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澜丨中西聚会——外国人笔下的青岛系列（9）

□董兴宝

“晚清遗老们选定青岛这个安全的栖息地后，便纷纷购地筑室，过起寓公生活......，青岛文化也因这些政客、文人的到来，呈现一幅迷离景象，咫尺天地，气象万千。”

这是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青岛文化通览》中的一段记载，其背景是：清帝退位后，青岛因有德国租借地的法律保护，远离南方革命中心，成为一些清朝官吏、王公贵族的避居地。在当时的青岛，各种思想交锋、各种观念冲撞，成为新旧多元文化交汇的机缘。

中西方人员在各种聚会和文化交流中，发生了什么有意思的事呢？当时在青岛的外国人，进行了细致地观察，我们来看看外国人的笔下，又是怎么记载这些事情的呢？

清朝遗老到来

根据资料统计，辛亥革命后避居青岛的督抚以上宗社党人和贵族遗老有数十人，加上道、府、州、县等中下级官吏，其数量更加庞大。这些清朝的“达官贵人”到达青岛后，自然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也引起德国传教士卫礼贤的注意，他在其著作《中国心灵》一书中写到：

“在当时的青岛，大臣、将军、总督、各种高级官员、学者和实业界的头面人物汇聚一堂。各种文明的中国生活方式在这片曾经是荒凉海滩的地方相遇。”

青岛，过去曾经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随着德国人和清朝前官员的到来，正如卫礼贤所说的“现在成了古老的中华帝国最重要的人物聚首的地方。”

这些清朝的前官员，面对清朝的灭亡，依然是做着“复辟”的美梦，并开展了各种活动，对此，我们不展开讨论，我们重点讲述的是：这些受过良好清朝官员、学者，与在青岛的外国人及当地人交流，繁荣了文化。

因此，《青岛文化通览》中说：“许多遗老在青岛生活期间情系学术，编著了一些文史著作，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精神产品。如劳乃宣学术研究方面被学界肯定的贡献；如前御史胡思敬所编《向影楼舆地丛书》，收史地类著作15种，颇有价值。”

实际上，这些清朝的前官员、学者，在清朝任职的时候，就与外国人打过交道，如清朝前山东巡抚周馥、清朝实业家盛怀宣等，都与德国人及更多外国人接触过，因此，他们在来到青岛后，与驻青的外国人经常举行各种聚会、交流，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故事，我们接着讲述。

中西文化碰撞

记载和描述中西文化差异的外国人较多，比如，在青岛定居的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在其文言文著作《自西徂东》一书中专门谈了中西礼节的差异：“中国人请外国人，外国人亦必略问礼数，惟是中国人多以己箸夹食物与人，外国人不喜如此，以各有其箸，不必以已箸夹与人也。”

实际上，时至今日，中国人在就餐过程中，仍然有给客人夹菜的习惯——只是现代人更讲究了，用“公筷”给客人夹菜，而不是让西方人无法接受的、用自己的筷子给人夹菜。

若数详细记载青岛的中西人士聚会故事的外国人，德国汉学家卫礼贤便是其中之一，他在《中国心灵》一书中专门有篇“青岛的故人”，这篇文章又是怎么记录中西聚会的呢？

“在旧中国，公共生活完全是男人的领地。除了歌伎出来娱宾，女人们并不出席宴会。”卫礼贤长期在青岛定居和生活，他观察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在书中说了一个案例：

有一次，上海来的女士居住在青岛的朋友家里，这些外地来的女士们不希望错过近距离地看到中国达官贵人的良机，于是，就自告奋勇在钢琴的伴奏下，为到场的客人演奏小提琴乐曲，恰巧的是，这次的客人全是男性。这些女士们演奏得非常精彩，在场的人们都鼓掌以示赞赏。当聚会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位中国客人问道：“您可以告诉我今晚付了多少钱给这些女子吗？”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思维，在中国这些男人的眼里，在各种聚会或宴会上演艺或演出的女人，都是花钱雇来的。

卫礼贤还在书中说，当时居住在青岛的外国妇女，对中国客人或达官贵人非常感兴趣。她们眼中看到的则是“中国人穿着镶金边的华丽衣衫，袖子上带着马蹄形的装饰，嵌着五光十色顶珠的满族式的帽子下面，还留着长长的大辫子，”她们感觉看到这种装扮很有趣，都喜欢近距离地观察和接触他们。

当时参加聚会的欧洲人，则是身着近代欧洲服饰，男人穿着燕尾服，妇女身着晚礼服，身着欧洲服饰的西方人，和身着中国旧式的官场服饰的中国人，相聚到了青岛。

在我们看来，这场景是不是显得让人捧腹大笑？这些镜头，似乎是在搞笑的影视剧中才能看到的情景，然而，这就是发生在青岛的真实历史。

在中西人士聚会和交流中，自然会发生各种文化碰撞、冲突，甚至是误会。例如，卫礼贤在《中国心灵》中说，参加宴会的中国人小声地提出：“今天晚上这些外国女人穿的衣服为什么和平日大不一样？你看，她们胸脯上面的肌肤全露出来了，背上也是一丝不挂，袖子也是少得不能再少的那么一点儿。可是，她们裙子下面却那么长，拖到地上一尺多。这到底是这么回事？为什么上面露着，下面却遮得这么严实？”

一些曾到外国旅行过的人回答说：“这是她们节日里的服装。只有上流社会的人才有资格穿成这样。”

在聚会、就餐过程中，卫礼贤还发现，清代的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在使用餐具之前，要用手帕抹拭一下杯碟，甚至还要擦擦筷子。有一次，一位中国绅士用自己的手帕擦拭酒杯，在场的女主人十分惊讶，她的仆人也连忙保证说杯子肯定是干净的。女主人让人把杯子拿了过来，发现客人用手帕擦过的杯沿颜色晦暗，而其它地方则是晶莹透亮.....。

如今，中国人这一就餐的习惯比较少见了，但在国内一些地方，人们依然喜欢用清水冲洗一下自己碗筷餐具，据说这种方式是来自广东或香港，也算是过去清代中国传统“抹拭杯碟”的延续吧？

卫礼贤对中西人士聚会的记载，是不是翔实、有趣？难怪著名学者季羡林曾评价卫礼贤是“中国在西方的精神使者”。

卫礼贤编撰的《中国文明简史》一书的序言中说，“若论19世纪之后对中西方文化交流贡献最大的汉学家，卫礼贤当属其中知名度最高的几位之一”。他翻译的《论语》《孟子》《大学》等儒家经籍，皆在欧洲引起轰动。他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学西播”、“东学西渐”的一位有贡献者，是20世纪享誉全球的汉学家。

当然，除了上述卫礼贤的记载，在清朝时期或清末民初的中西方人士交流过程中，还发生了许多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清朝时期在广州洋行工作的美国人亨特，在其著作《广州“番鬼”录》中说，当时广州的中国人，没有几个是能够读或写英文的，但中西在频繁的贸易中，又必须不断地沟通交流，于是由中国人创造出一种同音异字，没有句法也没有逻辑联系的语言——广东英语，后称洋泾浜英语，至今这种语言还影响着英语和汉语的一些词汇。

中西文化差异

中西人士在聚会、交流中，发生了这些有意思的事情，甚至是冲突，归根结底是因为两者存在客观差异，对此，众多的外国哲学家、科学家或学者等有不同的阐述，中西文化到底有哪些差异呢？

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其著作《中国问题》中说“西方文明的典型优点是科学方法。中华文明的典型优点是中国人对人生目的有公正评判。把这两点逐渐综合到一处必为众人之所望。”

罗素不愧是世界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他在当时，能够旗帜鲜明地提出西方文化并不比中国文化优异，摒弃西方中心论。但罗素也注意到了中国文化中科学缺失的遗憾：“中国的不幸在于，中国文化缺失科学这一面。在艺术文学、礼仪风俗方面，中国至少可以同欧洲等量齐观”。

谈到中西文化的差异问题，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则说“西方传统推崇决战决胜，强调英雄壮举，而中国的理念强调巧用计谋及迂回策略，耐心累积相对优势。”

他还列举了中西方的这一对比反映在两种文明中流行的棋类上。中国流传最久的棋是围棋，它含有战略包围的意思。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结束时，棋盘上双方的地盘犬牙交错。对于一个外行人，从棋盘上并不总能看出哪一方是赢家。而国际象棋的目标是全胜，目的是把对手将死，即把对方的王或后逼入绝境，令其走投无路。唯一的另一种可能是双方握手言和，即双方均无希望取胜。

在明清时期，特别是在晚清时期，大量欧洲人进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带来了重大“变局”。

例如，美国人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说，1860年以后，部分文人认识到中国面临着几千年未曾见过的新情况。曾国藩幕僚、清朝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丁日昌在1867年断言，中西接触的扩大是一千年来所发生最大的一次变化。晚清重臣李鸿章在1872年声称，西人东侵是三千年来所发生的最大的变化。

再如，英国人凯瑞·布朗(Kerry Brown)编著《欧洲人眼中的中国-绵延八百年的文化与知识交流》则强调，中国和欧洲两大文明历史上的交流在人类文明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马克思认为中国的火药帮助西方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伏尔泰用一个自己想象中的理想中国来启蒙大革命前夜的法国人。

由于中西文化和思想观念，存在客观上的差异，而对于德占时期的青岛来说，当时是一座国际化的城市，大量的欧洲人涌入，并在这里遇到了不同阶层的中国人，包括当时清朝覆灭后的“达官贵人”，他们的相聚和交流，正如《青岛文化通览》中说：“无论从时间还是地域来讲，这都是发生在青岛的最为集中、最为奇特的一次文化聚合，只不过其基调有些悲凉罢了。”

作者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