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政情丨山东这个市“三个模式”如何再拓展创新？听专家怎么说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创造了不少农村改革发展经验，形成了“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三个模式”下一步如何拓展创新？6月10日，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山东省农业农村厅、潍坊市委市政府主办的“以‘三个模式’为引领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座谈会上，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黄季焜等“三农”专家纷纷建言献策。

“三个模式”为何成功

农业农村部总畜牧师、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司长张天佐认为，“三个模式”的成功在于生产专业化、服务社会化、引领带动小农户共同富裕、党委政府科学的扶持引导，是市场、社会、政府三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拓展创新仍要坚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高度尊重农民首创精神、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黄季焜认为，“三个模式”的主要经验是以农民发展为中心的产业化，即有成千上万小农户参与；是以市场机制为驱动的产业化，即基于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优化资源配置和生产结构；是以农户分工为路径的产业化，契合了种植业向“二八格局”转型的方向，即20%大户生产粮食等大宗农产品、80%小户发展高效特色的高值农业，实现大户小户共同富裕。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会前提前一天来到潍坊考察。在寿光，他走访了几个村，村支书都说村里并没有空心化，还有年轻人回归，村庄并没有衰败。

其中，“社会化服务体系”作为主题词被多位专家提起。王立胜说，“在潍坊，我们看到，积极有为的地方党委政府主导建立了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并将政府信誉注入到地方农产品品牌中去，极大降低了农户的资本门槛和市场风险，使小农户接上了大农业。”他举例，比如寿光鲜食蔬菜加工程度浅，政府就推动产业链水平整合，建立完善的产前、产中、产后社会化服务体系；诸城禽肉加工程度深，资本密集，政府就推动贸工农一体化，扶持龙头企业。“这样，分散的小农就挂在了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上，解决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衔接问题，达成第一产业内部较高劳动生产率。”

王立胜说，在此基础上，潍坊大力推进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涉农生产性服务业三次产业融合，通过产业链条整合吸纳大量分散农业生产经营者，提供充足就业机会，在社会总财富水平增长的同时，使农民可以分享整个涉农产业链条的利润，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形成各具特色的发达县域经济，在保证合理城镇化水平的前提下，农村没有出现衰败。三次产业形成完整闭环，保证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这种城乡一体、三次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刘易斯过程’，在经济发展理论和政策设计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他说。

今年是农业产业化经营提出30周年。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金文成认为，30年前，潍坊探索解决了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的脱节问题，为推进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和产业体系开辟了道路；探索解决了农户分散经营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为巩固和完善农村制度，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开辟了道路；探索解决了影响农村改革发展的一系列卡点堵点问题，为农业农村发展增添了潍坊创造。

他说，30年来，潍坊以解决“土地怎么种”为导向，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以解决地少水缺的资源环境约束为导向，深入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以满足吃得好、吃得安全为导向，大力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以种业振兴和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为重点，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统筹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为乡村振兴打造了齐鲁样板的潍坊样本。

“三个模式”要回答新的“时代之问”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原所长房宁，称潍坊为“‘新三农’的希望之地”，他认为，潍坊农业产业化对中国现代化事业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他说，中国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很多农村地区尚处于半自然经济状态，在整体上还没有进入工业化阶段，而乡镇企业崛起和农村地区的工业化并没有给农业农村的转型升级带来实质性的促进和改变。这是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不同于美西方工业化国家之处，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挑战和亟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他认为，潍坊走出了新路，就是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化是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必由之路。潍坊的农业产业化模式有三个创新之处：一是创造了高附加值农产品，打破了“谷贱伤农”痼疾，潍坊的超季节蔬菜，高品质、高附加值的粮食、蔬菜、畜禽、花卉、苗木、果品等，大大提升了潍坊农业的效率，在同样土地上创造了更大价值，获得了城市工业化的红利。二是科技赋能，潍坊用最新的农业科技、管理方法扩展延伸产业链，进一步提升附加值，造就了高效农业，形成了品牌优势。三是制度创新，推行土地流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对农村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上的制约，为高效农业提供了制度保障。

他同时提出，土地流转仍然无法为长期投资提供基本的、长远的土地制度保障。这也是未来潍坊需要探索突破的制度瓶颈。

在王立胜看来，“三个模式”在创立之初，同时契合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城乡经济体制改革解决温饱后，农民增收与市民消费升级的要求，同苏南乡镇企业、珠三角“三来一补”模式一样，为我国“现代化起飞”阶段探索了差异化发展路径。而现在，新时代的“三个模式”，要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方面交出满意答卷，要回答“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之问。

在他看来，新时代的“三个模式”，应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目标，它既包括物的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实现县域全域振兴，要破除妨碍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壁垒，促进发展要素、各类服务更多下乡，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把强县和富民统一起来，把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把城镇和乡村贯通起来，在实现县域全域振兴方面走在全省全国最前列；要实现城乡融合，这种融合不是就城市谈城市，就农村谈农村，更不是城市“吃掉”农村，而是城乡结成一种新的融合状态。这种融合状态不是传统的农村，也不是传统的城市，而是兼具城乡要素性质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新的生产生活共同体、新的社会组织运行方式、新的治理方式和治理体制。

向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社会创新要升级

去年暑假，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黄季焜组织了百人团队，在潍坊农村进行了千户以上的大型调研。研究的主题是两个：土地托管、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使用与需求，发现了不少之前没想到的情况。

他据此建议，在制度创新上，潍坊应继续提升主要农产品的产业集聚水平与质量、提升社会化服务质量；发展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完善并发展以种田能手为主体的土地托管；发展农户营销组，让所有农户从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得到更大利益。

在技术创新上，他建议应大力推广适宜的生物技术、数字技术、装备技术、生态技术。其中数字技术要聚焦大田作物和设施农业实际存在的问题和农民需求。另外，政策创新和投资创新也很重要。

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院长、清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认为，“三个模式”区别于其他模式不同的地方，最显著的是农业产业规模大，潍坊形成了粮食、蔬菜、畜禽、花卉、苗木、果品、种子、农机等8大优势产业集群，用全国的1‰的淡水、1.7‰的土地，贡献了全国7.2‰的粮食、15.7‰的蔬菜、12.7‰的花生，是全国最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之一。

在他看来，之所以能取得上述结果，关键的解释变量在于：农业产业化、贸工农一体化和产城村共融发展。其中，农业与工业融合（农业产业化）、工农业与城镇化融合（产业发展以城镇化为载体）、城市与乡村融合（农村社区化），又是“三个模式”区别与其他模式不同的地方。

邓国胜认为，对照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三个模式”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潍坊农业产业有规模，但不够强，缺少像正大集团、丰益国际、ADM公司这样超大型农业公司；农业科技研发与创新在国内领先，但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仍有很大差距，科研研发投入不足、高层次人才短缺；在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方面与先进地区还存在一定差距；农业高质量发展还不充分等。

他建议，“三个模式”结果变量要升级，目标是从做大农业产业规模向做强农业产业质量转型，初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包括物质现代化（做大规模和做好分配）、精神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等。路径上，要在党建引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前提下，不断优化农村的营商环境，打造以农业科技创新、现代种业、智慧农业和社会创新为驱动的升级版；依托潍坊国家农综区平台，继续推动体制机制创新。

他特别强调，从“三个模式”以往的经验看，最关键的是从制度上释放市场活力、激发社会活力。这就需要加大社会创新的力度。注重发挥农村自治组织、合作社、乡村社会组织和新乡贤的作用，通过社会创新、整合资源，促进治理有效。

具体而言，他建议，发挥教育、科技、人才的作用，比如潍坊有很多职业技术学院，可以依托它们加大农业职业人才培养、职业农民培训，加快农民的现代化；长远看，可以考虑创办一所综合性农业科技大学或相关农业大学的分院，为“三个模式”源源不断注入科技创新动能。应抓住数字化机遇，提高“三个模式”的数字化程度；应改善营商环境，特别是农村的营商环境，为“三个模式”的转型提供基础；发挥齐鲁文化优势，提升乡风文明。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金文成提出“五点建议”：以制造强推进农业装备强、以人才优推进农业科技强、以儒家文化助力和美乡村建设、以数字技术抢占农业农村现代化制高点、以确保粮食安全为底线筑牢现代化强省的根基。

“未来的农业将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产方式，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在谈到数字技术时，金文成说。他希望潍坊抓住这场科技革命的时代机遇，强化数字化赋能，释放数字化红利，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和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城乡融合：乡村不是“穷亲戚”而是“创富源泉”

“三个模式”在农业产业化“链条”上起步，如今被期待在一个更大的“空间”拓展——城乡之间、工农之间。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为了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来把握和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王立胜解读，城乡融合和城乡统筹还不一样，前者是“总体论”，后者是“两块论”。“统筹”强调城和乡都要兼顾，不可偏废；而“融合”则是城与乡水乳交融、混为一体、互为内在。

空间布局上有文章可做。邓国胜建议，应做好空间规划、乡村规划、行政区划。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资源。四川一些地方正在开展试点，调整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将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优化资源配置，释放发展活力。

山东省委党校教授、山东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刘岳认为，大城市和大农业并存，大工业、大农业并进，城镇化、逆城市化并举是山东省情，也是潍坊的显著特点和独特优势。潍坊有条件更从容地全面综合进行城乡布局，克服城市与农村割裂、工业与农业脱节、城乡非此即彼的被动局面，发挥大城市、大农村并存，城乡互补的显著优势；发挥大工业、大农业并进，工农互促的显著优势；发挥城镇化、逆城镇化并举，要素互融的显著优势，在全国率先走出一条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路子来，用这条路子更好实践我们党的创新理论，更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制度优势。

刘岳说，长期以来，农村总被视为不得不大量投入却又很少有回报的“穷亲戚”和“扶贫对象”。但浙江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千万工程”，如今的浙江农村已由接受帮扶变为了内生发展，摆脱了消极弱势，成为惠及广大农民群众的造富源泉。这对拓展创新“三个模式”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他建议，构建“经营乡村”的政策制度体系。“过去，推进农业产业化，强调用发展工业的思路来发展农业；未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要用经营城市的理念去经营乡村。”他说，其实城市也并非天然的可经营对象，而是经由一系列政策和制度供给被改造成为适合经营的对象，才产生巨额财富的。

他建议，以“超越村庄”的片区化发展，构建新型农村生产生活共同体。将开发建设的成熟经验、充裕的社会资金供给、农民改善生活条件的强烈愿望、党委政府积极的行政作为，充分结合起来，做大农村对接承接要素资源的“蓄水池”“变压器”，找到“催化剂”“引爆点”“药引子”。“我们要强化功能区划，在原有的县—乡—村行政区划体系基础上创新‘城乡融合支撑点’，以此全面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和农民居住生活条件，提升农村地区负载产业和人口的能力水平，使农村地区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渠道、消化产能的重要阵地、经济建设的重要战场。”刘岳说。

“未来的乡村将与城市协同发展、融合发展，成为城镇居民的向往之地。”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金文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