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青岛|一个“陌生人”在青岛避暑 打捞《避暑录话》中的作家们，特写王余杞的特殊经历

□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张文艳

  夏季的炎热袭来，避暑的人群纷纷拥向青岛。

  街道上，可以看到来自各地的车牌，行走在大小景点，寻觅这座海滨城市的清凉。1935年的7月，同样有一群人来到青岛，他们目的不同，有的是来出差，有的是来工作，只有少数人是来旅游，但他们对青岛的避暑印象都很深刻。所以文笔不俗的他们，在洪深、老舍等人的号召下，组成以12人主力的团体，开办了名为《避暑录话》的副刊，随着当年的《青岛民报》发行。

  于是，我们以此副刊的名字，策划了避暑专题，同时，也打捞了作者们的行踪，尤其是一位名为王余杞的作家，在他的家乡自贡，他被视为不该被遗忘的作家，他在副刊上，写下了《一个陌生人在青岛》的十篇连载文章，既有游记，也有评论，让我们看到了当年青岛的真实的面貌。

避暑录话

12个人发出避暑呼声

   “在避暑胜地的青岛，

  我们必须避暑！

  避暑！”

  洪深在《避暑录话》副刊的《发刊辞》中写道：“在一九三五年的夏天，偶尔有若干相识的人，聚集在青岛，为王余杞、王统照、王亚平、老舍、杜宇、李同愈、吴伯箫、孟超、洪深、赵少侯、臧克家、刘西蒙等十二人。他们在青岛，或者是为了长期的职业，或者是为了短时的任务，都是为了正事而来的，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有闲者；没有一个人是特为来青岛避暑的。”

  但是，这些作家们，还是发出了避暑的呼声，因为，他们达成了共识，必须有避暑的态度。

  《避暑录话》创刊于1935年7月10日的《青岛民报》，由十二位新文学作家共同撰稿，每周随《青岛民报》出刊。

  那么，他们在文章中表达什么呢？洪深说，他们这十二个文人，作风不同，情调不同，见解不同，立场不同；其说话的方式，更是不同——有的歌两首诗；有的讲一个故事；有的谈一番哲理；有的说个把笑话；有的将所观察到的人事表现在一出喜剧里；有的把接触到的人生，以及那反映人生的文学、喜剧、电影等，主观地给以说明与批评——他们正不妨“各行其是”。

  值得一提的是，《避暑录话》的出版，老舍和王统照功不可没。

  “12个人年龄不同，专业有异，关系也并非都是等距离的。这里面他俩是最主要的人物”，青岛大学原中文系主任、教授刘增人说，“老舍和王统照关系非常好，老舍经常到王家吃饭，而臧克家、吴伯箫这些青年也经常去。臧克家的第一任妻子王蕙兰是王统照的侄女，他的第一本诗集《烙印》是王统照、闻一多和王蕙兰的表兄各出20元赞助出版的，可以说王统照是臧克家的亲戚、导师、朋友。吴伯箫来青岛以后，也向王统照学习请教。诗人王亚平1932年到青岛教书时认识了王统照，也把他作为自己的新诗领路人”。《民报》的总编辑杜宇同样得到了王统照提携。当年，他敲开观海二路49号门后，一下子“给暗夜潜行的青岛文学开了光”。执教于山大中文系的老舍在文坛的地位更是毋庸置疑，他大力支持《避暑录话》，在金口二路（今金口三路2号乙）的樱海雅舍中先后创作了9篇文章，几乎每期都有力作。

12个风格、情调、见解、立场各不相同的人，聚在青岛，看似避暑，实际上是因为职业或者公务而来。除了以上几个人，还有几位：赵少侯当时在山大外文系执教，左联作家孟超此时正在青岛靠教书、撰稿为生，他的故居在苏州路20号。刘西蒙是《民报》副刊编辑，他们都因缘际会加入了作者队伍。

  虽然仅出刊十期，但以《避暑录话》为切口，可以梳理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以左翼作家、自由主义作家为主的各路作家缘何选择青岛作为“避暑”之地，也可以探究他们在青岛如何与主流文坛既疏离又不断地关联和互动中，沉淀、调整、修复、甚至改变各自的创作理路、文学理想与职业选择。在“避暑”作家与青岛的双向互动中观照新文学在青岛得以兴起和繁荣的内在驱动和路径，为重述上世纪30年代的文学史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中国海洋大学的李莹博士撰文说。

  正如洪深文章中所说：他们在一点上是相同的；他们都是爱好文艺的人；他们都能看清，文艺是和政治、法律、宗教等，同样是人类自己创造了以增进人类幸福的工具。他们不能“甘自菲薄”；他们要和政治家的发施威权一样，发施所谓文艺者的威权。

  此外，他们还有一个点是相同的——就是，同人们相约，在一九三五年的夏天，在避暑胜地的青岛，说话必须保持着“避暑”的态度。

作家特写

一个陌生人在青岛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四傍晚，踏出车站，从一个马路口上便望见海，在暮色苍茫中，海水变成了深碧。像是久别的朋友，我对它一再地凝睇着。

  久已在照片上看熟了的栈桥，海滨公园、小青岛，水族馆等地，都一一从车窗中掠过。车在修正的马路上行驶，马路随地形建筑，曲折高低，长蛇般地蜿蜒着。”

  这段话，出自《避暑录话》，文章署名为《一个陌生人在青岛》（连载），第一篇是“初次把晤”，作者为王余杞。而在整个副刊中，他的文章几乎贯穿始终，一共十个篇章，一期一篇，剩下的分别为“炮台遗址”“鲁大与明华”“铁展会”“鼓掌”“栈桥即景”“崂山之行”“伤足”“崂山之行（二）”“离别青岛”。除了“鲁大和明华”描写的是“鲁大煤矿的被水淹没，明华银行的倒闭”的突发事件，以及对事件的看法外，其他游记散文，记录了在青岛的见闻、经历和感受，当然也有对人性的思考和剖析。

  王余杞是谁？在四川自贡，他是名人，也被认为是不该被遗忘的作家。

  王余杞（1905.3～1989.11）笔名曼因、隅棨等，四川省自贡市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盟员，中国现代文学重要作家。1924年，考入北京交通大学预科。1930年毕业后在天津北宁铁路局任职。1934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创作完成其代表作《自流井》，并主编左联《当代文学》杂志，专登上海被禁的左翼作家的作品。此后活跃于我国文坛，受到左翼文坛巨匠鲁迅、郁达夫等人的关注和扶掖。

  30岁的王余杞因公来到了青岛，也受邀为《避暑录话》撰文。王余杞当时在北宁铁路局工作，因为来青参加第四届“铁展会”，并带着妻子光林和女儿曼曼参观，写下了十篇文章，总标题为《一个陌生人在青岛》。

  海大的李莹博士认为，青岛是王余杞文学地图上的一个重要“站点”，梳理他青岛时期的文学活动，可以与他在四川、天津等地的游记一起辐辏出他的文学地形图，以此为线索，可以建构更为立体多面的王余杞形象。

  那么，王余杞在青岛走过了哪些地方呢？

  抵达青岛后的一大早，王余杞就走上栈桥，东望小鱼山，欣赏满山绿树里点缀着的洋楼。他看到了1934年刚刚建成的湛山精舍，也看到了当时的市立女中，对于这样的景色，他并不是十分满意，“一个踞地最高，一个庞然大物，有点刺眼。是诗人就必当惋惜破坏了整个风景的美呀什么的了”。

  接着，王余杞来到了紧邻着水族馆的海滨公园，看两三个绅士垂钓。此时，小青岛浴着波光，欲浮欲沉。朵朵白帆船，蝴蝶般地飘过来，又飘过去。“青岛太美了！”他由衷地发出了赞叹，他说，在中国，找不出第二个像青岛这样的城市，他觉得，青岛就像是世外桃源。然而，小青岛旁的外国军舰，中山路上的洋货，让王余杞感到不适，他同情那些被剥削的人，也惋惜这座城市曾被侵占。

  “青岛没有夏天，这就是说青岛没有热——青岛是缺乏热的，其实青岛正需要着热呢”，他说。

真诚记录

在青岛，走过的地方

   “四五个人坐上马车，目的地是去看德人建筑的炮台，得得马蹄声，在柏油路上传出清响。青岛多马车是一特点，马车双驾更不是在别处所能看见；这十足地表出了青岛的人有身份……

  炮台山正对着海口，前面，海天相接处浮着一两个小岛，后面，一山丛林内蹲伏着几尊炮台——一炮台的形式像隐藏在战壕里的兵，露出钢盔，伸出枪管。”

  炮台的见闻，书写了王余杞对青岛历史的看法。他们一行人进入了“炮台隧道”。看守人为他们打开了大门。据同伴说原来是一个修筑炮台的工人看着，年事已高，而他们遇到的却是年轻人，“他说老头子是我父亲，在前两月死去，留个他的全部遗产，便是一把钥匙”。这段记录在如今看来已经成为了历史，也是青岛炮台的一段特殊经历。

  参观中，让王余杞印象最深的是那锅牛肉，“我冷笑德国人费尽如许力气，建筑起这么一个杀人东西，而自己又将无数的人给人杀死，甚至于一锅牛肉也没得吃着，那些死者，究竟明白不明白自己是怎样牺牲了的呢！”

  王余杞写文章，善于观察，幽默中又略带嘲讽，在《鼓掌》一节中，他称自己在青岛咖啡，在胶济礼堂，在迎宾馆，参加了若干次的公宴，每次鼓掌都有一个共同点，也就是固定的公式：

  “主人中间必定有一个叫做代表的致词，然后又是客人中间一个叫做代表的致答词。

  也是公式——

  主人代表含笑开口。

  拍拍拍拍……掌声跟着起来。

  高举起玻璃杯，

  拍拍拍拍……便又是，

  客人代表站起来先弯腰。

  拍拍拍拍……

  再坐下来。

  拍拍拍拍……

  一串掌声如燃着的炮仗，密骤中带几分整齐。然而炮仗在放完之后，不免还剩下几个，出乎意料才又‘劈拍’‘劈拍’地爆炸两声”。

  趣味横生的表述让人忍俊不禁，似乎这种公式到现在仍然通用。

  他还分析了鼓掌的四类人：第一个鼓掌的多半是客人代表，这里面含着交换的意思，所谓“互相标榜”者是，其次是发言人目光所及的地方，被瞟着的人便不好不抬起手来应酬一下，所谓“情面难却”者是。还有些鼓掌的，是因为宴会上遇到了上台发言的亲戚朋友熟人，以资助威而便拉拢，“利人利己”，满座尽欢。另一部分则纯出无心，大家喝酒，便也喝酒；大家吃菜，便也吃菜；所以大家鼓掌，便也鼓起掌来。根本没听到对方讲了什么。

  王余杞说自己哪一种人也不是，但凡是其中的一个，也会随波逐流，毕竟要浮沉于宦海。

  王余杞还于七月二十一登上崂山，当时市政府招待游崂山，他报了名，因为可以搭乘军舰从水路前往。清晨，一阵雨后，王余杞把孩子寄托到朋友家里，与妻子一起参团爬崂山。在军舰的船板上，有“老青岛”数说着崂山的胜景，吊起了王余杞的胃口。

  在军舰行驶的三个小时的时间里，王余杞看起了《避暑录话》第二期，读起了自己发表的文章，并庆幸去一趟崂山，当可找到一点写文章的材料呢。然而，船行了一个小时后，人声忽然轰响起来，船也似乎不动了。怎么回事呢？“我伸首向圆圆的窗孔望去，军舰仍停在大港码头内。女人再跑来找我：‘舰长说风浪太大，船快到崂山，半道上又折回来，真是！’”白走一场。

  最终，王余杞还是登上了崂山，在他的下一个篇目《崂山之行（二）》中，他如愿坐上了“84”号山轿，开启了崂山之旅。

  他住在崂山饭店，带上了一本写着“泰山虽云高，不如东海崂”的《崂山导游》，他也因此为泰山“鸣不平”：泰山自云门桥以上，跟着便是十八盘，一直盘上南天门，不仅要比崂山高，而且还比崂山险。不过，他也承认，崂山主打一个“奇”字：崂顶崖石各具形态：或者直立如人，或者蹲伏如虎，或者展翅如飞鹰，看它头重脚轻，担心它会掉下来，但它终于不会掉下来，看它重叠安置，疑心是谁故意堆砌。由柳树台、崂顶，由崂顶下鱼鳞口北九水，鱼鳞口的瀑布较小，却较曲折；两旁悬崖绝壁，山上林木幽深，形势也比较秀丽玲珑。

  他们看到了热闹的游人，也看到了外国人野餐留下的汗衫两件，残余的面包半个，烧鸡半只，茶杯一个，“游山之乐，或者此君才是真正领略到了”。

告别青岛  

有遗憾，也留下眷恋

   “我爱看海，我喜欢海涛的激昂；我爱海浴，我喜欢海水的柔情。因此，我几乎每天必到汇泉。

  当蛙式游泳初会时，试将身子浮在水面上。海阔天空，任我凫游，水流从指缝划过，别无感触，的确有几分洋洋得意。一个人什么时候敢于单人独马地傲视一切呢？那除非在会游泳之后而游泳在水里。”

  来青岛，必然会下海。不过王余杞在浴场的经历和别人不同，他是“伤足”了。

  王余杞喜欢在水中遨游的感觉，却不慎遇到了意外。

  “我骄傲着，全不理会在岸上在水中攒劲着无数人头，只独自在水里凫着。气力不继了，两脚落下来，换过一口气，身子一纵，又浮上水面。便在一次纵身时，右脚掌上似乎踩着玻璃之类发生了一点阻碍，心里马上意识到：大概是刮掉一块皮。身子落下来，手在右脚上一摸。——不对，是一块肉，小指宽，一寸来长，还在脚掌上悬吊着。”

  如此严重的伤势，让他无心游泳，只能求助于路人，希望帮忙找一下救护队。“他默默地去了，又默默地走来，带来一片橡皮膏和一卷绷带，再默默地替我绑上，我还来不及和他谈话时，他已经默默地走了”。如此好人，让王余杞很感动，可以当他忍着痛找到救护队时，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帮助，因为对方认为他已经包扎好了，这让王余杞很气愤。

  工作结束，在决定离开青岛前，王余杞打算登上“真正的青岛”，也就是小青岛，做最后的告别。

  小青岛在他三岁的女儿的眼里是“又红哪，又没有哪”的灯塔所在的地方，是个神秘的岛屿：那地方，四面皆水，一岛孤悬，小松成林，野花满地。在正是幽静的环境中，只听到风声，潮声与鸟声。——风声过处，疏林外，碧绿的海上卷起雪白的浪花，做成了阵阵潮声，潮声惊骇了飞鸟，飞鸟便叽叽喳喳地鸣叫着。

  因为这，小青岛让王余杞深深地留恋，“将要离开青岛了，我应当向那真正的青岛告别”。然而，当他走上栈桥，准备乘坐舢板登岛的时候，发现因有“要人”抵达，小青岛临时封闭，舢板停航了。王余杞与警察理论了一番，不得要领，只好作罢。

  带着最后的遗憾，王余杞回望小青岛，只默默作别。“八月二十三日的清早，我便带着行李，走向车站”。

  王余杞走了，但多年之后，他与臧克家因为《避暑录话》还产生过一段小插曲。1980年，臧克家在《新文学史料》连载自传体长篇回忆录，在《悲愤满怀苦吟诗》一章中谈到了《避暑录话》，没有提到王余杞。

  似乎是为了证实自己参加过，一年以后，王余杞在1981年发表了《关于避暑录话》，其中写道：“1935年暑假期间，《青岛民报》的杜宇、刘西蒙两位编辑，约了当时在青岛的人办一个小刊物。应邀的人中有老舍、洪深、王统照、赵少侯诸老和臧克家、吴伯箫、王亚平以及我这样的青年人。”

  这引起了臧克家的不满，他在《关于<避暑录话>和<现代>》一文中谈及王余杞的文章时，说他当时已31岁，不能算是“青年”了，他还写道：“为什么我提名时忘记了王余杞呢？因为他在铁道系统工作，暑假路过青岛，被邀请参加《避暑录话》写作的，有他自己写的《一个外乡人在青岛》可以作证（臧克家记错了王余杞文章的名字）……说到聚餐，我记得一次在厚德福，一次在赵少侯家中，王余杞是否从始至终每次都参加，我记不清了，因为他是因公过青。”再一次强调是“因公过青”。

  文史专家鲁海先生说，1987年王余杞又出版了《在天津的七年》，文中再次写了在青岛参加《避暑录话》的事，他还写道：“轮班吃饭，我也请了一次，记得很清楚。”是为回应臧克家。

  两位作家的争论，愈发证明了《避暑录话》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他们以参加这个副刊团队为荣，这段经历对他们的写作生涯来说，成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多年过去了，避暑的人都不在了，但避暑的景色和避暑的故事，却被留了下来，至今都是青岛文学界的重要记录，也是在青岛避暑的一段不可磨灭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