景奇33岁。作为中国银行的专职建筑师，他们有着共同的主张，那就是试图将“实用需要、时代背景、美术原理、文化精神”统一在建筑中。所以，这件作品也是显现时代创新精神的实践，“他们恰恰处于设计师觉醒时代的边缘”，李明先生说，这些破土而出的银行建筑群，所呈现出的清新的精神面貌，与马路对面德国租借时代的因循守旧之风，已经迥然不同。

完成大楼设计后，陆、吴二人继续合作，着手进行了大学路中国银行员工宿舍的设计，也就是银行大院。大院与国立山东大学近在咫尺，与老舍故居仅一墙之隔。离开了金融的浮沉，这里显得更具有生活的气息。中国银行青岛分行经理王祖训喜欢京剧，于是在宿舍成立了一个广厦堂剧社，1934年京剧名家于振之加入，每逢周末，唱念做打，礼堂内热闹如节日。

“作为青岛银行公会主席，王祖训领导的中国银行青岛分行，给镀金时代青岛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可或缺的推动力。统计显示，1936年，中银青岛拥有存款1133万元，放款1145万元。与此同时，中银青岛设有保险公司，并投资经营了油厂、面粉厂、青岛国货公司等多家企业，成为当时青岛实力最强的银行”，李明先生说。

挨着中国银行青岛分行旧址的64～66号建筑，出自刘铨法之手。

整体钢筋混凝土结构，花岗岩大块方石砌基，顶部密集栅式山墙，平顶屋，线条流畅，庄重大方。1922年，青岛绅商傅炳昭等人发起创立山左银行，这栋建筑见证了一段长达近30年的历史，山左银行于1950年停业。如今，旧址仍作为银行存在，延续着中山路的商脉。

设计师刘铨法，是青岛礼贤中学的校长。在建筑界，他同样蜚声世界，是上世纪30年代青岛本土著名的华人建筑设计师。大沽路35号青岛物品证券交易所旧址，就是出自刘铨法的手笔，是他建筑设计的代表作之一。建筑高5层，楼体呈放射状矩形。当年的一、二层均为交易大厅，三、四层为办公用房。这栋建筑，书写着青岛的华商不屈的抗争历程。

刘铨法还是20世纪30年代新式里院的开创和推动者之一，大鲍岛多处里院和商业大楼也均出自他之手。日本侵占青岛后，刘铨法拒绝向日伪政府登记，也不领工程师执照，自行停止了建筑设计与监理的工作。

1952年，礼贤中学更名为青岛第九中学，成为公办中学，刘铨法结束了近30年的校长生涯，也告别了教育的使命。1957年12月，他因病在青岛去世，留下了教育界的一段佳话，也留下了教育精神和优秀的建筑设计作品。

相得益彰

面对面的银行和钱庄

中山路82号，是义聚合钱庄旧址。最初也是中国银行青岛分号旧址，当新的大楼建起后，这里便卖给了义聚合钱庄。建筑在阳光下很亮眼，尤其是主入口的两个石柱，与对面交通银行旧址的立柱形成了对照。

中山路93号交通银行旧址，在中山路的金融建筑里是宏伟的代表。进入建筑需拾级而上，左右两个巨大的狮子，威严地守护着门廊。四根高大的圆柱和两根方柱，撑起了金融的一段璀璨时光。

交通银行在青岛的事业开启于1923年7月5日，当年在中山路21号成立青岛支行，受天津分行的管辖，除了发行兑换券，办理胶济铁路、青岛邮局等款项收付外，还办理存、放、汇一般业务。到了1928年，青岛交通银行行长换成了原大连交通银行行长姚仲拔。他的到来，似乎预示着交通银行迎来了一个扩张期，显著的表示就是大厦的建设。

姚仲拔到任后的一年，由中国最早的建筑留学生庄俊设计的银行新办公楼就开始建设。巨大的科林斯立柱，使得它成为周边同类建筑的主宰。“在风格选择上，交通银行与近在咫尺的中国银行显得背道而驰，一个保守的古典主义色彩浓郁，一个洋溢着朝气蓬勃的现代主义精神”，李明在《镀金时代》中称。

这栋旧址大楼占地137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814.76平方米，平面近似矩形，地上4层，地下一层。主入口临街设置，大厅面积约200平方米，高8米，地面、护壁、楼梯、方柱等均用雕琢精巧的大理石镶铺。

建筑立面为典型的三段式巨柱式构图，中心部位设计为的科林斯式高大立柱直通三层，一排6根，中间4根为圆柱，高约11米，两侧贴设方形壁柱与相邻墙面结合，柱上设梁枋和装饰性檐口，使之与底部形成完整的构图整体。

在建筑界，大楼很快成为“应用古典派建筑式样”的标志性设计。1934年的《中国建筑》杂志，它写了几句打油诗一般的广告词：“新派建筑也好，古派建筑也好，建筑目的，所为的不过是适用也坚牢；费用十分经济。业主岂不更道好！”有意思的是，新建的青岛交通银行内部家具是新式的，接待室墙上挂的字画，却是一派中国传统韵味，相互兼容并存的空间感受，令人印象十分深刻。

李明先生说，青岛交通银行旧址内安装的沃的斯电梯，在当时引来了街头巷议的轰动效应，在当时为业界人士津津乐道。“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国建筑师学会创始人的庄俊，在完成青岛交通银行的设计后，设计思想转向。1935年9月，庄俊在《中国建筑》上发表《建筑之样式》一文，对现代建筑推崇备至，认为是‘顺时代需要之趋势而成功者也’。这与此前一年多试图契合‘时代之趋势’的中国银行青岛分行大楼在观念上形成了呼应。”

对面的义聚合钱庄旧址，相对于交通银行的蔚为壮观，显得朴素了许多。

钱庄银号，在青岛的金融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地位。尤其在中山路周边，大街小巷，星罗棋布，多的时候，高达六七十家。义聚合是其中比较大的一家。1927年，山东掖县夏邱堡乡西庄子村人王德聚与同乡王振六在青岛合伙开设钱庄，最初开在保定路5号，一年后，双方经过协商，开设分号。王振六独资开设了福聚和钱庄，而王德聚以二哥王聚义、弟弟王聚合弟兄三人名字的末后一字为名，于1928年2月在原址开设了义聚合钱庄，1934年迁入中山路82号。“义聚合以经营土产为主，钱庄为副，这种本末倒置的独特经营给王氏弟兄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成为当时青岛的富有者。1938年1月，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后，日敌伪的联合准备银行要在青岛开分行，义聚合把中山路82号钱庄让给了日伪，王德合投敌当了汉奸，改名王芗斋。如今，义聚合钱庄别墅位于正阳关路36号。1942年，王德合请在青岛新慎记营造厂工作的建筑师赵诗麟，为他设计并修建消夏，别墅的内部富丽堂皇，装修得极为豪华。别墅建成后，王德合尚未来得及入住，日本投降。他以汉奸罪被捕，后被释放”。（刘铁明《探寻岛城老钱庄》）

不可撼动

虽经沧桑，仍然璀璨

何为中心？

站在中山路城市记忆馆里，李明先生接受专访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中山路为主的金融业已经成为了整个山东半岛金融中心，它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像济南这样的区域中心。中山路差不多集合了青岛所有的头部的资源，金融业、商业、贸易、工业、组织”。

可以说，中山路从进入城市开始，就集合了青岛本土资源的所有精华，“说它是头部区域，毫不夸张，像诸如金融、贸易、零售业、社团、组织、新闻业、娱乐都集中在这里。商业组织、经济组织加上金融的驱动，中山路在几乎所有的领域中都成为中心，甚至影响了周边区域”。

根据记载的数据显示，1933年青岛有银行21家，其中13家坐落于中山路及周边区域，7家坐落于中山路商业区的延伸范围即馆陶路、堂邑路一线。青岛的钱庄共40家，其中30家位于中山路附近。这就是中心的地位。

当然，金融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闻名全国的明华银行倒闭案也发生在中山路一带。

明华银行，位于四方路和中山路口，曾经让这条老路目睹了人群拥挤、锤胸顿足，甚至有老人愤而自杀的悲惨场面。这家银行成立于1922年10月，经理为张絅伯。为了吸引储户，他们以高息为诱饵，吸引了大量的职员、工人、商贩、家庭妇女乃至女佣等低收入者。银行在经营中出现亏空，为了稳定储户，兴建规模较大的东海饭店。而实际上，当时兴建东海饭店是借用了美商滋美洋行的资金。明华银行最终以巨额亏空倒闭，一时间四方路上，群情激奋，最终很多百姓血本无归。这一新闻在各地传媒广泛报道，当时剧作家曹禺正酝酿话剧《日出》，本来写方达生与陈白露，听到明华银行案后增加了潘月亭这个银行经理和银行倒闭案。

《日出》发表之后，作家孟超等立即在青岛市礼堂演出了这出话剧，曾引起轰动。1945年，评剧演员新凤霞曾来青在天成戏院演出，被恶霸、地痞砸了戏院子，无法演出。她就在中华剧艺社的《日出》中出演过。

原明华银行后来开了新亚旅社，1947年4月，电影明星秦怡、白杨来青应邀参加活动，就住在旅社一楼。1955年，曹禺来青岛休养，住在临淮关路2号，还专门去东海饭店和原明华银行参观。

此事为一则插曲。

不得不说，中山路作为青岛最早的商业街，是城市商业的“母脉”，金融业遍布，还有各类洋行、商铺并存。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这里的中心地位不可撼动。之后，市政府东迁，这座海滨城市由单一中心逐渐形成了多中心的格局，中山路的影响力不再像从诞生期发展期一直到高峰期那么有吸引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山路的影响力在逐渐在变弱，边缘化，相对单一化。“虽然中山路还有一些金融机构在，但是金融机构的总部已经逐渐从中山路向湛山向五四广场转移，它在客观上印证了城市的地理、经济、社会中心在不断更新，多中心的格局造就了丰富的多形态社会”。

李明先生总结说，中山路从诞生起就是一条金光灿烂的道路，它从出现就跟金融、财富、资本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是，和人一样，道路也会有一个成长到衰老的过程。它的衰老有着特殊的魅力，中山路留存了长时间的成千上万人的记忆，这些财富跟那些光亮比较，有着更能让人能从中窥见命运跌宕起伏、城市兴衰的特别体验。如今，再去看那些街景，看那些建筑物的基石、门窗，那里倾注了几代人的欲望、奔波、感受，在这其中，可以听见城市的呼吸，也能看见城市的灵魂，它有光亮，它也有平静，而这种光亮和平静结合，才让我们看到一座城市始终在生长。

而这，也是生命的律动和活力！

（未经许可，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