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青岛丨史学界那匹领头马——记山大历史系奇才杨向奎

半岛记者　张文艳

一提起山大(原国立青大)在青岛,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上世纪30年代来往无白丁的岁月。在大学路,在鱼山路,不经意间碰到的可能是梁实秋,也可能是闻一多,亦或是老舍。其实,在1946年复校以后,山大名师的传统依然存在,不仅中文系有冯陆高萧(分别是冯沅君、陆侃如、萧涤非、高亨),历史系同样划过“八马同槽”(杨向奎、童书业、黄云眉、张维华、郑鹤声、王仲荦、赵俪生、陈同燮)的耀眼星光。本期，我们关注的是“八马同槽”的领头马、一代历史宗师杨向奎先生。

杨向奎先生

师从名师

求学顺利,感情波折

“我的老师们许多是名教授、权威学者,比如,顾颉刚、傅斯年、钱穆、孟森、马衡诸先生。在这些先生中最能循循善诱、使青年成材者是颉刚先生”——杨向奎《史学界忆往》。

1910年,是风云动荡的年代,清朝风雨飘摇,革命势力日渐强盛。而这一切,对于一个普通村庄来说,似乎有点遥远。河北唐山丰润县(后为丰润区)丰登坞镇杨庄村,是个以姓为名的村庄,庄上大多数人都姓杨。永乐二年(1404年),杨姓始祖从山东德州杏园村,孤身移民至此,已经繁衍了十九世。至十三、十四世时,就开始涌现出了一批读书人,有的兄弟六个中有五人是品级官员。

这年的1月10日,天气微寒,杨庄富农杨职本紧张又高兴,紧接着,一声啼哭,杨氏第二十代男婴诞生,取名杨向奎,字拱辰。

青年杨向奎。

杨家生活富裕,几套大宅院,有地出租,加上重视家学,因此,在杨向奎七岁时,就进入小学学习,十五岁考入本县车轴山中学。中学毕业后,在国文老师的影响下,杨向奎于1929年考入北大预科,1931年秋进入北大历史系,“我在大学跟顾颉刚先生研究经学,研究经学离不开中国古代史,在此过程中,我也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史”。杨向奎一生都敬重恩师,然而,他坚守“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原则,尊师但不盲从,“顾先生从今文经学的立场发展到怀疑中国古代史,形成了‘古史辨派’。我相信中国古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从有虞氏以后进入了阶级社会,这些和我老师的意见正相反”。

学术观点上的南辕北辙丝毫不影响师生间的深情厚谊。顾颉刚先生很欣赏自己的弟子,不以为忤,两人师生关系密切,后来杨向奎来青岛在山大任教,“顾颉刚来青岛时,杨向奎去看他,执弟子礼”,青岛文史专家鲁海先生称。然而,后来两人还是因为一些不得已的因素有了芥蒂。

八马同槽塑像：从左至右分别为陈同燮、杨向奎、童书业、王仲荦、赵俪生、郑鹤声、张维华、黄云眉。

1935年北大毕业后,在顾颉刚和胡适先生的推荐下,杨向奎留校在文科研究所任助理。1936年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做研究生,直到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回国。

名校毕业,名师指导,此时的杨向奎除了感情有些波折以外,可谓顺风顺水。

早在他19岁时,家里就给他定了一门亲事,女方郑姓也是大户人家,但受传统封建大家庭的束缚,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宗旨,没有读过书,而且从不抛头露面,即便是回娘家也得做有篷马车。“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容不得杨向奎反对,两人便结了婚,1933年底,他们的女儿杨永贤诞生。然而,杨向奎一直在外求学,夫妻二人聚少离多,本来并不深厚的感情根基更是不稳。最终在女儿杨永贤5岁时,杨向奎提出休妻。而后,他投入工作中,直到10余年后,才在青岛重新成家。

回国后的杨向奎和恩师一样,执起教鞭,先后在甘肃学院、西北大学、东北大学等高校任教,并与姚雪垠、丁易等文化名人成立了“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川北分会”。

山大十年

授业解惑,不曾虚度

“北大是我的母校,我曾住了七八年,有深厚的感情,我愿意留下;但我更愿意去山大,在山大10年,正是我青壮年时期,我认为那10年我没有空过”,杨向奎曾如此评价他在山大度过的岁月。

1946年5月,东北大学从四川三台县迁回辽宁沈阳,8月复课。杨向奎跟着学校回迁,“他大概就在沈阳待了一个月,东北冷得早,他在南方习惯了,他受不了东北的气候,便回到了北京”,杨向奎先生的女儿杨永贤告诉半岛记者,“那时候北京大学校长是父亲的恩师傅斯年,有意让他留在北大执教,但傅斯年希望父亲主动申请,父亲则希望得到聘请,两人就这么僵着。”杨向奎晚年助手吴锐说:“杨先生在山大十年,最初他是想留母校北大的,但北大的校长傅斯年先生虽然也教过杨先生,但始终认为杨先生属于‘顾派’(即顾颉刚),不愿主动留杨先生,杨先生自尊心也强,不愿求情,于是主动到山大,脱离学术界的派系”。

杨向奎抗战时期在四川（左一）。

其实,杨向奎不是第一次来青岛,早在1937年,他就来过,他说:“青岛大街上行人很少,干净而又美丽。青岛给我的印象是美丽而保守的,美丽是自然的,保守是人为的,民国初年,清朝遗老聚居这里带来保守。”惬意的风光,宜人的气候,让杨向奎对青岛有了向往。

一到校,杨向奎便担任代理中文系主任,而后组建了历史系,兼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和他有共同经历的,还有几位教授,“山大中文系教授中有几位是从三台东北大学来的,陆侃如、冯沅君、丁山、赵纪彬都是”。以后,杨向奎和他们来往甚密,尤其是赵纪彬,杨向奎经常去他家里做客,赵纪彬的妻弟李希凡在《迟到的悼念》中,便提到过两人交往的细节,他还提到,当年的杨向奎经常西装革履,皮鞋擦得锃亮,仪表堂堂,这样的形象,让杨永贤很是惊讶。

由于特殊的父女关系,杨永贤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很少,两人频繁接触是在“文革”后,“我印象中的父亲穿着朴素,饭食简单,和他们描述的根本不一样”。或许,这与他们特殊的经历有关。冯沅君年轻时也是风云人物,曾经衣着时髦,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便退去光芒,打扮朴素。而杨向奎先生曾留学日本,意气风发,打扮考究也是自然。

195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的邹逸麟(后成为复旦大学教授)回忆说:“那个年代教授们生活上很朴素的。穿的大多是蓝布中山装、布鞋,冬天个别还穿长袍,如张先生(张维华)、童先生(童书业)。穿着最讲究的是杨先生,平时多为呢子中山装,冬天外加开丝米大衣,拿出来的手绢多为丝质的。我们学生在背后说,杨先生真有绅士派头,师母对杨先生照顾得最好”。邹教授所说的师母,是青岛解放前夕,杨向奎觅得的伴侣,青岛一位中学教师尚树芝,两人育有两子一女。

杨向奎带领历史系迅速步入正轨,名望不亚于中文系,形成了“八马同槽”的局面:杨向奎、童书业、黄云眉、王仲荦、赵俪生、张维华、郑鹤声、陈同燮,他们各有所长,分别以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重大学术话题为开端发皇。

杨向奎先生作为“八马”中的领头马,不但任要职,而且给学生们上课,“杨先生为我们上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他的思想史课比较深,有时还联系到一些哲学和物理学问题”,邹逸麟教授撰文称,“杨先生的学问很深,他的古代礼制的专著和有关墨子自然科学的论著,我实在看不懂。有一次我去北京开会,去他府上拜访,我说杨先生您数学这么好,当年为什么不搞自然科学。他说年轻时对历史学有兴趣。据我知道我国老一辈史学家里如此兼通文理的很少,他真是一位奇才”。

说杨向奎为奇才,真不为过。在他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六十余年里,先后致力于中国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学术史、历史地理的研究,著述宏富,发表了《西汉经学与政治》《中国古代史论》《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等10余部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数百篇。更令人惊叹的是,“文革”期间,由于不能从事历史学研究,花甲之年的他竟然转而开始向物理学进军,对理论物理学进行了具有突破性的研究。

《文史哲》创刊号

《文史哲》

创办阵地,一举成名

“郑荃是中文系学生,地下党员,通过她和中共青岛地下市委有了联系,做了一些工作,微不足道,这些事记忆犹新”,杨向奎先生在《忆往》一文中说。

虽然他谦虚地说是微不足道,但他完成了党交给的两项重要任务:“一是不要将山大迁离青岛,二是保住青岛纱厂,我在有关通知的帮助下完成了这两项任务”。这便是在学生心目中的老学究最出人意料的一面。

而他在山大期间,除了教学以外最为突出的工作,则是“1951年,我和山大文学院同仁创办了哲学社会科学刊物《文史哲》”。

其实,他刚到青岛时就想办一个刊物,但因为缺乏经费,“系里每月经费只够买一刀纸,只能给报刊写写稿子”,后来,“在华岗、罗竹风支持下办了一个刊物,就是《文史哲》”。杨向奎办刊物是延续了恩师顾颉刚的作风,旨在“繁荣学术,培养和发现学术人才”。当时刊物艰难起步,“只是每人从自己工资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印刷费,我们销路打不开,赔钱。到1952年,实在支持不下了”,正在一筹莫展之时,政府“拨给我们二千万元(二千元),我们得以闯过难关,办下来了。1953年后,打开销路,到1956年已经有上万元的盈余了”。

《文史哲》最为辉煌的时期当属1954年发表了山东大学中文系1953年毕业生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研究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反响。毛泽东主席对此非常重视,并亲自批示,在全国展开了一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大讨论。

采访中,半岛记者发现,杨向奎先生是个孤傲的人,同事、学生拜访他,他从来不送出门；但他又是个异常低调的人,只顾埋头做学问。“你别看他在学术上非常睿智,其实人很木讷,在我心目中就是个书呆子”,杨向奎的外孙陈晓颖说,外祖父生活中和讲台上判若两人,连花钱都不会。1957年,杨向奎先生离开山大,调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有一次,在北京陶然亭附近,一个人说杨老师我是您的学生,随便一说外祖父就把兜里所有的钱都给了人家,实际对方可能是个骗子”。

2000年7月23日上午9时25分,杨老因急性心肌梗死抢救无效匆匆辞世。杨向奎先生一生都在学术阵地坚守,为人正直,为国育才,硕果累累,是匹“领头马”,更是一代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