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丨我的孩子，不能去读书了

撰稿/半岛全媒体记者 赵永宝 李雪梅 摄影/半岛全媒体记者 褚乃健

还有10天，又一众莘莘学子将走进考场，为他们焦灼而漫长的努力画一个句号。

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有一个“隐秘的角落”，在老师和家长眼中他们是“问题孩子”，在同学眼中是“不好相处的人”，而在心理咨询师面前，他们是深陷抑郁或者焦虑情绪的个体。在同龄人仓皇而激动地迈向成年世界的过程中，他们却在一路挣扎，尝试着走出心里的“迷宫”。

也许你以为他们只是少数人，但数字告诉我们，这个群体并不小。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2023年3月发布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全国有3000万名17岁以下的青少年和儿童受到心理问题困扰。

他们曾经、正在和未来将要经历些什么，可能除了亲人之外，少有人知道。

●不上学的和不要命的

高三开学的第二个月，辛路告诉妈妈，自己不想参加高考了。

辛路是青岛一所高中重点班上前10名的孩子。近一年来，他反复出现自伤的情况，“站在阳台上就想跳下去”，两次关键的模拟考试都没参加。

“要不要找个心理咨询师？”妈妈试探地问。“要的。”辛路答道。

心理咨询师辅导一小时500元，分析后给出的原因是“分离焦虑”。

“孩子小时候，爸爸长期派驻外地，自己也经常出差，是姥姥姥爷带大的。”妈妈如此描述，“孩子说，脑海里时常会出现妈妈要出差了，哭得像生离死别一样的画面。”

辛路的成长历程，随着父母工作的变动曲曲折折。他的童年是在济南度过的，换过两个幼儿园，小学读的是爸爸单位旁的私立学校，六年级的时候举家搬迁到青岛。

“在小时候屡次换环境，对孩子来说是一种分离的创伤，每一次都是跟熟悉的环境进行切割。”心理咨询师跟辛路妈妈说，每换到一个新环境，他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来适应，每一次都有一个节点，跟原来的关系告别。高三结束，就意味着将再次跟这个城市告别，跟家人告别，跟朋友告别……“他内部的冲突太多了，太焦虑了。”

“如果说一个人的精力是100分，当他的焦虑过载时，他用了70分去处理焦虑，只剩了30分来处理学业，就会导致学业一落千丈。学业不好，再叠加一重焦虑，就没法上学了。”心理咨询师分析道。

高三下学期，辛路回到学校住校。有一天晚上，他在洗澡的时候，用订书机往腿上摁订书钉，被同学发现后，学校通知家长送到了医院。

辛路的病例袋里装着多个医院的诊断结果：二次入院，重度抑郁，伴有自残行为，等等。

这是一个个满怀心事和伤痛的个体。

从事青少年心理咨询已有10个年头，杜亚檑把接受咨询的对象归结为两种：一种是不上学的，一种是不要命的。

青岛儿青心理咨询公司的杜亚檑从事青少年心理咨询已有10个年头，她把接受咨询的对象归结为两种：一种是不上学的，一种是不要命的。

“跟我倾诉的高中生，首先会说的是考试压力大，这是一个普遍的面上的问题。但如果只有这个问题，他是不会来我这里的。”杜亚檑说，她见过不少孩子手臂上留着自我伤害的痕迹，密密麻麻。

她把这种伤痕叫做“百叶窗”，似乎是孩子在用这种方式，让晦暗的内心透进一丝光亮。从医学上说，出血的伤口刺激视觉，会产生内啡肽缓解焦虑。

遇到类似来访，杜亚檑经常会倍感心痛。但她知道，这只是身体上的疼痛，肯定还有一种更大的痛苦是精神上的，让他们两害相权取其轻。

一篇学术报告中曾记录了一个孩子的心路历程：

“老师，我又有点想划手了。老师问为什么？孩子说最近又觉得好像跟这个世界隔得很远，觉得迷迷糊糊，好像在半空中飘着，只有划手的时候，才会觉得跟这个世界有联系，就疼起来的那一刻，会觉得真实一点，好像还在这个世界上。”

“从大平均数来讲，尤其是初中以上，每个班里都会有两三个这样的孩子。”杜亚檑观察到，有的家长觉得，如果是因心理问题休学，以后复学会有困难，便会找个其他理由应对，所以，有时老师可能也不知道真实情况。

又岂止老师不知道。大多数人不知道，在每一个痛苦的孩子背后，往往隐匿着一群需要被拯救的孩子。

●不是叛逆，是病了

那是三年前的一个晚上，岛城某三甲医院精神卫生科大夫林奇接到一位妈妈的求助——还有不到半年就高考了，孩子不想上学了。

这是一个打扮精致、彬彬有礼的男孩，来自青岛一所重点高中，“辨识度很高的一个班”。林奇见到男孩时，他面部化着妆，身上喷着淡淡的香水。

“我说这香水好好闻啊，他会跟我分享这是什么牌子的香水，自己化的什么妆。”林奇尝试打开孩子的心扉，她发现孩子状态低落，不想去学校，不想写作业，听不进课，以至于“看到学校的教学楼就感到恐怖”。

让林奇颇感意外的是，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她又先后接诊了两个女孩，与这个男孩来自同一所学校的同一个班级。三个孩子从不同的途径领来，而家长的开场白却出奇地一致——“我的孩子，不去读书了。”

林奇说，这样的孩子在诊断中，有相当一部分患有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或者双相情感障碍等常见的青少年心理疾病。

如何疗愈“心病”，其实很多家庭最先求助的是心理咨询。

在杜亚檑的体会中，心理咨询工作也有“淡旺季”。9月份开学后，学习问题集中爆发，到10月份期中考试，一些小升初、初升高的新生会出现考试焦虑，往往表现为一些身体症状，比如头疼、肚子疼、发烧。有的孩子因为情绪困扰，不得不长期请假甚至提出休学。

“10月底到11月份，是我们比较忙的时间。从12月份到寒假就缓解很多，因为孩子不上课了，或者跟着父母出去旅游了，现实层面的压力小一点，状态也会好一点。”杜亚檑说，等年后又是一个麻烦，很多孩子过了一个寒假，面对开学又出现了“适应证”的问题。“大概到4月底5月初的时候，面临着第二学期的期中考试，又会‘倒下’一批孩子。”

家长们往往不知所措，有不少人给孩子贴上“叛逆”“矫情”的标签，甚至引发激烈的亲子冲突。

两个月前，一天晚8点，同样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刘婷婷，接到一位高中生妈妈的求助：刘老师，你能不能上门，我的孩子要跳楼了！

刘婷婷迅速给同事打电话，一起去处理这次“危机事件”。路上，焦急的妈妈打来电话催促，“快一点快一点，超速我给你缴罚款。”两分钟后，电话又来，“爸爸把他摁下了……”

刘婷婷赶到时，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正在抹眼泪。原来，父母为了督促他学习，长期不允许他关卧室门，争执之下，爸爸会把门踢开，最后干脆把门给拆了下来。

“孩子的个人空间被剥夺了，其实是剥夺了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独立性、隐私性以及成长的可能性。”刘婷婷说，在这段亲子关系中，父母不断扩张边界感，像提线木偶一样去牵制孩子，导致孩子多次出现自伤、自残，直至到了要自杀的地步。

刘婷婷在校园里开展青少年心理讲座，让更多孩子自己走出心里的“迷宫”。

类似孩子休学、亲子冲突这样的问题，在10年前杜亚檑刚入行时，还以面对高三生、高一生为主；五六年前，慢慢接到初三生、初一生的来访；近三四年，特别是疫情之后，会有小学高年级，甚至三年级的孩子送到她面前。

刘婷婷参与过一个面向全国中小学生的心理普测项目。“在2015年到2016年，做心理普测的学生样本大部分是初中生，当时有一个流行词叫‘中二病’，那个时候大部分的青春期问题行为凸显在初二。到2017年、2018年的时候，数据发生了变化，学生心理问题更多来到了初一。2020年5月份，疫情期间，我们又去做了一次普测，数据变成了小学五六年级。”

数字会告诉我们，这个“隐秘的角落”里包含了多么庞大的群体。

2023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对全国范围内超三万名青少年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有14.8%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其中4.0%属于重度抑郁风险群体，10.8%属于轻度抑郁风险群体，高于成年群体。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研究所教授俞国良对近10年来（2010～2020）我国大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进行了整合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总体检出率为18.9%。由高到低依次是：抑郁与睡眠问题（均为22.2%）、自伤行为（20.1%）、焦虑（18.1%）、自杀意念（13.6%）、自杀未遂（3.3%）。

●爸妈生病，孩子吃药

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寻找病因是父母在孩子被确诊后最着急做的事。

“所谓‘爸妈生病，孩子吃药’，我们对于青少年心理问题，不仅关注孩子个体，还会关注他的家庭。”杜亚檑认为，“孩子情绪或者行为出问题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家庭‘生病’了。就像一个池塘里的水出了问题，池塘里的鱼再怎么长都可能出问题。”

19岁的章佳宁来自青岛一所高校。回想起自己的高考，他说那是高中生涯考得最差的一次。考试前一天晚上，他高烧39℃，第二天简单吃点药就上考场了，头脑昏昏沉沉的，“全凭一口仙气吊着”，很多题都没有答完。曾经同行的伙伴都比他考得好，还有的去了清北。

章佳宁说，他的妈妈来自东北农村，家里条件非常苦，因为小时候的一些遭遇导致了听力障碍。妈妈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通过努力考上了特殊教育学校的高中，最后考上了长春一所大学。在学校认识了他的爸爸，两人落脚在东北一座三线城市。由于听力上的问题，妈妈的工作始终收入不高，日子过得有些窘迫。

于是，在妈妈对他的教育中，学习是唯一能够改变命运的方式。

“我的童年是从三年级结束的。”章佳宁说，从那时候开始，妈妈就告诉他不能浪费任何时间，除了春节和暑假可以休息两天，其他的每一天，甚至每个小时，都排满了学习任务和各种比赛，“妈妈说必须争第一，才能进最好的高中、最好的大学。”

妈妈如愿以偿，孩子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章佳宁从小升初开始，“每逢大考必然生大病，很多考试都是吊着水、打着针下来的。”

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偏找苦命人。有一年，妈妈确诊了一种严重的慢性病，医生说寿命可能只有几年。家庭的困境又一次投射到章佳宁身上，他耳边时常会回响起妈妈的唠叨，“一定要好好学习，不然妈妈死都不会瞑目……”

章佳宁陷入了一种“自卷”状态，晚上12点睡觉，凌晨4点起来看书，实在累了就在桌上趴一会儿……到高二的时候，彻底撑不住了，坐在那里腿会不由自主地发抖，精力不能集中，他不断地用揪头发、掐自己等方式，想让自己状态好一点。可最后，他甚至不敢进学校的教学楼。

章佳宁一度以为自己是神经衰弱，愈发沉默，一天说几句话，一只手能数得出。有时候憋得难受，他会跳下床跑到操场上，一个人喘粗气，“严重时，觉得自己要被掰成两半儿。”

没人理解章佳宁的痛苦，别人只觉得他内向少言。他去了医院，大夫说这是抑郁症的表现，给他开了好多药，并建议他休学。章佳宁没有跟妈妈说，高考前，他选择努力自救，随身带着绿色小药盒，“甚至还吃过健脑片”。

“当成绩成了孩子唯一的支撑，就像蘑菇一样，巨大的伞下只有一根柱子。当学习成绩下滑，这根柱子发生倾倒，孩子就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反之，如果一个孩子有很好的兴趣爱好，广泛的社交关系，那他就会有多根柱子来支撑，任何一根柱子出现问题，都不会导致毁灭性的打击。”

杜亚檑发现，陷入困境的孩子，有一个普遍的共性，他们的父母多数是70后、80后的“考一代”。曾经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从农村到城市落户后，会形成一种观念，就是把孩子的价值和成绩完全画等号。“有多少从农村考出来成为‘中产’的父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去学技术，将来可能成为一名蓝领工人或者外卖小哥？”

北京大学副教授、临床心理学博士徐凯文，曾因提出青少年“空心病”概念而广为人知。他将家长的这种做法形容为“刻舟求剑”，曾发出锥心之问：孩子一定学历比你高、学习成绩比你好、挣钱比你多，才是一代胜过一代吗？我们希望孩子复制我们的成功，但时代已经发生了剧变，人生可以被复制吗？

徐凯文在2023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临床中发现家长往往比孩子更焦虑，家长把焦虑传递给孩子，是孩子出现问题最重要的原因。

他总结了五条家长不应该做的：第一，家长一定不要把自己的焦虑和压力给孩子；第二，不要让孩子卷入夫妻关系问题，如果夫妻关系有分歧你们自己解决，不要让孩子当夹心饼干；第三，不要只给钱不给爱；第四，不要过度保护、宠溺孩子，破坏规则；第五，不要把成绩作为评判孩子的唯一标准。

同时，他也给出忠告：我们的财富是为了给孩子更多选择的自由，一定要注意保护孩子的创造力，和对学习、对生命的热情，而不是学习成绩；既有教育和规则，也有理解和尊重，要理解他们的世界跟我们差得很多，所以要倾听孩子；行为世范，身体力行。

●走出“迷宫”

走出这个“隐秘的角落”，就像走出迷宫。对资源充足的幸运儿来说，他们可以调动家庭、外部资源来寻找最佳攻略，而对于很多家庭已陷入困境的孩子，就犹如在泥潭里挣扎。

刘婷婷的手机相册里，有一个高高瘦瘦的阳光少年，他叫黄凯，今年上高一了。每到周末，黄凯都会来刘婷婷的办公室聊聊天。而刘婷婷刚认识他的时候，还是个见到生人就要躲到妈妈背后的六年级小学生。

四年前，黄凯的爸爸得了尿毒症，妈妈常年在家照顾爸爸，无法工作。家庭没有收入来源，黄凯在社区里也没有玩伴，放学回家就关起门来，坐在炕沿儿上写作业，爸爸躺在炕上看着他，生活中只有三个人的交往。

刘婷婷从事的是心理学加社会工作，“面对这个孩子，能做点什么呢？”她尝试对接了社区，得到一间会议室，作为固定的活动场地；随后，又去对接了大学生，每个周末为黄凯做一次帮扶活动。

一番努力下，黄凯从开始怕见陌生人，站在台上半小时说不出一句话，到初中毕业时已经能够流利自如地分享自己的故事，而且参与了很多户外活动和小组活动。

刘婷婷给这个公益项目起了个名字，叫“未来同伴计划”。四年多里，加入这个计划的孩子越来越多，志愿服务的大学生也越来越多，从帮扶一个孩子开始，他们已经成功托起了85个困难家庭的孩子。有的孩子荣获了“青岛市优秀班干部”，还有的孩子大学毕业后加入了她的团队，将爱的薪火继续传递下去。

青岛市崂山区链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婷婷和同事们发起的“未来同伴计划”，四年多里已经成功托起了85个困难家庭的孩子。

王立也是这个帮扶项目中的一个孩子。

刘婷婷见到他时，距离2020年中考只剩一个月了。当时，王立的爸爸已去世，妈妈撇下他改嫁，家里只有他和奶奶相依为命。

“马上就要中考了，你有什么打算？”王立的回答让刘婷婷记忆犹新，“他说，等我考完了要去找妈妈，只想问问她为什么不要我。”

刘婷婷发现，王立的心思全部在妈妈身上，以至于精神涣散，甚至到了退学的边缘。眼前的问题，是先过中考这一关。刘婷婷发现孩子的学科底子很弱，她联系了专业的学科规划老师和大学生志愿者帮他补习功课。周一到周六要在学校上课，刘婷婷算了算，中考之前属于他们的时间只有68个小时。

“68个小时”之后，王立踩着线上了普职融通。“未来同伴计划”继续陪伴他读完高中，去年王立参加春考后，走进了大学。

如今，刘婷婷不时会接到王立的电话：社团的板报应该怎么设计呀？我要不要竞选班长呀？

辛路的妈妈退出了所有的“鸡娃”群，她的生活进入了另一个规律，手机上设置了3个闹钟，定时帮孩子准备药片，每个周五带孩子去做心理治疗。“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帮孩子走出来。”

她慢慢发现，很多没有考上大学的孩子一样过得很精彩，有的办起了养老院，有的男孩子设计起了旗袍，有的女孩子做起了小羊毡人……这一代孩子就如热带雨林里的万千物种，有太多太多生长的可能性。如果孩子能够凭借自己的优势自食其力，在社会上立足，那就是最好的成长。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林奇、章佳宁、辛路、黄凯、王立均为化名，案例来自记者采访或读者来电，与文中心理健康机构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