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丨为长辈写回忆录的年轻人

2024-12-08 16:12 大众·半岛新闻阅读 (19979) 扫描到手机

在代写回忆录行业,有些技巧是可以通过参加培训、搜寻资料习得的:

创作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调研采访,文稿写作,设计排版。叙事框架可以提炼为“努力人”和“意外人”这两种。按照时间顺序,可以将一个人的一生从童年到老年,分割成4个、或者更多章节——这取决于所掌握素材的丰富程度。

要想写得更好,最好懂方言、知生死,拥有跌宕起伏的人生,具备较好的文字功底,当过记者是加分项。

有些规则是身在其中才能领悟的:

最难的部分其实不是写作,而是获客。得清楚,目标客群不是故事的主角,而是他们的子女、孙辈。要想方设法创造需求、刺激需求,不要放过每一个重要节点和消费场景,无处寄托的孝心或许就是最大的机会。

对很多人来说,还有一些体会是需要经过很长时间以后才能抵达的。

不同于那些将代写回忆录当作一门新兴副业、银发经济新赛道的敏锐创业者,那些因为一次写作训练、一项学业任务,或者基于对写作的兴趣爱好而将亲人作为回忆录“目标客户”的年轻人,将更快地抵达这一感受。

踌躇满志地策划、漫长的访谈、多方查证、精心构思、一遍一遍打磨、一版一版修改,直至交稿。这个过程被他们称为是一个“大工程”。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发现,当初花那么大力气去完成的作品,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了。

爷爷不是普通人

爷爷生于1930年,跨越90年,赵弈菲最早是从2020年开始给爷爷写回忆录的。彼时鲐背之年的爷爷,除了反应稍慢,头脑依旧清楚,表达依旧顺畅。“可能是由于他平时有读书看报的习惯。”赵弈菲说。

赵奕菲爷爷年轻时

爷爷是一位很有想法的老人,健谈,“特别愿意讲年轻时的故事”;明事理,喜欢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开导孙女。这个家庭的气氛十分和睦,闲谈往往发生在饭桌上。他讲,家人听,但没人想过要将那些精彩的故事记录下来。

有关爷爷的一些片段是她从小听过的。

爷爷是孤儿,上过私塾,16岁当兵,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经历过战场的九死一生,1954年顺利回国,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后一批通信兵。唐山大地震那天夜里,他在家乡河北滦县和同学聚会喝酒,正好没睡觉,所以,虽然紧邻震源,但他在地震发生的时刻跳窗逃脱,幸运地躲过了天灾。

后来,因历史原因,爷爷50岁就从部队退休。1995年,赵弈菲出生,爷爷从此完全回归家庭,买菜做饭,出门遛弯,和奶奶一起过上了“普通老头老太太的生活”。只是,那是一个爱讲故事的普通老头。很长一段时间里,赵弈菲杂乱无章地听着那些故事。

赵奕菲和爷爷

醒悟的时刻发生在赵弈菲读初中时的一天,爷爷被请去给小学生做讲座,回来时,他戴着一条红领巾。那段定格的记忆,对赵弈菲有着不凡的意义。她一下子意识到,自己的爷爷不是一个普通人。

“是伟大吗?”

“是传奇。”她更正。

“哎呀,特别遗憾你们没有亲眼见到他这个人,和他聊聊天,只靠我这样说是说不出来他的那种感觉的。”关于爷爷的回忆讲了一半,赵弈菲突然说,“我好遗憾你们没有自己去认识他,感知他。”

结尾落在哪

真正驱动赵弈菲将爷爷的传奇经历落在纸上的契机,是她在2020年研究生入学前的那个暑假,参加了一个口述史写作训练营。随后,她读的新闻与传播专业开学,导师鼓励她,可以将爷爷的个体生命史作为将于3年后提交的毕业设计的主要组成部分。

以此为起点,她的大工程进行了3年之久。

访谈都是发生在吃饭时、散步时、外出游玩时。最后累积的录音有多少分钟,她记不清了,但她听着录音逐字在电脑上敲下来的文字稿有86980字,“我试过语音转文字,但是方言根本不行。”

光是录音稿就整理了3个月,后期动笔写作的时间被压缩到不足3个月。时间紧迫,马上就要送外审了,她还在一遍遍和导师争执文章的结构问题,“挨了不少骂”。

“毕业设计的主题是写抗美援朝最后的通信兵,可我更想把爷爷完整的生命历程写出来,16岁当兵前的经历也很重要,我觉得是一环扣一环,不能缺少。”时至今日,她依然坚持己见。

改到第3版时,她崩溃大哭过。最难写的部分是“结尾落在哪”。

写战争结束,他们回国?赵弈菲最后做了一个有跑题风险的决定——她在最后一个部分详细记录了爷爷生病至生命走向衰竭的过程。但这毕竟是一篇讲究“主题”的毕业设计,拿去送审的是第4版,她固执地保留了部分结尾。

外审结果很好,两个A。其中一位老师的评语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记得那段话的大意是:这群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他们的经历比较伟大,但是因为感染了新冠,这种结局令人唏嘘。

“我觉得我的结尾放对了。”她说,“他的评语正中我的想法,我就是想呈现这种反差。”

这段被她描述为“刻骨铭心”的创作过程就此告一段落。之后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爷爷身体最早出现问题是在2021年。那时访谈仍在继续,但爷爷的思维似乎已经出现了混乱的迹象,一件事发生的具体时间,来来回回问很多次,总是得到不一样的答案。

再后来,爷爷不再爱说话了。

2022年,爷爷感染了新冠,进过几次医院,都化险为夷,顺利出院。但一进一出间,身体放佛进过时光机,加速地老去。

说起来都是“幸好”“幸运”,趁爷爷还能清晰表达的时候着手做了这件事。但是再往下想就是“遗憾”了。

“远远不够。”赵弈菲说,“真正做完这件事之后我才知道,我开始得太晚了。这件事要趁早开始,如果他当时年轻一点,会记得更清楚,讲得更生动。”

2020年开始访谈时,赵弈菲同步开始为爷爷拍视频。如今那些“庞大的视频素材”仍在她的硬盘里,她计划后面将它们剪成一个片子,但不是现在。“可能看到之前的那些视频我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得缓一缓。”她说。

但其他的计划已经提上了日程。

“我最近打算把作品里那些删掉的内容再填充回去。”赵弈菲说,“我打算接着他生病后的故事往下写,也把家里人照顾他的情况都写进去。我不知道能写成什么样子,但就想现在赶紧记下来,不然过几年我可能没有那种心境了。”

没有一个截稿日期等着她,故事也可以写长一点了。

不一样的姑父

故事的主角也不总是拥有传奇经历和辉煌荣光的战斗英雄。怎么看,这都是一段普通的人生。

一个生于1953年的男人,至今的人生里,都没离开过自己的出生地江西吉安浒坑镇。他在那个小镇里长大成人、工作、结婚、生子,50多岁时,从工作了一辈子的当地特色产业——一家国有钨矿退休,然后过上了一种更加平淡的老年生活:照顾自己年迈的母亲,出门打麻将,看别人打麻将,刷抖音。

值得说道的部分是,他是家中长子,特别能干,有责任心,承担了大家庭里的很多事情。他很关照晚辈,但很严肃。

他是一位沉默寡言的长辈,很少提到自己的往事。“我几乎没有办法感受到他任何其他的感情。”

——以上,就是2020年,当时20岁的施雨能够对姑父作出的白描,200多字。

施雨姑父工作过的机修厂

姑父成为一个选题,纯属随机事件。

大三那个暑假,读人类学专业的施雨基于对“进入他人生命”这件事的兴趣,报了一个口述史写作训练营。作为课后作业,她需要回家乡寻找一位老人,完成一次关于个人生命史的访谈,并提交一个文本作品。

寻找一个合适的访谈对象并不顺利。施雨在镇子上走访了很久,“很多老人会说,这辈子也没什么,可能他们人生中有很多大的节点,但他们也就这样简单说过去了,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找到姑父的时候,简单掠过的人生里,有一处浓墨重彩的停留。他提起自己22岁那年,曾为自己的工读生身份去南昌上访,几经波折,最终为自己以及自己所在的群体争取了单位里正式职工身份的一段经历。

这个小故事对施雨来说是新鲜有趣的,她听得津津有味,没想到平素看起来那么严肃、循规蹈矩的姑父,还有这样“叛逆的”往事。但这还不算促使施雨写下这个故事的主要原因,真正触动她的那个点,是姑父讲述这段往事时,流露出的那丝“骄傲”。

这个骄傲的故事发生在1975年,核心事件的时间跨度不超过8个月,实际有推动作用的情节也只发生在几日之内。但关于这个故事的访谈进行了3次,算起来,大概聊了7个多小时那么久。

那是施雨第一次和姑父谈论他的往事。他还是那个特别关照晚辈的姑父——为帮助施雨完成作业,给予了极高的配合度,家庭聚餐时也愿意随时离开餐桌,坐在施雨的书桌前再补充讲几句。

还是那个内敛的姑父——他用一种喜怒不形于色的姿态,讲述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故事,没有泪,没有笑,也没有细节。

为了让作品更精彩,施雨花了很多心思。她跟着姑父重走了家乡的那些山路,去了镇子上姑父曾经工作过的机修厂。她还征求了写作课上指导老师的建议,尝试通过追问当年某个场景下姑父的身体感受来获取更多细节。

于是,她见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姑父。见他神采飞扬地讲述,当年,他和工友们怎么走了很远的路,怎么爬上火车,怎么从宜春到达南昌的那个过程。“他讲得很生动,我听得很过瘾。”

“他会觉得这件事是他人生中最骄傲的一件事。一生虽平平庸庸,但他曾为自己争取过一些东西。”施雨说,“听到的那一刻,我会觉得,原来我的姑父是这样的人,原来他有那么一段少年意气的时光,垂垂暮年,他依然记得,并依然为此骄傲。”

从-1分到8分

给外公外婆做完访谈之后,24岁的曾姗变得更爱回老家了。

她在南方一座沿海城市的一所高校读研,家乡在当地一处偏僻的乡村,路程不远,也不算近。但她依然愿意时不时地跑回去,有时只是因为一件小事,有时是因别的事路过,也要“先过去外公外婆家待一下,跟他们随便聊聊”。

从前她不是这样的。

她一直知道外婆是爱她的,但她说不出这种爱。无法明说的东西就很难称量它的分量,也容易让人忽视。

曾珊和外婆

至于外公,那是一位爱说大话,有点啰嗦,不太靠谱,又爱喝酒的“普信男”。家里没人爱听他说话。每当他开口讲些“宏观的话”,谈论一些政治,就会被子女拦住,让他“不要说”。

这种糟糕的印象还能如何描述呢?“如果打分的话,我对他的印象是-1分。”曾姗说。

去年,一直在学新闻、做新闻实践的曾姗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她想给年近80岁的外公外婆拍一些日常的照片。既然要拍照片了,就顺便又录了一个访谈视频。他们文化水平都不高,接受信息的方式分别是听收音机和看电视。因此,曾姗觉得,相比文字,影像或许是更好的载体。

有人听他说话了,外公很高兴,对着摄像机“滔滔不绝”“侃侃而谈”。曾姗也是第一次认真听外公讲他过去的经历。

访谈是一种别样的交流方式,对双方而言都是一样。不是一种讲述与倾听的关系,而是主动的讲述与主动的倾听。当沟通里掺杂了主动性,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外公讲起很多年前的一个雷雨天,他和老伴在田里耕地,最小的儿子无人看管,被雷劈中,夭折了。“讲到这,他突然哭得很厉害,我以为外公是个不会哭的人。”曾姗感慨。

还有一些事情是令她刮目相看的。

外公曾经为了给自己病重的后妈治病,卖掉了一辆“挺贵的”自行车,也曾经在家里入不敷出的时候,拿出一些自己做的东西去城里卖。这些小事让曾姗觉得,“原来我外公是一个挺有经济头脑、生活积极向上的人,他面对苦难这么乐观。这对我是一种激励。”

曾珊的外公

甚至,那些“啰嗦”也有了合理的出处。外公讲起自己年轻时曾在村里担任过副村长,“你还有官位呢。”曾姗调侃。她开始看到了外公的另一面:有大局观,总想做点什么事情,让村民过得更好。“现在他的这种意愿已经变成了一种发牢骚的表达,但是通过他讲,我会感受到他还是有那份心意在的,我就会觉得,他还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如今,在曾姗心里,外公的印象分已经涨到了8分——这是很高的评价了,满分是10分。

相比起来,外婆讲的就少多了。曾姗发现,在外婆有限的讲述里,只有别人,没有自己。“她记得外公怎样,我舅舅怎样,我妈妈怎样,就是不记得自己有什么故事了。这不是她讲述的重点。”曾姗说,“通过这个讲述,我更爱外婆了。”

在访谈时,她突然理解了外婆的爱:她的心里都是别人。

她想起每次吃火锅的时候,外婆会跟所有人说,姗姗不吃香菜,你们要最后放。“我不吃香菜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能记住的,而且她年纪这么大了。我觉得她确实很爱我。”

她还想起自己考研前,住在外婆家备考,有段时间,邻居每晚在家唱卡拉OK。她自己不觉得吵,也没有抱怨丝毫,外婆却主动跑去跟邻居说,“你们不要晚上唱”。

“我当时觉得我外婆真是个英雄。”

讲述比记录更重要

曾姗还在计划着给外公外婆写一个文字版本的记录,“但是一直拖延,就没写”。

赵弈菲关于“爷爷生病后”的写作计划,也还停留在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工作后的写作时间是碎片化的,想写的东西又很多,涵盖了家里人的很多支线故事,没头没尾,很乱。

施雨其实想过,要给奶奶写一部回忆录。从小到大,她们相处得多,争吵得也多。一个嫌这个太叛逆,一个怪那个不理解。访谈是个好办法,或许能让她更理解自己的奶奶。“但是挺遗憾的,奶奶前年去世了。”

还有很多搁置的、无法完成的写作计划,留在了脑子里、心里。

那些已经完成的作品呢?

赵弈菲的作品受到了优待。在写作训练营完成的那个故事,被集结成册印成了书,爷爷戴上眼镜看了好几天。今天看,明天又看。

毕业设计打印了好几份,分散给了其他家人,每个人都认认真真完整地阅读了。妈妈特别感性,读完后就哭了。爷爷拿了一本放在床头,每天都看。虽然后期他已经看不进去了。

曾姗将照片做成相册送给了外公外婆,口头没有说,但曾姗知道他们应该蛮高兴的。“他们的语言体系里就不会有‘好开心你做这件事’‘我很感动’这种话。”她理解。

施雨写姑父的那个作品,最后落在纸上,有9655个字。她将印刷出来的作品集拿去给姑父,他也只是默默地、仔细地读了,不声张,也不评价。

直到现在,作品集仍静静地躺在姑父家的老房子里,家族里其他人有没有读过,施雨不得而知。一项大工程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结束了。

问她们,做这件事到底有什么意义?她们给出的答案,往往和写作甚至作品本身都没关系。

“我跟姑父进行对话,他主动讲述他的过去,详细回忆他一生的这个过程,可能比我写出来的作品,对他本人的意义更大。”施雨说。

从这个意义上看,那些创作过程中的所有困难与阻碍都显得无足轻重了。细节的模糊不清不重要,记忆的混乱不重要,讲述在多大程度上贴近真实,个体主观上对部分事实的美化、对另一些事实的刻意回避,这些统统都不重要。

写作技巧当然也不重要了。因为在这件事里,主角从来都不是一个产品,一门生意,而是人。

讲述比记录更重要。

谈到价值时,赵弈菲想起爷爷从朝鲜回国时的一个送别仪式:

他们坐在回国的闷罐列车里,每位战士手里拿着一根粉色纸条,纸条那一头,由朝鲜当地送站的妇女拉着。车一开动,纸条纷纷扯断了。想象起来,这个场面甚至有点浪漫。但当时爷爷的脑里、眼里,被死里逃生、劫后余生的余波冲击着,视线已模糊不清,他看不见那些随风飘扬的粉色纸条。

在接近70年后,走到生命末端的老人讲述这段往事时,迟来的感动不期而遇。今天的自豪、光荣、伟大、有意义,这些感受都是真实的。但70年前,那个24岁的年轻人,处在时代洪流中的一粒子,头脑中的茫然无措,也是真实的。

时间之河让心境发生了变化。“作为个体,时隔多年的这种讲述,就是对他亲历这件事的一种交代。”赵弈菲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曾姗为化名)

(文/半岛全媒体记者 牛晓芳 图/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