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打假辛巴、罗永浩!“职业打假人”王海:大牌网红都有欺骗消费者行为

2021-03-15 06:09 大众报业·半岛网阅读 (94739) 扫描到手机

文/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好 图/王海团队提供

王海很忙。视频邀约发出后的第四天晚上十点,他才有机会坐下来。从年前开始,他就带着团队在河南、陕西、广东各地“巡回办案”,核实资料、暗访调查、投诉举报,常常忙到下半夜一两点,早上八点再接着开工。即便是大年三十那天,也是打假微博发不停,一连发了16条,忙着问有没有人被涉假产品欺骗。

一切大约都是从揭发辛巴“糖水燕窝”开始的。此后,打假外联渠道便被求助者和咨询者的私信填满。当然,也有谩骂质疑的。各路媒体更是一波接一波追上,他的打假生涯被重新梳理,收获了一批此前根本不认识他的“90后”“00后”粉丝。

场面见多了,面对镜头时,王海已经十分熟练。对话开始前,他会主动提示室内光线太暗,可能影响画面清晰度,并且配合地调换到了一个光线较为充足的位置。只不过,对于普通人关注他职业打假年入千万等话题,永远一副黑色墨镜示人的他,会用略显扑克化的面孔重复着那些“标准答案”。他更愿意聊聊价值观和他的打假理想……

01

重回风口

如今提起“快手一哥”辛巴,不少人会想到王海。因为曝光辛巴团队直播间卖的燕窝是糖水,一度在大众视野中消失的王海,知名度在移动世界里迅速回升。几乎一夜之间,他的微博从此前的个位数甚至零评论,变成每天要接收成百上千封私信。

对于自己成了“打假网红”,48岁的王海表现出中年人的“无趣”,“网红是啥?我们做这个工作是很严肃的。”不过,他觉得“如果能让大家更多地关注消费者权益,知道退一赔三,这是好事”。

48岁成”网红“

对于辛巴的质疑,开始于2019年的那场婚礼。当时,作为快手网红的辛巴在北京奥体中心举办婚礼,42位明星到场开演唱会助阵,据说光请明星的花费就高达5000万元。如此高调的婚礼现场引发媒体和网友关注,王海也第一次知道了辛有志(辛巴)这个人。

“凭直觉一看就有问题。”辛巴婚礼第三天,王海发了条微博:“有没有受害者?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网红?”

接着,就有消费者开始爆料,“说在他那儿买的牙膏、马油肥皂、月饼、乳胶枕都是假的,能有十几个商品存在欺诈行为。”

去年11月,王海在微博上曝光辛巴团队直播间销售的燕窝实为糖水,并晒出检测报告。铁证之下,辛巴只得“认栽”,发布公开信承担退一赔三责任,退赔总金额超过6000万元。

此后,广州市场监管部门公布“辛巴直播带货即食燕窝”事件调查结果,辛巴涉事直播公司存在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被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罚款90万元,燕窝销售方融昱公司则被罚款20万元。

快手宣布对辛巴个人账号封停60天。数据统计显示,至2月21日18时解封,辛巴被封号的两个月里掉粉将近200万。

不仅对辛巴“不依不饶”,王海还向其他“顶流”带货主播直播间发起了密集攻击。他揭发罗永浩“交个朋友”直播间卖的80块钱的皮尔卡丹羊毛衫是假货。后者发布道歉声明并退一赔三,而王海则跟进提醒消费者,退一赔三的法定起步价是500元。

王海曾经多次公开表示,打假直播间没有难度。在他眼里,那都是一些低级的骗术,网红带货假货多,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从个人层面来说,一个人不可能样样都行;而就商业常识来说,一个品牌需要维护自己的价格体系,在分销时不可能让某一个经销商有特别低的价格。

至于为何要把打假矛头指向网红直播间,王海表示并非刻意为之,完全是对事不对人。因为粉丝投诉量多,团队研究以后发现,直播间带货对于消费者权益侵害比较广泛和严重,一是带货主播的身份定性不明确,二是短视频平台责任缺失。

只要对外工作,王海都会佩戴墨镜

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直播电商市场规模达到9610亿元,同比大幅增长121.5%。预计2021年直播电商整体规模将接近12012亿元。面对万亿市场,短视频平台纷纷布局电商,抖音、快手等头部平台不仅相继开通内置商城,进而也陆续涉足支付领域。在与淘宝、京东等传统电商大佬的争夺中,自带流量的带货主播与短视频平台之间关系微妙,触发假冒伪劣商品销售、消费者权益保护、交易平台责任承担等诸多问题也就不可避免。这一幕,与几年前电子商务法出台时的电商平台乱象如出一辙。

“我们希望通过具体案例,推动短视频平台承担电子商务法的法定义务,记录、保存平台上发布的商品和服务信息、交易信息不少于三年,并对带货网红身份明确定性为经营者,这样消费者买货出现问题可以让他们承担经营者的法律责任,而非仅仅是连带责任。”职业打假生涯已经步入第26个年头的王海,显然深谙“吹哨人”的职责。

随着辛巴团队被监管部门处罚,快手也更新了平台的举报规则,推出了贯穿2021年全年的有奖举报活动。

“当然是选择性打假”

随着快手账号解封,辛巴不断出入旗下主播的直播间释放回归信号。而眼看距离辛巴道歉赔偿声明发布已经过去近四个月,有网友催促王海“加强实际行动起诉”。

“北京、深圳、昆明有律师团队在办,核实证据资料,但数量太多可能进展比较慢。”王海说,目前仅登记维权的消费者就有一万多人,除直播间消费者外,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维权者,他们需要一一甄别筛查。

打假头部网红主播,除了网友的心急,还有从未止息的质疑。在一些王海曝光主播涉假的微博下面,最常见的“反调”便是质疑其选择性打假。

例如,一位网友说:“这个脱毛仪,薇娅、雪梨、李佳琦等等许多大网红都卖过,[email protected],有失公允。这点上还是应该严谨些,不然整得好像收了谁的钱一样。”

“当然是选择性打假。”一如不回避代理索赔的可能收益,王海的回应没有迟疑。“不选择打不过来,每个网红基本上都在涉假。”说完这句话,他稍作停顿,“这么说可能有点影响消费者信心了。”随后,他对前面的表述进行了更为严谨的“更正”——“或者说,大牌网红都有欺骗消费者的行为。”

工作中的王海

面对互动性更强的移动互联网,王海有着自己的坚持。“打谁不打谁,前提是消费者提供的线索。然后我们会选择甄别,危害性大、欺骗性强的优先去打,因为社会危害更大。”王海说,对于那些网友质疑没有提到的主播,只能说明他和团队没有掌握到线索,或者暂时还没有受骗消费者找到他们,并不代表其他。

“不光要打假货,还要打假人设。”这是王海和他的团队在网红打假案件中的另一个坚持。

在曝光罗永浩直播间所售一款漱口水涉嫌假冒进口产品后,罗永浩晒出网友逛英国超市拍摄到的同款漱口水视频,自证清白,并发文“估计碰瓷犯会继续碰,请在英国的朋友们去超市、卖场的时候,随手拍视频发给我们”。

王海则回应道:“严谨认真的罗老师还没拍到英国工厂生产照片啊?”

相较跟头部带货大网红的“拉锯战”,王海和团队的打假触角也会伸向涉嫌违法犯罪的小网红。

阿龙是王海公司的一名法务,2月12日大年初一,他开始接手处理一起网红诈骗的当事人投诉。“200万粉丝的快手小网红,自称警察,骗取粉丝信任,然后以恋爱为名骗了一百多万元。”

3月4日,这件事有了初步进展,涉事主播快手账号被封,警方也已经介入。

不过,在阿龙看来,即便是小网红,而且已经提前掌握了涉事主播的相关违法材料,事情的举报处理过程也并不顺利,在向快手举报的最初阶段,平台“态度暧昧”,并没有实际措施,直到他们通过手中的各种打假账号曝光后,平台才迫于舆论压力有所动作。

02

打假生涯

26年来,关于王海的各种新闻报道几乎贯穿整个时间轴,大概比时下任何一个网红的人设记录周期都要更久。与此同时,王海打假究竟是伸张正义,还是唯利是图,也一直饱受争议与质疑。

工作中的王海

22岁首次“以身试法”

这一切,还得从两副索尼耳机说起。

1995年,王海从青岛出发去北京,亲戚要考中戏,他负责“陪考”。当时22岁的王海已经就业,给自家经营的树脂产品工厂帮忙,主要是业务推广销售,同时他还在自学法律。

“陪考”的空当闲来无事,王海决定“以身试法”,测试的正是此前一年刚刚颁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根据1994年1月1日起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中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对消费者损失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即损一赔二。商家如有欺诈行为,消费者可双倍索赔。

于是他跑了趟商场,逛了一圈后觉得柜台里的索尼耳机看起来比较粗糙,不太像真的,便花170元买了两副。

当年《消法》从起草到出台,被称作“惩罚性赔偿”的第四十九条引起的争议最大。反对意见认为,《消法》作为民事法律只应规定赔偿,不应搞惩罚,否则给一方以可乘之机,有失公正的原则。

立法过程中尚且争议不断,具体实施的难度可想而知。果然,王海光是在鉴定上的花费就已经超过了耳机的价值,好在鉴定结果证明确实是假货。

或许出于销售从业背景形成的商业思维,王海转身又去商场“补货”10副耳机,然后拿着前往工商、消协等部门投诉。

等了将近一个月,工商部门告诉他,索赔属于民事纠纷,工商局无权干涉,只能进行调解。商场的意见则是只退赔先买的两副耳机,后10副属于“知假买假”,而且他们也不是故意卖假,所以只退不赔。

一圈跑下来,王海发现,打假维权不仅成本高,而且赔偿难落实。虽然法律给予了消费者惩罚性索赔的权利,想要实际执行,仍然缺少可操作性。

亲戚没有通过考试,返程时间已到,索赔尚无结果,王海无奈之下只得回到青岛,不过他并没有放弃。

1995年9月1日,北京出台了《消法》实施办法,对《消法》第四十九条中所指的“欺诈行为”进行了较为详细、明确的说明,还明确规定,只要商家售假,就要先行对消费者进行赔偿,不能随意推卸责任。

王海很兴奋,同年10月再次赶赴北京,成功获得双倍赔偿。虽然前后耗时8个月才拿到赔偿,但他显然捕捉到了其中的市场机会。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刚刚从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随着市场放开,诸多商品质量问题随之出现。据当时的国家技术监督局统计,1993年到1995年,全国查获假冒伪劣商品总计标值104亿元,查处制假售假案件37万余起,专家估计这个数字尚不及假货实际存在量的二十分之一。

1996年,王海在北京成立大海商务顾问公司,组织起律师团队,把打假、打击商业欺诈行为作为自己今后的事业。

赚钱还是索赔

对于王海把打假当职业的行为,社会各界从一开始便呈现出比较两极化的评价。

经济学家吴敬琏在送给他的书上题写字“市场清道夫”,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称他为“中国消费者的保护者”。而在大多数国人的传统观念中,靠打假获利,似乎并不符合一个打假者应有的正义形象。

就像1996年3月16日,王海应邀参加的第一期《实话实说》节目中,现场一位年轻的女观众追问:“你打假是为了个人利益还是社会利益?你为社会做了什么了?你只是扰乱了社会秩序。”

王海则反问她:“是做贼的扰乱了秩序,还是抓贼的扰乱了秩序?”

即便时至今日,随着时代进步和观念的更新,类似于“完美受害人”的道德绑架已经在很多人心中解绑,但是王海仍然会感叹,大众对他最大的误解,就是“动机”的问题。

把职业打假当生意来做,在王海看来不是问题。有媒体报道他年入千万元,王海说几年前就千万了,但实际没那么多,还要减去成本,企业要维持运转,员工也要发工资。

如今,王海的打假团队遍布全国多地。北京、深圳注册成立了打假公司,南京、天津也有公司,从事打假维权事业的衍生业务,包括物业管理等。

王海在去西安的卧铺列车上,此行是处理业主维权

主要的赚钱方式还是索赔。

对于职业打假的收费方式,王海曾在微博“明码标价”,对于曝光产品“不想自己麻烦的,可以委托律师或者请我们帮忙维权,我们收费为赔偿款的50%”。

接连对头部主播直播间所售商品开启“打假模式”,除了收获流量,对于如果代理消费者索赔可能的获益,他也并不回避。“以辛巴、罗永浩为例,理论上可以获利1000万元以上,但实际上最后还得看消费者掌握证据的情况,以及罗永浩、辛巴的赔付能力。”

公司既帮消费者维权、打假,也帮企业打假,打假获得的赔偿五五分成。不过对于消费者的委托,他们大都采取风险代理的方式,拿到赔偿才收费,拿不到就算白干。

如果有机会,王海不排除会参与直播带货,“因为根据我们的观察,从选品、把关、价值判断、风控,很明显我们的经验要比很多网红好很多”。

不过,王海始终强调,自己无论从事什么新行业,都会坚守打假初心,力求通过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惩罚性赔偿是立法的初衷,让消费者赚钱是手段,打假是目的。法律是一个价格,约束作恶的价格。”

王海说,最近正在筹备打假公开课,会通过线上社交平台给大家普及打假维权知识,“我得告诉大家中国的惩罚性赔偿是怎么回事,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惩罚性赔偿制度,更多人站出来‘吹哨’,叫停经营者的不法行为。”

03

多重身份

被形容为“职业打假第一人”的王海,如今成了“斜杠青年”。除了职业打假人,他还身兼四家公司的负责人、法律博主、公益项目理事等多重身份。只要稍作梳理便会发现,这些身份无一不与打假维权相关。

“辛巴事件”后,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约访,王海都亲历亲为,不厌其烦地回答各种问题,对于一些尖锐问题都始终平静回应,但也始终围绕着“打假”二字。王海会不断把自己打假的初衷与理念通过长文、视频等自媒体的方式向外输出。这位昔日向制假者叫喊着“我早晚把你全家都给抓进去”的“打假英雄”,如今更像是一位“布道者”。

失控的焦虑

打假二十多年,对遭遇的各种人身攻击和威胁谩骂,王海早已“免疫”,“真要敢来还是好事,直接扭送派出所。”

遇事法办,成为他的生存法则。

曝光直播间售假后,王海通过律师诉讼的方式,对阵150名疑似网络水军的“霸凌”人员,材料已经递交给了法院。

不过,王海也有焦虑的时候。最出名的一次莫过于“津成事件”。

2000年,接线人举报,王海着手调查天津津成电线造假事件。期间,录音相继被抖了出来:王海喊话津成100万“私了”。

随后,一边倒的舆论质疑声铺天盖地。同年“3·15”期间,时任中国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助理武高汉说:“从我个人来讲,从中国消费者协会来讲,都更喜欢4年前的王海,不喜欢今天的王海。因为4年前的王海是以自己的身份来参与打假,而今天的王海是以经营者的身份来参与打假,尽管他也在为打击伪劣商品做着贡献,但我已经不关心他了。”

初出茅庐没几年的王海,打假事业一直顺风顺水,此前,他的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刚刚入选了《新周刊》新锐企业排行榜。面对突如其来的”滑铁卢”,王海急于澄清,反而再生枝节。接连而至的一场“南宁风波”,让当时只有27岁的他彻底崩溃。

2000年9月,王海称从有关人士口中获取了津成私了的证据,许是觉得终于可以出口恶气了,他一兴奋就变成了工作狂,恨不得把所有事情都赶着干完,几夜没睡觉,又连轴转去南宁出差。等到了当地后,发现身上没有足够的现金,他跟酒店门童借10块钱付出租车费,门童说没有钱。在耗费一个半小时口舌也没借到钱境况下,精神极度疲惫的王海彻底爆发,一怒之下砸了酒店的桌子,去到派出所后又砸了派出所的门。最后被朋友送进精神病院,狼狈收场。

事后,王海出面接受采访,澄清自己神智清醒没有得病,只是因为此前的“津成事件”被冤枉了,造成压力太大,情绪失控。同年9月24日,王海从南宁给媒体发了一份书面解释,称今后不再从事“以怨报怨式”的个人购假索赔活动。

失控的“后遗症”,延续至今。在王海打假辛巴、罗永浩的博文底下,“敲诈勒索”“碰瓷敲竹杠”的评价不时出现,似乎成了王海挥之不去的职业污点。

20年过去了,“津成事件”对王海究竟意味着什么,又带来了哪些影响和改变?王海平淡地回应一句“没什么影响”,但转而又略显情绪化地表示,当年自己是被“以讹传讹,造谣污蔑。”当年的真相是,“已经起诉到法院了,双方自愿进行庭外和解,他卖假电线一年赚那么多钱,赔偿5万合理还是100万合理?最终如果双方达不成和解,法院判决即可,不存在不合法的行为。”

有限的正义

其实,2000年后的王海,转变是显而易见的。他有意断开了此前与媒体的“紧链接”,淡出公众视野。在朋友们眼中,变得“低调、谦虚”,并且开始主动“充电”——他参加北京大学法律本科的函授课程,后来又读维权与反欺诈方向的研究生。

随着打假头部主播事件发酵,王海重新回归热搜,有人说这是他多年沉寂后的回归。王海却说,自己从未离开。只不过,2000年后他重新规划了自己的“打假版图”,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花在了社区自治和物业维权领域。“关注角度不一样了,不仅仅关注个案,而是希望通过个案来推动法治进步。”

在西安业主维权的小区查看违建

对于这些年推动的成果,他津津乐道,“比如2003年我们就提出建议,给消费者维权设定‘起步价’——500元。”2004年,王海联合法律界人士向全国人大寄送了有关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建议案。

2014年3月15日,由全国人大修订的新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施行,其中不仅将惩罚性赔偿的倍数由“退一赔一”改为“退一赔三”,还对赔偿的最低数额进行了确定。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

今年全国两会前,他同样跟代表委员进行了交流建言,托他们把自己对于短视频平台和带货网红的建议案带到会上。虽然从建议到立法,过程可能是漫长的,但王海觉得,这是他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美国领导学大师约翰·麦斯威尔有句名言:Sometimes You Win,Sometimes You Learn。在人生的战场上,有时是胜利,有时是成长。

经历过各种风波和质疑,王海也会反思,当时年轻气盛什么事情都是尽量追求完美,有些完美主义。这么多年实践下来,他开始追求内心的平和,“现在更多是保有质疑精神,追求有限正义”。

改行“割韭菜”?

时代不同了,说自己不再完美主义的王海也有新困惑。

跟“独自扛起6亿债务”励志人设罗永浩的打假交锋,颇具戏剧感。王海拿出揭发证据之前,老罗的交个朋友直播间主动公布检测结果,承认80块钱的羊毛衫是假货,承诺给用户240元的赔偿款,罗永浩亲自向网友宣读道歉信。继直播带货初期直播间频繁“翻车”后,老罗的人设似乎再一次在涉假这一更为严重的问题上发挥了神奇作用,粉丝评价他“好有担当啊”,更有甚者喊话“多上点残次产品,手里有闲钱想理一下财”。

虽然王海继续曝光了漱口水、口红等问题商品,但评论区的节奏似乎更多转向了罗永浩。

与此同时,第三方调研机构联合发布的2021年1月《直播带货TOP50榜单》上,罗永浩交个朋友直播间的月度总成交金额达到6.1亿元,跻身全网带货三甲。

从打假人的视角,罗永浩是王海眼中“智商比较高的骗子”,社会危害性更大、欺骗性更强。他也不能理解,还债6个亿的事情,为何反倒成了正面典型。在王海的价值观中,“看事情要直击本质,别被边边角角蒙骗了”。

这些年,一个经常被人问到的问题就是:如果不做打假,你会做什么?有时王海会略显讽刺地怼一句:割韭菜。他会在粉丝私信里自动回复一篇长文,标题就是《我是不是应该改行割韭菜了?》

这多少有点发泄的意味。因为20多年的打假经历,他发现无论传销、原始股、庞氏骗局,还是各种保健品、收藏品骗局,都能经久不衰,大发其财。

2002年的一次卧底打假行动,让他记忆深刻。那年夏天,他派一个助手到隐藏在紫竹院桥西北某高档公寓里一个卖假背背佳的窝点卧底。

紫竹院桥周围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一众高校,骗子的套路是利用大学生勤工俭学,沿街以市场调查的名义,专门瞄准有孙辈的老年人群体。大学生并不知道是假货,做事尽心尽力;大学生身份无可置疑,被推销的老人们也很容易信任。就这样,骗子坐收渔利。

假背背佳是从天意市场18元进的,每卖一个50元,骗子给大学生提成10元,就算按照平均一个大学生一天推销出20个算,抛去公寓房租,骗子一个月净赚50万问题不大。在2002年,这几乎相当于深圳一位企业董事长的平均年薪。

卧底的助手一天卖了50个,他跟王海建议:老板,我们也搞一个吧,这个太挣钱了。王海当即拒绝,“这个和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我们打假的怎么能去卖假呢!”而助手在案件结束后便辞职了。

“打假”和“假打”

“很多人分不清打假跟假打。”除了对于骗子层出不穷的无奈,行业内部乱象以及监管执行层面的变化,也让王海常常感到遗憾叹息。

2014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明确“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在当时被视为“知假买假”受到了保护,职业打假人拿到了“尚方宝剑”。

随后的两三年间,各路人马蜂拥进入职业打假市场,判决结果也往往令他们满意。

很快,风向变了。2017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中表明,最高人民法院对“职业打假”行为采取分类对待、逐步遏制的态度。根据《答复意见》的表述,“可以考虑在除购买食品、药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

此后,关于职业打假人的风向标就发生了变化,职业打假人被判败诉案件屡见不鲜。更为糟糕的是,职业打假这潭水被利欲熏心者越搅越浑。有人通过各种渠道购买假货或瑕疵商品,而后敲诈勒索商家,甚至以“反不正当竞争、反假冒伪劣侵权”为幌子,招募“打假学员”,教授造假技巧,把原本的正规商品变成所谓“假货”,进而构建违法犯罪网络,进行敲诈勒索。

此前,半岛全媒体记者从裁判文书网14338篇涉及“职业打假人”文书中,根据裁判日期选取了2019年至2021年间100份裁判文书,梳理各地法院针对“职业打假人”的判决结果发现,其中32份支持“职业打假人”的赔偿请求,66份驳回了“职业打假人”的诉讼请求,还有2份裁判文书中,涉案“职业打假人”因敲诈勒索被判刑。

由职业打假人发起的食品类诉讼维权案件,青岛执业律师方佳近一年来就办理了将近20起,诉求集中在《食品安全法》退一赔十的惩罚性赔偿。但是从她实际经手情况来看,在大部分诉讼案件中,打假人的证据以及法律适用方面经不起推敲。

比如,一位职业打假人通过网购方式购买了她委托人的海参,针对海参中的铝这项检测指标,依据《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检测后提起诉讼。“实际上我委托人所售的海参检测出的是天然食品中的本底铝,并非加工过程中的外源性添加,化学形态和毒性都不同,更不存在超标问题。”方佳说,根据卫生部监督局关于干海参产品铝含量标准问题的复函,并不适用《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最终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方佳觉得,真正的职业打假没有问题,可以对产品质量的提升发挥社会监督作用,但是以牟利为目的的职业打假则可能出现偏差,在浪费司法资源的同时,加重企业经营负担。

在王海看来,职业打假行业更需要打假。“社会上确实存在很多假打行为,就我们掌握的情况,假打人员百倍于真正的职业打假人,一个QQ群可能就有数百人。传授犯罪方法,索赔三两百块,容易扩散,甚至有未成年人牵扯其中。”他觉得,由于大多数假打行为构不成刑事立案,监管部门的处罚和震慑力度仍然相对太弱。

对于自己的团队,王海很自信。“真正的职业打假,监管部门没有理由反对,比如2012年,我们向工商局举报耐克气垫虚假宣传,并且提供了确实证据,最后罚了企业487万,还给了我们奖金。”

无论如何,职业打假合法地位尚无定论的当下,这个行业的发展注定充满崎岖。王海也会时不时“吐个槽”,面对标签瑕疵不影响食品安全的抗辩,他会反问:如果你连一个标签都做不好,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你这个企业能管好商品质量?

但是,王海从未想过“离场”。他坚信,职业打假人就像红绿灯上面的电子监控,会让制假售假行为被惩罚变得不可避免。某种问题商品或欺诈行为一旦被职业打假人盯上,唯一的出路就是“下架”。这也是他的理想。

04

追随者

职业打假人是一份好职业吗?阿龙犹豫半晌,无法给出是或否的绝对答案。但说到老板王海,他的钦佩和敬重溢于言表。1992年出生的他,四年前加入王海打假团队,入职方式是毛遂自荐,就是奔着王海去的。

王海和助手讨论案件

念大学时的法律专业背景,让阿龙很早就在学习过程中了解到了王海和他的各类职业打假维权报道。不过,彼时阿龙的职业规划中,并没有职业打假人这个选项。直到2016年,跟朋友聚会时的一个偶发事件,改变了他的想法。

聚会时,朋友发现刚刚从附近超市购买的两瓶饮料已经过期两个多月了,于是去找店家维权。“当时的想法是给我们换两瓶就行了”,没想到商家非但不同意,还质疑真实性。朋友无功而返,法律专业背景的阿龙却不想认栽。隔天便去店里“暗访”,发现过期饮料后,又买了几瓶。随后,拿着饮料和小票去工商局投诉。调解过程中,商家只同意退货,直到阿龙亮出法律条文后,对方发现他“懂法”,只得赔偿。

“如果不懂法是不是就只能吃哑巴亏,而这些商家还是有恃无恐?”阿龙放弃了家里给他找的稳定工作,去了上海,在方泰苹果配件店里以每副85元的价格购买了12副假苹果耳机,并且依法索赔成功。随后,他前往北京找到王海求职,“当时就是想通过买耳机索赔的方式向王海致敬”。凭借法律基础和实践能力,他顺利进入公司,成为一名法务。

入职四年多,阿龙已经独立带领团队办案,目前手上在办的案子有20多个,假货、传销、投资诈骗、网红诈骗、业主维权等各类型都有涉及。他每天穿梭于线上和线下的各种场景中,忙着对接维权人了解情况,去工厂调查取证,潜入传销组织卧底,到相关部门提交打假材料,去法庭跟起诉的不法者对簿公堂……最近正在西安出差的他脊柱炎复发,因为并没有时间去看病,只能先吃药压一压。

去年,阿龙在靠近北京的河北辖区买了房子,还没去住过。一年365天,他有300多天都在各地出差,即便回到北京公司,也是习惯性地住酒店,既方便又省时间。

说回对于职业的评价,阿龙觉得任何工作都一样,想要回报就要有相应的付出。在他眼中,王海睿智、不拘小节、法律知识和法理都很专业。最让他佩服的是,打假初心从未改变。

05

对话王海

我最近正在筹备公开课,会在微博、头条、抖音、快手给大家普及打假维权知识。打假公开课,我得告诉大家中国的惩罚性赔偿是怎么回事,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惩罚性赔偿制度,更多人站出来“吹哨”,叫停经营者的不法行为。

出差中的王海

●为何把打假矛头指向直播间?

王海:并不是专门打假直播间,是根据消费者反映的问题,发现直播间问题对于消费者权益侵害比较广泛和严重,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视频平台没有按照电子商务法规定保存三年交易记录、带货视频;另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很多监管部门没有把带货网红的身份性质表述清楚。实际上带货网红不是广告代言人,是一个现场推销行为,是一个销售者的角色,就是一个经营者。

打辛巴之前我们一直也在做(直播间打假),那时候消费者关注少。我们是对事不对人。

●打假直播间让你受到更多关注,后续会考虑带货吗?

王海:有这个考虑,目前还没有具体计划。如果是从一开始就想炒红的话呢,当时就会有同步的规划了,目前还没有很明确的。当然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因为根据我们的观察,从选品、从帮消费者把关这个角度,无论价值判断、风险控制,很明显我们的经验要比很多网红好很多,更有优势,所以也不排除我们也有可能去带货。这个也在我们的考虑范围,计划之中。

赚不赚钱是其次,当然肯定也要赚钱,不赚钱没法维持一个基本的运转。我们是通过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角度来做,促进直播带货回归商业本质,经营者与消费者做到知情同意、公平交易,促进良性竞争,而不是说仅仅价格竞争。

●你曾经说“索赔是手段,打假是目的”,如何理解?

王海:我们的出发点、初衷是非盈利的,这不是说不赚钱,而是希望通过打假促进消费者福利的提高,而不是赚快钱。如果说只是简单赚点钱,闷声发大财的人太多了,无论你是做网红、保健品各个行业,如果是纯商业行为的话,甚至海尔海信这些大公司,什么赚钱做什么就是了。我们是希望促进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消费者福利的提高,我们这么多年做的事情,本质上都是非盈利的。所以我们即便做直播带货,也是从非盈利的角度切入。

我们赚钱当然是赚钱的,赚钱归赚钱,本质上是非盈利项目,按照非盈利的原则在做事。

●职业打假是一门好生意吗?

王海:公司打假当然是赚钱的。好多年前营收就已经千万了,但是这个不重要,因为收入可能没多少。从生意的角度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好生意,没问题,营业收入也是不断提高的。但是跟纯粹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围绕着消费者权益来做事,而不是什么赚钱做什么。

●网上有一些评论质疑你们选择性打假,如何回应这些质疑?

王海:我们当然是选择性打假。肯定要选择嘛,不选择打不过来,每个网红基本上都在涉假,不可能都打嘛,大网红小网红,肯定你打不过来的嘛,这么说可能有点影响消费者信心了,或者说,大牌网红都有欺骗消费者的行为。是薇娅还是李佳琦,实际上是没所谓的,有具体律师在跟进,后续是根据消费者的委托,来确定起诉对象,具体案件具体分析。现阶段没有提到薇娅,只能说明我们的人没有掌握到线索,或者说还没有消费者来找我们,并不代表其他。我们选择危害大的,优先去打,因为社会危害更大。

●曝光前会跟对方沟通吗?

王海:我们曝光之前,私下不会跟对方沟通。这个不着急,直接曝光对方也有说话的机会呀,平衡原则嘛,并不是说你就不能讲话了。

●索赔金额方面,消费者和企业委托,哪个更多?

王海:索赔总金额上消费者更多,个案上企业多。比如美容仪退一赔三,总共一万多块钱,企业打击造假窝点的,一个案子可能索赔就几百万。消费者总数在这,企业案件虽然没有消费者数量多,但是每一个案件都可能索赔几十万到数百万都有可能。

●你曾说过索赔金额达到百万,才能对外说是你的学生,有这回事吗?

王海:对呀,这是仅就买假索赔业务来说,不是所有业务。因为买假索赔需要案件积累,类似一万小时定律,没有积累很难学会打假。当时说如果来学习是ok的,但是如果要对外说是我的学生,怎么也得给我索赔回来一百万,可能是一百个案件或者是多少个案件,才能对外去说,否则我觉得没脸见人嘛。钱不是考量你成不成功,而是是考量是否掌握技能,如果连一百万都索赔不回来,我觉得没有资格说自己是打假的,更没有资格说是我的学生。

●2019年,市场监管总局提出要依法严厉打击恶意举报非法牟利行为。这之后,你的职业打假业务受到了哪些影响?

王海:没有影响。从我们角度来看,社会上确实存在很多假打行为,就我们掌握的情况,可能假打人员百倍于真正的打假人。

假打严重损害、抹黑了打假的形象。实际上真正的打假,证据都很确实,有助于节约行政资源。比如耐克气垫虚假宣传事件,我们都把证据做了保全,当时的工商局罚了企业487万,还给了我们奖金,真正的打假监管部门没有理由反对。举个例子,你把小偷人赃并获扭送到派出所,警察能不欢迎吗?这叫节约行政资源、见义勇为,打假是同样的道理。

现在很多人分不清打假跟假打,这是两回事,很让人遗憾。

●有没有一些家乡生活的片段和人物对你的性格和职业选择产生影响?

王海:没有什么太深刻的影响。老家是城阳,小时候住在齐东路,信号山附近。小时候在老城区呆的时间比较长,印象深刻的就是洗海澡,逛即墨路市场,主要都是玩的事情,印象比较深刻。

我做事的原则很简单,不管做什么工作,正当性原则,不偷不抢不骗,必要原则,比如这么多网红,打谁;合理性原则,就像津成这个事情,他卖假电线一年赚那么多钱,赔偿5万合理还是100万合理?合法性原则,做事情必须在法律范围内。只要遵循这几个原则,我觉得做什么都ok。

●对于青岛这些年的变化有什么感受?有没有想过回到家乡投资发展?

王海:青岛变化很大,也成了移民城市,房子也很多,越来越现代化。目前还没有青岛布局的打算。

●从事职业维权也已经超过20年了,各种风风雨雨下来,心态上有变化吗?

王海:今年本命年了,这些年心态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可能是完美主义,看到什么不好的都要说出来,都要想办法通过自己做一些改变,现在也会做,追求有限正义,要更加理性、建设性,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去追求有限正义,当年可能看到什么都要去打。

●目前您公司专门从事打假维权的团队有多少人?运营模式是怎样的?

王海:授薪团队有20多人,还有不授薪的项目经理。就案件分成,比如我让你去帮我调查造假工厂,调查获得的赔偿收入分成。

●对于这些年国内的维权环境,你认为最好和最坏的变化分别是什么?

王海:消费者维权来说,国内维权环境最好的变化是退货容易了,比如七天无理由退货。最坏的是维权成本,通过诉讼没有办法获得完全有效的弥补,打赢了官司赔了钱,消费者赔偿过低,既起不到惩罚作用,也鼓励不了消费者维权,消费者维权得不偿失与25年前没有变化。三倍也好十倍也好,还是太少。一些地方法院,一旦提起索赔,有的认定不是消费者。

不可避免惩罚才能有效约束作恶,我想还会有更多法官支持职业打假。未来的职业打假会更光明。

●下一步会更多关注哪个行业或渠道中的乱象?

王海:下一步还是在化妆品、医美、传销这几个领域可能关注多一些,线上线下都有。实际还是以消费者反映问题多少为准,目前这几个领域反映问题比较多。

●除了媒体上的“打假第一人”,你还是企业经营者、法律博主、公益项目理事。众多身份中,您最享受哪一个?

王海:每一种身份都是一个建设者的角色。享受的是建设这个国家的成就感,希望通过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促进国家进步,让社会更美好,这个是最享受的。比如说我们推动了十多年,从退一赔一到退一赔三,从没有500元、1000元起步价,到有了起步价,这是我们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今年我们通过人大代表提议对带货网红的身份做出准确界定,对于视频平台要按照电子商务法规定的电商平台来承担法律责任。

●今后还会继续从事这份职业吗?

王海:可能一直做下去吧。既是工作,也是乐趣。我最近正在筹备公开课,会在微博、头条、抖音、快手给大家普及打假维权知识。打假公开课,我得告诉大家中国的惩罚性赔偿是怎么回事,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惩罚性赔偿制度,更多人站出来“吹哨”,叫停经营者的不法行为。